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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培明（英語：Yan Peiming，1960年－），是一位中國藝術家。出生於上海。是最具國際知名度、最早進入西方藝術界和藝術市場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之一，以黑、白、紅單色巨幅肖像享譽藝術界。第一屆藝術與設計大獎賽獲選人。他以犀利有力、細膩且悲劇性的筆觸刻畫不同個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進而探討人類發展進程中的戰爭、貧困、不公、生命、死亡等社會命題的深意。1991年其作品進入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後多次在歐洲著名機構舉辦個展，並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里昂雙年展等眾多國際大展。2009年，他成為第一個在羅浮宮舉辦個展的在世當代藝術家，作品由羅浮宮永久收藏。同年獲得法國騎士榮譽勳章。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新作《上海的孩子》代表法國在國家館外展出。
生平
• 1981年 移居法國第戎 • 1986年 畢業於法國第戎國立美術學院 • 1988—1989 年 在法國巴黎造型藝術高級研究院學習 • 1993—1994年 在義大利羅馬法蘭西學院學習。 • 1995年至今 任法國第戎國立美術學院教授 • 現居法國
作品風格
嚴培明的作品，以巨幅黑白肖像為主，一看之下令人震撼、令人心生恐懼。這些人物的面部，被狂野地恣意地塗抹出來，仿佛木乃伊，仿佛曾經在S&M遊戲裡被橡皮或皮革面具拉伸變形了，詭秘怪異、似是而非，陰暗、憤怒、恐怖、充滿力量的同時讓人悲哀。
相關評論
嚴培明的「悲慘世界」[1]
上海世博園法國館前面，排成長隊等候的人們隔着波光粼粼的水池或許就能望見，21塊鋼質畫板上有42張孩子的臉，或嬉笑，或哭泣，或恐懼，或平靜地與遊客對望。當移動到足以看清作品全貌時，人群中開始有人小聲議論起這些孩子的來歷。
沒有醒目的作品介紹，沒有詳細的文字說明，嚴培明黑白筆觸下的《上海的孩子們》，是迄今將700多萬名遊客引入法國館「感性城市」的第一件藝術品。
1999年，嚴培明在巴黎先賢祠舉辦個展《混血兒們的祭壇頌歌》。那是他於1996年創作的21幅索維託兒童肖像、21幅留尼汪島兒童肖像，以及1999年創作的21幅奧比維利耶兒童肖像。63幅黑白單色的兒童巨幅肖像懸吊在半空中，從室外延伸至室內，凝成先賢祠祭壇上的莊嚴。
這一次，一樣的尺寸，一樣的黑白色調，一樣的冷靜嚴肅的視角，這42幅來自上海民工家庭的孩子的巨幅肖像，被認為是11年後的上海續篇。這些孩子跟隨着父母從農村來到大上海，攜着父輩的城市夢，很可能不能正常上學，時常面對來自社會中層的歧視、社會底層的暴力……他們臉上的疑惑、驚懼，明明白白映照着他們面對的這個陌生世界，而嚴培明試圖用畫筆，照出他們「赤裸的人性」[2]。
這個出身在閘北區當年所謂「下只角」、父親是職業殺豬者的上海畫家，是近年藝術品市場上最強勁的一匹黑馬。根據胡潤2009藝術榜公布的數據：2007年嚴培明作品的總成交額是3620萬元，2008年則是7363萬元，漲幅高達103%；而2008年，中國前50位上榜藝術家的總成交額整體縮水25%。他的三件作品《毛澤東——中國的硃砂5》、《在我畫室中的肖像——父親及毛澤東》、《銀色的李小龍》在2008年分別拍出1124、867、693萬元。所以，一位在拍賣行操練了二十多年的老莊家告訴記者：「嚴培明，可以買。」
「口吃是我創作的最根本動力」
2009年2月，嚴培明在盧浮宮舉辦個展《蒙娜麗莎的葬禮》。在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相距30米的展廳正面，嚴培明以類似投影的方式，用灰色的筆調延伸了蒙娜麗莎身處的神秘背景。展廳兩側，是垂死的嚴培明注視着對面牆上他已逝的父親。
「不裝死，怎麼能進盧浮宮？」嚴培明調侃着這幅自畫像。盧浮宮以古代藝術收藏聞名於世，現代藝術作品能夠拋頭露面的機會實在屈指可數。這次個展，使得嚴培明成為第二位躋身巴黎盧浮宮舉辦個展的藝術家——上一位，是上世紀的畢加索。
嚴培明在上海度過了生命前20年。在他的童年記憶里，口吃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口吃是我創作的最根本的動力」，在那個為了抵擋一切嘲笑挖苦而把自己封閉起來的世界裡，他在「拚命尋找另一種不用開口就可以說出自己的表達方式」。慢慢地，他似乎發現了屬於自己的語言，發現了另一個世界。
他開始在板報牆上狂熱地塗塗畫畫，要麼回家為父親畫肖像。第一張素描是對着一張模糊不清的工農兵海報臨摹，第一張色彩畫畫的是四川路橋。漸漸地，他跟一幫年紀相仿的小兄弟呼嘯成群，學習畫畫，崇拜的偶像是當時上海灘的風雲人物陳逸飛、夏葆元等等。在18平米的家中，因為他占用了唯一的桌子畫畫，一家人站着吃了兩個星期的飯。
「我就是一個畫家，只喜歡畫畫。」自從找到了另一個世界裡的這種美妙語言，他再沒想過自己會有第二種人生。
1981年，21歲的嚴培明沒能如願考取上海工藝美院，但他不願意就這樣丟下畫筆。帶着自己的秘密語言，他飄洋過海到了法蘭西，投奔在那裡謀生的舅舅。一落地，先去皮包工廠做工——舅舅能做到的，是讓他成為制包匠；接着去餐館裡洗碗打雜；巴黎美術學院又拒了他，這種種失意、艱難和孤苦，他早已習慣。
失意將他領進距巴黎3小時車程的第戎美術學院，這是林風眠曾經求學的地方。嚴培明不止一次講起：「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第戎是座頗有貴族氣息的小城，活躍着一群引領當代藝術的先鋒者和評論家。當巴黎美院的學生還在亦步亦趨畫蘋果時，第戎美院連教繪畫的老師都已經去做行為和裝置藝術了。
學裝置的嚴培明卻一門心思放在架上繪畫：「繪畫是很難的，因為這語言太古老了，大家都懂一點，你要是沒有自己的特點和想法很難出來。裝置是屬於觀念的東西，狡猾一點多半可以做成。」嚴培明當然選擇難的。他早年從口吃悟出的秘密語言開始發酵，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視角、切入點和力度。
「我確實是以一個孤兒、流浪漢的身份和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這種生活上的『漂流』帶給我的是一個獨立思考、發現自我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才能實現一種創作上的自由，發展我自己獨一無二的語言。藝術家要靠自己的觀點、手法、語言在畫布上說。」
放棄色彩，歸於黑白
嚴培明的作品，給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是永遠單調的色彩：黑與白。正如他在每一個作品裡只願意講一個故事一樣：「這樣的方式會被人們記住多一點。」用最簡單的語言講清楚，由強烈對比造成視覺衝擊，是他的作品最獨特的表現力。
嚴培明在法國求學時，西方後現代主義正在崛起。紐約漸成現代藝術中心，歐洲的一批新銳藝術家開始反思，對藝術的地域性、多樣性進行系統梳理，並在傳統上尋找忽略和遺忘的遺產，一批人開始重返架上繪畫。嚴培明的腳步，正踩在西方後現代的頻率上。
1985年，嚴培明決定捨棄彩色。他說這是上海人的小聰明：「處理顏色問題有一個困難，當你面對它時，所有大師的影子都會籠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偉大。我是一個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畫單色。」
他的畫面變得單純，尺寸卻被極度放大。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油畫部經理尤永這樣形容嚴培明作畫時的狀態：「他把繪畫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他作畫的過程像是一場搏鬥，他不是在描繪、塗抹或揮灑，他舞動着長刷子直接攻擊畫布、嘭嘭作響，顏料飛濺。」他將自己與畫布置於一種攻守關係中，一陣進攻之後，再退後出局，遠遠地望着，謀劃着下一步的進攻方向。
在他大尺寸的畫布下，總是涌動着粗礪狂放的筆觸和無與倫比的力量。1983年參觀荷蘭梵高博物館時，他特地買了幾張海報，趴在一邊數起梵高作品上的筆觸。他盤算着，自己得在更大的畫布上塗抹多少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這時候他決定開始用更大的刷子，甚至幾把綁在一起的刷子。他說，「大尺寸的作品給人的視覺衝擊是巨大的。」這個經驗，來自中學時代臨摹大字報。
一位阿拉伯王子曾邀請嚴培明為他畫一幅小尺寸的李小龍像，但他以李小龍只演過大銀幕電影，沒演過小熒屏電視為由拒絕了。嚴培明喜歡畫大畫，因為那是「能讓人走進去的東西」。
策展人侯瀚如說：「嚴培明是這個時代最堅定和最不妥協的畫家之一，看他強有力的作品，讓人充分感受到緊張和衝突的力量，並意識到藝術與人生的密不可分。」
我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在單色調的筆觸下直面死亡，是嚴培明偏愛的主題。他在蒙娜麗莎葬禮的背景里加了無數骷髏，也把骷髏畫在美元上。「面對死亡，你不能逃避。沒有人能逃避死亡。」在自畫像里，他常常躺在棺材裡，或是吊在繩索上，或者直接就是一具骷髏。
嚴培明是在父親去世後開始真正意識到死亡這個命題的。「當一個人開始懂事的時候，身邊就陸續有人死去了，你會接觸到殯儀館、火葬場。當父母去世的時候，你會突然醒過來，意識到，快輪到你了。」這之後，他開始了大量的關於死亡的創作。
他想象中自己的死亡是這樣一個姿勢：「兩腳一伸，蓋塊白布，這個姿勢是世界上最普遍、最簡單的。」他還為自己的棺材畫了兩個手柄，「這個手柄一伸就送進冰箱了。」
但死在嚴培明的筆下永遠敵不過生的誘惑。「我倒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2008年，在美國的Life Souvenir個展上，他把為美軍陣亡將士所作的肖像掛成一排，在對面掛上一組鮮紅的新生兒的畫像。走入展廳的觀者，被置於生死的界限上，多少感到難以呼吸，最後總是更多地被紅色那一面的生命所牽動。
在另一次展覽的一幅自畫像中，嚴培明脖子上套着繩索，但椅子尚未踢掉，眼睛仍在掙扎着轉動。「有的時候很不想活了，但是生的欲望總是大過於死。」
生高於死，這想法在他年少時就懵懂出現。嚴培明那時的夢想，除了去電影院畫海報，就是給逝者畫遺像，想着「只要有人死去，我就有工作」。他將生死糅在一起，變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1日，嚴培明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舉辦了個展《童年的風景》。空曠的展廳里，34幅印刷在半透明旗幟上的巨幅兒童肖像倒懸在半空中，在鼓風機的巨大引擎聲中嘩嘩作響。
旗幟上的這些孩子都是被遺棄在醫院裡的孤兒，身上滿是紗布、管子，驚恐地瞪着你，跌跌撞撞，充滿掙扎。在鼓風機的吹動下，他們的臉在一個個瞬間扭曲成不同的表情，吶喊，哭泣，麻木，追問，千瘡百孔，無依無靠，在列列作響的旗幟間向世界傳達生的苦楚和悸動。
每天閉館後，鼓風機停止了工作，一面面旗幟垂落在灰暗的背景中，孩子們乾癟了，安睡了，一切的悲傷、恐懼和憤怒都靜靜消散，四周寂靜，如同一座墳墓——嚴培明為這個作品起名「下半旗」。
當新的一天來臨，這些低垂着的孩子們又會重新獲得生命，殘酷而痛苦，繼續敲打着參觀者的靈魂。像是生命與死亡的輪迴，只是死亡的那一段，只有嚴培明獨自品味。
我的標準是定在最頂峰
像許多藝術家那樣，嚴培明說，拍賣行里數字的漲跌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過着很簡單的生活。能養活自己，我就很滿足了。拍賣行跟我無關，這些東西都是二手市場。」所以，因為2009年拍賣總成交額不足700萬元而跌出了「2010胡潤藝術榜」前50名這樣一條消息，對他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
然而對於自身的藝術價值，他的判斷相當準確。2005年第一次回國做個展時，嚴培明在展覽序言中寫道：「我的標準是定在最頂峰的，要做受全世界公認、在全世界有影響的藝術家。我現在還沒有進場踢球，還在坐冷板凳；我的路還沒有開始，還在做準備工作。」而2009年做完盧浮宮的展覽後，他已經「偶爾從冷板凳上站起來，開始上場了」。
從1987年完成第一幅毛澤東的巨幅頭像，到1991年在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第一次個展，旅法求藝10年的嚴培明，借着毛澤東在西方的影響，叩開了西方藝術界的大門。他說：「通過他的歷史，我的故事剛剛開始。」
嚴培明從不掩飾自己對毛澤東的熱愛，由於80年代初就已離開中國，他從未接觸過文革反思的時代，「我對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個時刻。我刻畫的毛總是正面的，展現其巨大力量的。」
類似的力量也存在於懸掛在第戎火車站的《李小龍》上。初到法國時，嚴培明經常和華人工友去電影院看李小龍的電影，這位窮人的英雄給了漂泊異鄉、半工半讀的嚴培明生活的信念。2004年，他分別在法國巴黎和德國曼海姆舉辦了以李小龍為主角的《猛龍過江》個展。
以毛澤東像出名，又先後畫過希拉克、普京等政治人物，嚴培明並不喜歡被稱為「政治畫家」。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記載歷史的「歷史畫家」，但他敏感。
2008年，美國大選尚未揭曉時，他就已經完成了奧巴馬的巨幅肖像，「我知道他會贏」。在奧巴馬的就職典禮當天，白宮舉辦了一個關於新總統的藝術展，顯要位置擺着嚴培明的作品。在2009年舊金山的個展《Yes！》上，這幅奧巴馬的肖像又成為了伊戰陣亡士兵和新生兒群像的旁觀者，「他需要士兵，需要美元，更需要新生兒。」
嚴培明始終保持着規律的、相對隔絕的生活，每天泡在第戎工作室十幾小時，很少應酬。陪法國總統訪問中國，他說「跟班湊合湊合」；摩洛哥王子想訂他的畫，他說「必須在我的工作室畫而不是在王宮」，所以就有王子下駕光臨他那工廠車間一樣的畫室的故事。
黑與白真的有意思
一月初，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就職典禮當天，白宮舉辦了一個關於奧巴馬的藝術展，展會的顯要位置擺放着中國藝術家嚴培明為奧巴馬畫的巨幅油畫，這是幾個月前美國一家基金會預訂的。
2009年2月11日，巴黎羅浮宮敞開大門，迎來了有史以來第二次現代藝術大師個展：嚴培明——「蒙娜麗莎的葬禮」。眾所周知，法蘭西的藝術寶庫——羅浮宮博物館展示着法蘭西為之驕傲的先輩大師們的古代藝術收藏，現代藝術作品得以拋頭露面的機會實在屈指可數。這次個展，將使嚴培明成為自上世紀後第二位躋身巴黎羅浮宮個展的大師。而那個前無古人的第一位，是畢加索。
失意的幸福之選：第戎
第一張素描是對着一張印刷模糊的工農兵形象臨摹，第一張色彩畫畫的是四川路橋的風景（不太通），畫得灰灰白白不知所云……漸漸地知道了這是自己所鍾愛的藝術，漸漸地與一幫和自己經歷相仿的小兄弟們掌握了繪畫技術，並有了專業功底，有了很崇拜的偶像，譬如陳逸飛、夏葆元等等。上海工藝美術學校的拒絕是嚴培明至今常掛嘴邊的詼諧話題。其實，幾年以後，那幫一起畫畫的小兄弟，為了爭脫這座學校留給他們的束縛，付出了與求學相同的氣力，當然這是另外的故事了。
20歲擁有錳鋼十四型自行車的嚴培明，有一位在法國生活的舅舅。在巴黎，舅舅所能做的只是可以讓他成為制包能手，其他只能靠自己開拓。巴黎美術學院用另一種方式拒絕了這個來自東方的藝術聖徒（雖然十年以後他被任命為巴黎美術學院藝術委員會主席）。失意把嚴培明帶到了距巴黎3小時車程的第戎，第戎接納了他，讓他成為第戎美術學院的學生：「在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嚴培明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說過。另一位大師林風眠也是在這所學校求學成長的。
在法國，第戎是一個具有貴族氣息的小城，有着一群引領當代藝術先鋒意識的評論家與活動家。正是他們，將第戎美院變成了藝術大師的搖籃。當時的巴黎美院還在教人畫蘋果，同一時期，第戎美院連教繪畫的老師都去做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了。學裝置的嚴培明一門心思放在架上繪畫：「繪畫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繪畫的語言太古老了，而是大家都懂這個語言，你要是沒有自己的特點與想法是很難出來的。裝置是屬於觀念的東西，狡猾一點都可以做到。」第戎美院讓嚴培明懂得了繪畫要表現什麼的重要性，讓他慢慢地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對繪畫的看法。「藝術家的成長要靠自己的觀點、手法、語言去表達自己所要說的東西。」嚴培明如是說。
色彩的逃避之選：黑白
嚴培明到法國求學時期，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崛起的時期。二戰後世界文化重心漸移美國，紐約成為現代藝術重鎮。歐州戰後重建之後，新銳藝術家開始重新思索藝術屬性，對前一時期藝術的表現物化進行了反思，對藝術的地域性和多樣性進行了系統考量，開始尋找在傳統中忘卻了的東西：留戀——模仿——再造，重新回歸架上繪畫，在繪畫中尋求自己的語言方式。正是這一時期，嚴培明踏在了後現代主義命脈上，嚴氏語言開始在世界藝術舞台大聲說話。
1985年，嚴培明捨棄了彩色，專注於黑白，對此他的解釋是「每當你調顏色的時候，總有前輩在你眼前出現,於是用這樣的方式『逃避』跟大藝術家的碰面。上海人有小聰明，你跟他們碰面的話，很傻，避開他們尋找自己的天地。」於是色彩不見了，嚴氏繪畫語言否定色彩，迴避色彩，使畫面變得單純了，尺寸被無限放大，視覺衝擊力加強了，兩種東西，兩個極端，單純而巨大。創造過程類似行為藝術，舞動着長刷子，肆意揮灑，顏料飛濺，整個過程像是一場搏鬥。
以極快的速度完成一張大畫，在塑造形象的同時解構形象，在偶像崇拜和偶像攻擊之間游離，用單純的方式在強化表現性的同時，也部分消解了繪畫的語言難題，把畫室中的肖像畫創作變成了引起公眾關注的藝術行動計劃，並且保留着與畫布對抗的全部痕跡。著名策展人候瀚說：「嚴培明是這個時代最堅定的最不妥協的畫家之一，看他強有力的作品，讓人充份感受到緊張和衝突的力量，並意識到藝術與人生的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