變更

学兵团先在开封演武厅受训，要求颇严。黄樵松不怕苦累，勤学苦练，测验时各个项目成绩优异。10月底，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学兵团随之开往[[北京南苑]]受训。为了提高训练质量，冯玉祥请来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一批毕业生任教官。学习科目有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简明军律，军歌等等。出操训练，包括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要求人人都会套数，人人都能在杠子上拿大顶，能跑八道阻拦;冬季还要举行野外叠沟比赛。经过两年多训练，学兵们都达到了相当于军校毕业生的程度。黄樵松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好基础的。直到后来他当上师长，还时常到靶场和士兵比赛射击，而且常常弹不虚发。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冯玉祥从苏联回到国内，在共产党人推动下组成国民联军，于9月17日在五原隆重誓师，强调要战胜军阀，达到北伐目的，"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冯玉祥还郑重宣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时，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联军中工作，共产党员刘伯坚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各级也开始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所有这些，都使黄樵松处在一种热烈的政治气氛之下，并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接触，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这年二月初，部队开往新郑县，黄樵松学习31师的政治工作经验，成立了27师抗战歌曲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这支歌曲队曾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为士兵演唱抗战歌曲，鼓舞士气。不久，在我党领导的安吴堡青训班的[[冯文彬]]、[[胡乔木]]等人负责组织下，歌曲队扩大为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共20多人，都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负责人是曲茹。黄樵松十分信赖和尊重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处处关心他们的生活;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员，也十分关心黄政治上的进步。这段时间，黄樵松抗战情绪很高，常常在师部处长以上会议上讲形势，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学习八路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师部机关官兵为房东担水、扫院;军医主动为群众看病。农忙季节还令全师官兵下地帮助农民干活。

1940年初，黄樵松部移防河南叶县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到密报，说27师有共产党人活动。孙连仲受命带着名单到叶县30军驻地召开军官会议，当场逮捕了27师的团长陈扶民、杜新民等七人，交军法处看押，并声言要加以处决。曲茹到桑园找到黄樵松商量对策，黄表示先设法营救，以观事态发展。并说:"如果形势紧迫，我可以把队伍拉走，靠拢新四军，继续抗战。"(同上)曲茹认为此举须请示组织后再定。黄情绪激动地说:"我绝不会做民族和人民的罪人，逼得走投无路，我会杀它一个回马枪的。"(同上)

黄樵松本来就反对打内战，此次率部北犯，更感到愧对祖国和人民。他喟然叹息:"厮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定，人民何日得更生?"(范孟留:关于黄樵松烈士的证言。原件存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1946年9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临汾战役，30军一个旅被全歼。年底，河南新闻界人士到豫西汲县30军访问，黄陪记者考察团到前线，他无限感慨地说:"老百姓犯了什么罪呀!"(王瘦梅:《出师未捷身先死--回忆爱国将军黄樵松烈士》，《烈火永生》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记者问及他内战是谁挑起的?他痛苦地摇摇头，只是回答。"天晓得!"在国民党大造舆论，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的情形下，他的回答也就不言而喻了。

黄樵松身不由己地到了太原，他面对孤城一座，四面楚歌，内心十分苦闷、彷徨。正在这时，他收到了原西北军将领、他的上级高树勋一封信。信中推心置腹地谈到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和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谈到中国今后的前途，"灸心如焚"地关心他这位老友的命运，劝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创造自己的前途。"信后附有注意事项，要求"速派负责人来取联络"。当天，黄在住处(中国银行宿舍)找来27师师长戴炳南。[[戴炳南]]，山东即墨人，自1932年起就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赏识重用，从营长、团长一直提拔到师长。黄对戴深信不疑，向戴透露了"来一个突变"即率部起义的想法。戴炳南表示"赞同"。

查被告黄樵松别号怡墅，自承宇高逆树勋为前第二十六路军旧属长官，在其身边搜获之高逆树勋、徐匪向前允其纳降之复函，亦供证属实，该被告如何排遣王震宇一再持书与徐高款洽以及如何向徐匪提出保存卅军力量、参加山西省伪政权等条件，均历历供认，如会被告王震宇对于奉派以视察匪军布置为名，率传令兵王玉甲星夜偷越警戒线，密与徐匪接洽，亦均直认不讳，并有查获徐匪交其携回之复函，及随其同来洽降之匪帮人员晋夫为证，该被告共同率部降匪之事实已属无疑义，而被告持以辩解着，不过(一)因部队伤亡四千余人，空运援兵未能即到，欲藉和谈缓匪攻犯用以待援;(二)欲藉洽降诱擒匪之高级人员以杀匪势;然无论前者反间诈降，如战略上果有必要，万无不透过上级指挥官之理，即就被告密派王震宇与匪款洽一得匪军允许复信即又星夜赶往与之商谈叛变步骤，其急于投降之情几不可待，就此情形而论，何有缓兵待援之可言?所辩自不足信;至于后者，卷查徐匪复函一再说明派高树勋赴前线与之面洽，高树勋亦函谓已至前线随时可以相晤，果被告为诱擒匪首以杀匪势尽可严密设伏逮擒巨贼，乃竟一再修书密派使者商洽叛变步骤，是其蓄意投匪昭然，若揭，尤难任其饰词诿卸，且其密制白臂章一万二千枚，经阎主任查明系被告备为所部叛变时佩用之标识，则该被告等率队降匪业已着手事实益属彰著，矧黄樵松于被扣后，自知罪重上书阎主任求免一死，内有'见华北战局改观，欲袭阎公降曹之计出此下策'之语，更不啻明白招供。按被高等率队降匪正欲着手实施之际因被察觉迅予制止，就法律观点言当属未遂，然该黄樵松身任军长，一无忠贞;王震宇负责谍报，背弃职守，恶性皆属重大，依法均应处以极刑，俾昭炯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