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觀北大》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我觀北大》是魯迅先生寫的一篇雜文。 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幾句話。（點明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據一位教授②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鐘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但這些名論，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麼，也就算了，人那裡顧得這些事。（在寫關於北大的評價前，先敘述自己和北大的關係。）
原文及解析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此段敘述作者被謠言別有用心的指為「北大派」，作者表示接受，即原文所謂「也就以此自居了」。為後文對北大進行評價做鋪墊。）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着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此段是對前文作者接受「北大派」這一做法的補充說明。）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里去，也還是也就算了（此段接前文作者欣然接受「北大派」的意思，並以此為契機對北大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評價，即後文列舉的兩點「理由」）。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理由一，後文為對此的詳細闡釋）。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理由二，後文為對此的詳細闡釋）。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③的招牌來「作之師」④，並且分送金款⑤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⑥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裡做總長⑦，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此段是作者對北大的總體評價，也是作者對北大的希望。）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⑧，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最後總結全文。）
十二月十三日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
②指高仁山。
③「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起草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由段祺瑞發布。
④「作之師」：語見《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⑤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因法郎貶值，堅持中國對法國的庚子賠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顧當時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從作為賠款抵押的中國鹽稅中付給債款後，收回餘額一千多萬元，這筆款被稱為「金款」。它們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軍政開支外，從中撥出一百五十萬元作為教育經費，當時一些私立大學曾提出分享這筆錢，章士釗則堅持用於清理國立八校的積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⑥彭允彝：字靜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北京大學為了反對他，曾一度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又因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為卑鄙」，也宣言反對他擔任教育總長，與教育部脫離關係。所以這裡說「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⑦暗地裡做總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眾為要求關稅自主，舉行示威遊行，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並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稱：「幸天相我。局勢頓移。所謂鳥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實那時段祺瑞並未下台，章士釗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務。
⑧章士釗當時一再壓迫北京大學，如北大宣布脫離教育部後，《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謠言，進行威脅；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停發北大經費。[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