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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論》是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曾鞏的作品之一。選自《曾鞏文集》·雜論二篇。
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並稱「南豐七曾」。曾鞏文學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1],世稱「南豐先生」。
原文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以成其化,則其體雖大,四海九州雖廣,其治不難至也。不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則雖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則雖有篤好之能,至與兩者之皆廢。則其體雖小,其去人雖近,有不能集於治者。
或謂: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餘歲,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車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儷皮之聘,然後為治也。復農于田,復士於學,復官於職,復兵於耕,復佛老於無,以正民之業,制禮節用以養民之財,修仁義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過乎此。而因今之器,順今之變以行之,歸之乎不失其所為之本,不務其末而已,時之相去雖萬歲可行也。
楚漢陳隋之際,天下爭於戰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廢孰有甚於此時?而文帝、太宗能養之以少求廣愛之思,誘之以自然之勢,則數歲之間,耕者有餘食,然則農非不可復于田也。
秦既焚書冊,絀禮義,絕天下之學,未有酷於此時,而漢武以來立學校,專之以經,勵之以行,其制未可謂備也。其中間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漸漬,至於東漢之日,懷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學而出,然則士非不可以復於學也。
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稱其任,人才之不見,未有甚於此時也。及漢、唐受命,高祖、太宗設百職之員,充其選者皆向時之士,非借才於異世也。用變業而示之,則人人自奮,爭出其才,求將相則得將相,求百執事則得百執事之才,欲除敝則敝革,欲修政則政舉,無求而不得,無為而不成。由是觀之,顧所以厲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漢武之末,綱紀大壞矣,官之耗亂未有甚於此時也。及宣帝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公卿百官皆稱其職,然則官非不可復其職而使也。
隋唐之際,無井田之法千有餘歲,兵之易農未有久於此時。天寶之後,將立於軍二百餘年。而至周,天子又軍中之所立。天下之勢劫於兵之驕,患於兵之不可用,未有極於此時。而太宗能開府設衛,則兵歸于田。世宗能誅其奔軍之將,則行師四方無不如其意者。然則兵非不可復於耕而使也。
武宗之時,佛入中國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戶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帶而為民者幾五十萬,曾無一人之阻,然則佛老非不可復於無也。
魏、唐之際,毛、楊綰之勢耳,然而變千歲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則何患乎制禮節用之不可行也。
秦、隋之後,滅廉恥、捍文網,未有如此之熟爛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變之,則人人自厚,大臣至恥言人過,百姓至不煩於刑,然則何患乎仁義之不可施、俗之不可變也。
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擇之而未精,為之而未詳,然而亦各隨其小大深淺而如其計,見其效。苟有大有為之心,則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以成其化,其說非迂,其道易行也。
昔秦設首功之科,驅人於敵場,非傷即死然,而士皆靡然樂斗而喜戰,此豈徒畏法哉?以秦之篤好力行之以移其俗也。今為治不改其業,不違其欲,所行者常禮,所為者常道,謹其節文而尊其行,養之以學校,而率之以身行,示之以所好惻怛懇誠之心,其亦孰有不從而勸者乎?且民之生不見先王之法度,不聞其教而日習於今之俗,故不能無惡也。使皆粲然日見恭儉之節、仁義之施,曉然皆知其行之易成,其物之易足,上之所好之在此也,則亦何為而不率乎古之人?
得其時、推此道以行於天下者,唐、虞、禹、湯、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時,守此道以俟後世者,孔孟是也。其法已行,其效已見,告後之人使取而則之者,六經是也。然而士之欲有為者,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遂若不可以為者,何也?昔周之衰,諸子之徒散之諸侯,管、晏、孫、吳、申、商之徒是也。諸侯用之,或伯或強,儀、秦之說至傾覆也,亦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彼豈不效見於一時哉?然而孔子惡其小,曾子恥其卑,至於孟子,尤獨患之,何也?蓋以其非盡愛人之意,非極於治人之體,非醇於教人之法,非備於防人之具,為之以亟而見於事者陋,歐之以勢而強於民者薄,偷合於諸侯而用,焉可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推之以化導之方,則彼惡足以論乎?
今其為失固已明矣,非必過人之智而後知也。天下之士固盡學於孔子矣,而欲有為者復不能自信,此亦千歲以來學者之患也。何哉?世之學孔子者,讀書求治亂之際,未嘗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其亂由後世之失也。欲有為於當世,莫若推其所學於孔子,而知者力行之,就其所以為治亂之故,其於公事最切,而於計最通也。而先王之道,有非俗之所能就;後世之失,有非俗之所能去。方其勢牽於上下也,不能去之而不苟,一則僕僕焉而求進其說,一則樂其與之合而自小也。於是則寧貶道而隨其失,不從先王而從近世,至不勝其弊也。欲治人之所為者反病之,欲正人而自我者反違之,其為之以亟,其歐之以薄,舉其一,遺其二,急其末,忘其本,一切不異於諸子之為,又從而為說,曰近俗而易行者,尚無可奈何,安能以迂遠之道為?嗚呼!何其惑也。
夫所為者得,固可以救其失,所行者大,固可以兼其小,未有所為者失而其效反得,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此所謂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也。為此者有原講之而不明,守之而不固,汲汲乎欲有為者,固不可以為者是也。使其得君矣,則先王之法度,其說非高,其具甚易,何顧而為彼乎?孔子於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苟,孟子亦於其後守孔子之道而不苟。二子者,非不欲有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則不可以行,不得可為之勢則不可以行,不得可為之勢則不可以強通。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守之以終身,傳之以待後之學者,此二子之見所以異於眾也。
故閭巷之匠,規矩指畫不可以非,不可以苟作而妄從,雖不用於世,其法度猶存,其為技猶良者,天下之知為匠者也;規矩指畫既非矣,苟作而妄從矣,雖用於世,其法度已亡,其為技已卑者,天下之賤工也。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苟者,天下之知為治者也,樂其與之合而自小者,天下之賤士也。天下之知為治者,有不用則非在乎人;天下之賤士有用有不用,非常在乎己。士之欲學聖人之道而仕者,得吾言而考之,其庶矣。
作者簡介
曾鞏(1019年~1083年),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嘉佑二年(1057)中進士[2]後,熙寧二年(1079)先後在齊、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頗有政聲。元豐四年,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未成。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唐論》是代表作,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著名有《墨池記》、《越州趙公救災記》、《寄歐陽舍人書》和《福州上執政書》。曾鞏也擅長寫詩,有四百餘首傳世。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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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唐宋八大家,國學夢
- ↑ 古時候說的秀才、舉人、進士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學歷? ,搜狐,20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