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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传法一贯强调推行法制，毕生为之奔走呼吁。姚传法说：“森林事业是国家的事业，森林问题是法律的问题，未有一国政治修明而林业不兴者，也未有一国林业衰落而政治不腐败者。所以森林事业可视为国家治乱盛衰的测验表。因为林业之困难，不在造林育苗，而在管理与保护，所谓造林容易保护难。管理保护，必须施行法律，必须训练警察。森林之管理与保护，不但为法律问题，并且有关人民之公德。种树造林常是为他人谋利益。爱护公园的树木，已成为欧美人民公德训练之最简易、最普遍、最切实的实习过程。我国人民不知爱惜树木，适足表示其公德心之薄弱，没有公德心也就是缺乏法治的精神。”他举例说：“美国从前的政治是非常腐败的。其时美国各地的良好原生林也被一般贪图近利的商人任意摧残，任意滥伐。后来罗斯福总统出来积极造林保林，并提倡保持水土以及保护其他国家资源。……曾公开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宣战，这些人都是袒护滥伐森林的奸商，并与他们狼狈为奸，以图利益之均沾。经过百折不回之奋斗，罗斯福因人民之了解与拥护，终于获得最后之胜利。美国之森林赖以保全，美国之吏治亦同时澄清。以上史实，关系美国之进步与富强至为巨大。”姚传法有针对性地论道：“澄清吏治即是法治之成功，未有吏治不澄清而法治能推行者。……全国之吏治果能澄清，林业自然振兴，法治自然推行矣。”他自称：“我确是法治之最热心的拥护者，同时我也确是片刻不能忘情于我国久被忽视的山地，和正在被滥伐摧残的森林。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一定要厉行法治。” 由于前北洋政府于1914年颁布的《森林法》与南京国民政府所拟定的森林政策不相符合，有必要重新编制，从速颁布。经指定专员另行草拟了《森林法草案》，于1929年1月送请立法院审议。当时姚传法是 [[ 农矿部林政司 ]] 的科长，参加了这项法案的草拟工作。其后经立法院修正通过并由国民政府于1932年9月公布的《森林法》对原《草案》并无重大修改。通过这项法规可以大致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的林业政策，从中也可窥见姚传法的法制观念。后来，他在1944年9月发表的《森林法之重要性》一文中强调：“森林法为国家大法之一，在目前森林破坏影响国本之时，其重要性应与民法、刑法、土地法相比拟．”“森林法应具特种刑法之性质，侧重于强制执行造林、保林之各项办法。”他主张“森林法应力求简单，务使每条条文家喻户晓，发生最大的效力。”他颇有感触地写道：“皇皇《森林法》公布多年，迄未见诸实施，多年来不但一般人民不知有《森林法》，即连大学农学院、法学院以及农林专科学校，亦未将《森林法》列入必修课程，甚至选修课亦未采列，尤可痛惜！”他的这番议论，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