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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海懷仁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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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懷仁堂，是中南海內主要建築之一，位於豐澤園東北，原為儀鑾殿舊址。儀鑾殿於光緒時用三年的時間建成，慈禧太后遷入居住並在此殿召見大臣並處理政務。
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后把從事過變法維新的光緒皇帝囚禁於瀛台，自己就在儀鑾殿親自訓政，使得儀鑾殿取代了紫禁城成為實際意義上的政治中心。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儀鑾殿被火災焚毀，重建的宮殿名為佛照樓。[1]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將此樓改名為懷仁堂，並在此接見外賓、接受元旦朝賀。北洋政府結束後，懷仁堂長期閒置，成為當時北平市政府舉辦集體婚禮的場所。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懷仁堂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懷仁堂成為中央政府的禮堂，經常舉行各種政治會議和文藝晚會。
結構特徵
懷仁堂正門位於南側，進門後為前廳，北接禮堂，可供上千人開會。禮堂東西兩側各有一休息室。禮堂北有一門，進門為懷仁堂正廳，正廳北門通往後花園。
歷史變革
清朝光緒11年（1885年），慈禧命醇親王奕譞在此處開始營造儀鑾殿，費用主要由各地海關關稅中提取，光緒14年（1888年）落成。此後，儀鑾殿成為慈禧日常起居之所，由於她才是清朝實際統治者，故儀鑾殿也因而取代養心殿，成為清朝實際權力中心。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燕京，儀鑾殿被聯軍統帥，德國的瓦德西元帥占用，成為聯軍指揮部，但在1901年4月18日，該殿因為瓦德西所雇中國廚師用火不當，起火焚毀，導致一名德國人喪生。但也有指責此火為德國人所為者。[2]
1902年慈禧回都後，耗資500餘萬兩白銀對該殿加以重建，改名佛照樓。1908年，慈禧病逝於此。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大總統袁世凱將此樓改名為懷仁堂，並在此接見外賓、接受元旦朝賀。袁世凱死後，靈堂設於此處。其後黎元洪、徐世昌也沿用懷仁堂。曹錕就任總統後，將懷仁堂改為眷屬居住場所。北洋政府結束後，懷仁堂長期閒置，成為當時北平市政府舉辦集體婚禮的場所。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懷仁堂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懷仁堂成為中央政府的禮堂，經常舉行各種政治會議和文藝晚會。1953年，為籌備亞太和平會議，周恩來親自製定了翻修方案，將懷仁堂改建為中式二層樓閣樣式禮堂。其後又多次進行翻修。
歷史事件
1930年——中原大戰：「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各派反對蔣介石的勢力聯合推選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
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
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懷仁堂簽字；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
1955年——懷仁堂授銜，毛澤東代表中央政府授予十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元帥軍銜；
1958年——反教條主義：劉伯承被打倒，成為批判對象；
1967年——二月逆流；
1976年——懷仁堂事變：「四人幫」被逮捕，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
相關介紹
[1]沒有上課鈴，沒有班長喊起立，一句「開始吧」,中南海的集體學習課在懷仁堂一上就是近11年。至今共有100多名老師來到這裡，給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內的高層官員上了80多堂課,平均每隔45天就有一堂課。誰有資格走進中南海講課？中南海里的課又是怎麼上的呢？
講課不是做報告,更不是匯報工作，沒什麼禁忌
上課的「教室」設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個會議室。「課桌」由一圈圈同心橢圓形的桌子構成。一般情況下,聽講人數約有五六十位。「學生」按由外向里、由後到前順序,依次是各部委領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坐在最內圈的前頭,講課專家在其對面。
講義被印成放大版,人手一份,「每講到翻頁處,總能聽到齊刷刷的翻頁聲」。在這裡授過課的時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教授陳雪薇回憶說:「外界可能認為這樣上課是務虛的,事實上是非常實際的。我們都掌握了材料和實例,不是做報告,更不是匯報工作。好比老師們在辦公室討論問題一樣,沒有什麼禁忌。」
武漢大學教授周葉中也表示:「領導們看問題的角度非常實在，在他們眼中沒有什麼敏感話題，也沒什麼禁區，談的多是熱點，討論非常熱烈。」
整個學習時間一般在120分鐘左右。通常有兩位講師，每位講師按照既定計劃各講40分鐘,之後30分鐘用於討論和提問,最後由總書記總結髮言，再宣布學習結束。
中南海的課程表涉獵面極廣,其中經濟、法律議題出現的頻率最高。此外,軍事、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熱點話題也是不可或缺的內容。
「學生們」聽得非常認真，不時做筆記
走進中南海,成為不少老師們履歷中的重要一筆。這些被外界稱為「中南海講師」的老師，來自全國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各自領域中的佼佼者。他們有時會耗時半年備課，只為給為數不多的「學生」上一堂主題課。
周葉中是「中南海講堂」的「首批講師」。這位年輕的博導當時並沒想過自己能在39歲這一年走進中南海授課。
2002年12月12日，正在學校上課的周葉中接到司法部電話，要他立即北上京城接受一個課題。周葉中到了北京後才知道，課題是給政治局領導做憲法講座。給周葉中備課的時間並不長，用他的話說「準備時間很匆忙」。當時還有其他幾家著名院校也在爭取這個課題。
「我和社科院、人民大學的專家分頭做這個課題。接到任務的第二天我就返回武漢寫講稿，5天後把初稿交到了司法部。司法部領導決定讓我在吸取其他學者講稿優點的基礎上，將講稿修訂完成。」周葉中說。
在幾輪試講中，至少有十幾位部級領導和專家來聽。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研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法制辦等單位領導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我對講稿進行了反覆修改，可以說這個課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據《小康》雜誌報道,在為政治局委員正式講課前,一般會進行三輪試講,「起碼是兩輪,課題組成員、相關部委領導和中辦、中研室負責領導都會參加試講。對於試講者的音高、語調、語氣、語速等諸多演講要素都會提出指導性建議,直到大家基本滿意為止。」
時間已過去十多年,但2002年12月26日的那次講課,周葉中仍然歷歷在目。
那一天,這位武漢大學的年輕教授坐着一輛黑色的轎車,跟隨着警衛引導,緩緩駛進了中南海西門。下午1點20分,他來到中南海懷仁堂一個不算大的會議室。1點45分左右，領導們陸陸續續地來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走進會場,老遠就招手示意,並連聲喊「老師好」。走近後,溫家寶緊握着周葉中的手說:「我們今天來聽你的課,都是你的學生。」
到了1點50分,大家都到齊了。
「大家對學習都很認真,很積極嘛,那我們就早點開始吧。」周葉中記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說了這句話後,第十六屆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就提前10分鐘開始了。
上課時間是下午兩點，原計劃講兩個小時，再討論一會兒，四點半結束。不過，這堂課後來因為討論得很深入，「拖堂」了，課程被延長到了下午5點多。
「領導們聽得非常認真，不時做筆記。課講完後，就有關問題還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深入討論。胡錦濤同志在課後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講話，談學習的重要性。」周葉中回憶。
周葉中參與講課的這次學習活動，是當時那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第一次。集體學習由此開了個頭，並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了下來。
半數以上講課老師都有「洋」背景
徐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2006年，他走進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體學習作講解，主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徐勇表示，想要走進中南海，首先要在某一領域裡有所建樹，政治上也要可靠。相關部門對主講人有一系列的評估程序，通過後才進入準備階段。
據了解，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的確定主要有兩個途徑：一類是高層領導根據自己的關注親自點題，另一類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等相關課題組人員根據當前熱點問題進行篩選並報批。
到中南海講課的老師半數以上都擁有海外留學或擔任海外訪問學者的背景。從每堂課的講師配置來看,常常是由兩名老師同時授課,年齡結構上「老、中、青」兼備,主要集中在45至55歲之間。
定好人選後，給老師們的備課時間並不一致。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周弘在2007年11月接到了來自人社部的電話通知,此後半年他都在緊張地準備。周葉中則只有15天時間備課。
進中南海授課，在程序上主要由推薦主講者、選拔主講者、撰寫初稿、幾輪甚至幾十輪討論修改、定稿、正式講課座談等環節組成。
從運作機制上看，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研室和相關部委機構共同牽頭組織，先協商出一個意向性的題目，然後報中央有關方面審批，批准後再確定主講人。比如法治方面主要由司法部具體組織，其他有關部門參與；而外交方面主要由外交部具體組織。
徐勇說，自己所做的是系統地對某一問題進行介紹，將來龍去脈以及發展趨勢闡述得清楚全面，而不是宣揚自己的觀點，可以說是重在講解而不是講課。
在這次經歷中，最讓徐勇感動的是領導的人情味兒。
「老師們的緊張在所難免，在上課之前，領導們會過來跟大夥聊天，說說輕鬆的話題，大家也就放鬆下來了。」徐勇說。
徐勇認為，這種集中的學習方式制度化地延續下來，是中央領導做的一個很好的表率，可以給地方學習借鑑。建設學習型政黨，中央領導帶了一個好頭。
學習內容已成為透視中國的一個窗口
由於中央政治局每次集體學習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因此海內外的觀察人士已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內容作為透視中國動向的一個窗口。
「對於政治局的官員來說,這種講課當然是有好處的。雖然黨小組也有各種各樣的學習,政治局也有其他的讀書會,但是據我所知,集體講課學習的形式只有這一個。可以說,通過這種學習,政治局獲得了相關知識的儲備。」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指出,一個政策的修訂、出台,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除了知識儲備之外,還需要反覆地考量和商討。「選擇一個課題進行學習,說明政治局對這一領域比較關心,它帶來的是長期收益。」
「集體學習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不過以前只學法律,就叫法制講座。1989年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後基本上是每年舉辦1至2次,每次是一個人主講。」在中央集體學習形成制度前,就參與了兩次法制講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解釋說。
而講師們把到中南海授課看成是使自己的所學所研發揮影響力的途徑。兩次走進中南海上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就曾表示:「經濟學家影響政策通常有三個途徑:第一,做行政官員,把自己對經濟問題的思考轉為國家政策；第二,給政府做顧問；第三,做研究並發表相關的文章和報告,潛移默化地影響決策者。」在中南海授課無疑是第二種和第三種路徑的最好結合。
另外,「中南海講堂」上也衍生出副產品。比如曾經在央視熱播的紀錄片《大國崛起》就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頗有淵源。
據《大國崛起》總編導任學安回憶,2003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他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里播報了這條新聞，因此產生了做相關紀錄片的興趣。該紀錄片正式進入籌備階段後，任學安還請了當時為中央政治局講授這個主題的北大教授錢乘旦擔任學術指導,參與了片子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