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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 [[ 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 。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 [[ 袁世凯 ]] 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 [[ 孙中山 ]] 重新组织的 [[ 中华革命党 ]] ，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 [[ 段祺瑞 ]] 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与湘军旅长 [[ 林修梅 ]] 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 [[ 李大钊 ]] 、 [[ 陈独秀 ]] 介绍，加入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 ，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 [[ 中山舰事件 ]] ”后，他逃出 [[ 国民党 ]] 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 [[ 八·一”南昌起义 ]] ，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 [[ 莫斯科中山大学 ]] 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 [[ 海参崴 ]] 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 [[ 江西 ]] 中央苏区，出任 [[ 苏维埃中央政府 ]] 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 [[ 长征 ]] 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 [[ 陕甘宁边区 ]] 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 [[ 洛川会议 ]] ，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 [[ 第二次国共合作 ]] 做出重大贡献。

1948年冬，人民 [[ 解放战争 ]] 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后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 [[ 李济深 ]] 、 [[ 沈钧儒 ]] 、 [[ 谭平山 ]] 、 [[ 郭沫若 ]] 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成立时，在10月1日召开的 [[ 中央人民政府 ]]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 。他和 [[ 毛泽东 ]] 、 [[ 周恩来 ]] 、 [[ 刘少奇 ]] 、 [[ 朱德 ]]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他当选 [[ 人大常委会 ]] 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 [[ 中央委员 ]] 和 [[ 中央政治局 ]] 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 [[ 广东 ]] 、 [[ 杭州 ]] 、 [[ 上海 ]] 、 [[ 南京 ]] 、 [[ 内蒙 ]] 、 [[ 山西 ]] 、 [[ 辽宁 ]] 、 [[ 宁夏 ]] 、 [[ 湖北 ]] 、 [[ 广西 ]] 、 [[ 福建 ]] 、 [[ 江西 ]] 、 [[ 湖南 ]] 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1959年7月参加 [[ 庐山会议 ]] 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