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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讲到，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靠国家经营，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张楚宝]]曾于1939年3月12、13两日在[[重庆]]《中央日报》上撰写《实行总理的森林主张》一文，加以阐扬，并提出不应将关系农田水利国计民生的国家森林资源让私人去开发。姚传法对此观点表示赞许，乃由他和张楚宝联名将此文重新刊载在1940年3月1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他后来又于1941年10月撰写《民生主义的森林政策》一文，阐述“林业有永久循环之特性，应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欲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工业，消弭水旱，增加农产，必先利用占全国土地总面积半数之荒山，大规模积极经营森林。”他还提出“打破封建自私的势力，将全国大规模山林一律收回国有，用科学化、技术化的方法，直接由政府经营管理，使遍地森林、循环滋生，全国人民，子子孙孙，永享其利。滥伐早伐，必宜禁绝，森林法令，必应实施，专门人才，为国家至宝，必须培植爱护；研究试验，为进步基础，必须迎头赶上。”姚传法痛感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天然森林]]多被权贵豪绅霸占滥伐，于1943年在《森林与建国》文章中语重心长地写道：“黄河之所以不清，所以变成‘黄祸’，就是因为两岸水土冲失，没有水源林保护之故。长此下去，西部南部的森林继续滥伐净尽，大好的[[长江]]、[[珠江]]，不久也一定会变成与黄河相似的害河！”这并非他危言耸听，他的精辟警句，今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察觉和共鸣了。他在《民生主义的森林政策》一文中主张“今后林政，必宜依据森林国有国营之中心政策，着重实施，深入林间，深入民间，分区设立国有林区管理局，同时大规模训练森林警察，切实执行森林法令，以指导民众保护山林，必要时并宜实施兵工造林，以维治安，而固边防。”[[重庆 ]][[ 国民政府]][[农林部]]先后于1941年7月至1944年1月，在川康陕甘滇5省陆续成立了国有林区管理处9处，这与林学界的呼吁有关。可惜县花一现，抗战胜利后，大都相继停办，默默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