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433
次編輯
變更
鸿门宴
,→整体赏析
这篇文章按照情节发展过程,即以刘邦赴项营请罪为核心,连同赴营以前和逃席以后,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项王许诺”,交代鸿门宴的由来。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 [[ 曹无伤 ]] 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 [[ 范增 ]] 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 [[ 迫在眉睫 ]] ,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 [[ 韩王 ]] 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从“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到“因招樊哙出”,写鸿门宴上的斗争。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 [[ 生彘肩 ]] 。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 [[ 慷慨陈词 ]] :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从“沛公已出”到结尾,述鸿门宴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
《鸿门宴》故事情节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具有相对的完整性。文章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而情节起伏波澜是人物性格发展所导致的。
《鸿门宴》主要塑造了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 [[ 自矜功伐 ]] 的性格。他挟击败秦军主力的胜利余威,带兵进至函谷关,紧闭的关门严重损伤了他的自信心自尊心,因此他遣将击关;入关后听说刘邦“欲王关中”,刺痛了他唯我能霸王天下的自负自尊,于是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的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自矜功伐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作者写项羽听了曹无伤告密之后的反应和听了项伯劝解之后的反应,形成两个极端,把项羽毫无主见,不辨忠奸,既易冲动又易受骗的性格勾画得十分鲜明;写项羽在鸿门宴上既不顾范增再三催促杀刘邦的暗示,又不制止项庄意在杀刘邦的舞剑,还把樊哙的愤激当作豪壮,对刘邦的逃席行为听之任之,处处表现他的 [[ 优柔寡断 ]]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这篇文章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未尝不能 [[ 窥一斑而知全豹 ]] 。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他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 [[ 居中调停 ]] ,其实是 [[ 身入虎穴 ]] ,命运难卜,但非此不足以平项羽之怒,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这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惟恐有所不至: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他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樊哙这个人物,也写得极为成功。他在最紧急的关头出场,一开口就说“与之同命”,誓与在危难中的沛公共生死。作者先写他“侧其盾”撞进军门,表现出他的英武,也表现出他的一腔义愤。进了军门,“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仿佛是一团愤怒的火,照亮了这阴谋四伏的军营。司马迁在这里,更以其明针暗线,写出了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斗争,大大丰富了樊哙的个性。项王赏识樊哙的豪壮勇武,吩咐左右“赐之卮酒”,奉上来的却变成了“斗卮酒”;吩咐“赐之彘肩“,奉上来的却变成了“生彘肩”。一字之增,阴谋毕显。这分别是项羽左右存心捉弄樊哙。不料,樊哙一一挫败了对手的阴谋。大杯烈酒,他“拜谢,起,立而饮之”;那条生猪腿,他“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拜”“起”“立”“饮”四个动作,斩截有力,显示出他对项王的有礼及对揶揄他的群小的无畏。“覆”“加”“拔”“切”“啖”五字,意气飞动,仿佛他切的、吃的不是生猪腿,而是敌人的肉。他咬碎钢牙,把生肉和仇恨一起吞下去。妙就妙在这一切都当着项王的面进行,项王却蒙在鼓里。司马迁仅仅增了“斗”“生”二字,细处传神,把紧张的暗斗,项王的直爽,范增手下人的阴谋,樊哙的 [[ 粗犷无畏 ]] ,充分展现出来。 [[ 刘熙载 ]] 说:“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 [[ 艺概·文概 ]] 》 )两字增华,写活了一个场面,揭示出几个人的性格,只有司马迁才具如此生花妙笔。
《鸿门宴》一文,既再现了历史真实,也提供了高度的文学技巧典范。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重要历史事件、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和典型性。作者善善、恶恶、贤贤、黜不肖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以极其深微而又明显的爱憎笔触,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统治人物。刘邦是一个 [[ 卑鄙狡诈 ]] 而又极其机变的所谓成功人物;项羽则是一个 [[ 粗豪自恃 ]] 、浅听轻信的所谓失败英雄。作者把刘邦、项羽放在鸿门宴这具体事件、具体矛盾中进行描绘,完成传记文学人物的典型性。刘邦、项羽,尽管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描绘的的也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后世却常用来概括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作者在描绘这两种人物性格时,爱憎倾向是十分明确的:对项羽主要的是同情和赞颂,对刘邦主要的是鄙夷和贬斥。这就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后读者情感的向背,使人们的同情都归于项羽一面。
第二,这篇文章善于把巨大的历史事件与丰富的细节描写相结合,善于把生动的场面叙写与细节描绘相结合。文章在对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叙写中,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这样就使人们在千百年后,一提起鸿门宴故事来,许多人物的活跃形象,都如近在眼前。《鸿门宴》一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范例。
第三,这篇文章具有 [[ 周密严谨 ]] 的组织安排。在材料处理上,也能前后相生,具有 [[ 缜密 ]] 的逻辑联系。作者密切依照历史发展,把许多材料,加以精心地选择,并进行了细密的安排组织,使矛盾一环衔着一环,使情节一波推动一波。文章以曹无伤密告起,以曹无伤被诛结;以范增说项羽始,以范增怒项羽终。在处理材料上,作者运用了繁(如闯宴)、简(如诛曹)、省(如张良“具告沛公”)、复(如樊哙说项)各种不同笔法,使其相辅相成,以构成全篇严密无间的逻辑结构,帮助了主题内容的显现。
第四,这篇文章在语言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作者在传记文学著作上,具有独创精神叛逆情感,所以他能自觉地靠拢人民向民间语言学习。许多民间传说与歌谣谚语,都成为作者创作思想与创作语言的重要来源,构成作品的新鲜血液,使文章的语言艺术,推进到中古时期散文的一个新高峰:浅切、明白、活泼、朴实。如“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成语;而“唉!竖子不足与谋!”则是当时生动具体的口头语言。全文的语言风格,也充分说明司马迁操纵运用语言的能力,远远跨过秦及汉初散文语言的既有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鸿门宴》的文学技巧,在整部《 [[ 史记 ]] 》当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它不只是达到了“叙事真而描写切”、“语调整齐,字句锤炼”的境地;它也达到了“理既切至,词亦通畅”(《 [[ 文心雕龙·启奏篇 ]] 》)即神采辞章 [[ 双跻峰顶 ]] 的新高度。有人也用思想清新、文字精美、内容充实、组织周密四点,对整个《史记》的艺术特点作通俗的概括。这种通俗的概括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这篇文章。 [3] [4]
===名家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