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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長統 | |
|---|---|
| 出生 |
180年 山陽郡高平(今鄒城市西南部) |
| 逝世 | 220年 |
| 國籍 | 中國東漢 |
| 職業 | 哲學家、政論家 |
仲長統(180-220年)，字公理，山陽郡高平(今山東省鄒城市西南部)人。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仲長統從小聰穎好學，博覽群書，長於文辭。少年時敏思好學，博覽群書。 [1]
20餘歲時，便遊學青、徐、並、冀州之間。仲長統才華過人，但性卓異、豪爽，灑脫不拘，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稱為狂生。凡州郡召他為官，都稱疾不就。 [2]
到漢獻帝時，尚書令荀彧聞其名聲，舉薦他為尚書郎，之後，曾參與丞相曹操的軍事，但沒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書郎的位置。仲長統的思想和才華集中表現在《昌言》之中。
[3]
簡介
仲長統 (180~220)東漢思想家、無神論者。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自幼讀書。及長，外出遊學，博覽群籍，善於文辭。任尚書郎，參與曹操軍務。
他一邊主張張"教化以禮儀為宗.禮儀以典籍為本"。另一方面又提倡道家學說.把超脫、豪邁、自足作為理想境界.主張"思老氏之玄虛"."求至人之仿佛"."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進而主張"出宇宙之外"(《後漢括·仲長統傳》)，、他還表現了任自然而毀名教的強烈傾向他寫道:"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同上)。
追求玄虛、縱情逍遙，叛散五經.這是仲長統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個特點足與魏晉玄風息息相通的。《後漢書》有傳、著作有《昌言》(見《群書治要》。
仲長統生活在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皇親國戚，宦官豪門大族和以商業、高利貸起家的大地主，形成了龐大的豪強地主集團，他們肆無忌憚地兼併土地，搜刮民財，造成地主階級同廣大勞動人民的嚴重對立。於是在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爆發了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
在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腐朽的東漢王朝已名存實亡，滅在旦夕。仲長統著《昌言》，凡34四篇，10餘萬言，以泄義憤。仲長統認為"天"即自然，它沒意志和目的。
"天"的運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們只要順"天時"，如適時播種，辛勤管理，及時收穫，就有好收成。收多少不在於"天命"，而是在於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政權得失上，仲長統批判了"神的旨意"。
他認為創業者奪天下，建立霸業是由"人事"所致。同樣，王朝由盛而衰，毀業亡國，也是由"人事"所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決定社會興衰的說教，從而否定了宗教神學的統治地位。這在兩漢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見"。
生平事跡
，仲長統出生於其時的山陽郡高平縣，也就是今天的山東省鄒城市。仲長統當生長在中下層地主家庭，因為他少時"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後漢書·本傳》)，試想遭逢亂世且又是窮苦家庭出身的子弟，應該是沒有條件去讀書識字的。
從現今保存下來的著作《昌言》來看，少時的統讀書誦經、研習經典，尤好《禮》、《易》。至於弱冠之年，統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涯。時間大約是漢獻帝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
歷史上的公元180年至199年，正值漢末亂世。其間帝位由漢靈帝劉宏(168-189年在位)，過渡到漢朝末代皇帝獻帝劉協(190-220年在位);年號幾經更改，由靈帝光和(178-184，共7年)、中平(184- 189年，共6年)，到獻帝初平(190-193年，共4年)、興平(194-195年，共2年)、建安(196-220年，共25年)。今天看來，這些年號多有反諷之意，因為在當時，所謂的"和"、"平"、"安"已成為幻影。
在大動亂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仲長統，於二十歲時開始遊學於青、徐、並、冀四地。其地域主要分布在今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河北、遼寧一帶，這是當時戰亂最頻繁地區。
試想年輕的統在其間行走，目睹民生凋敝、戰火紛飛、"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的場景時會是怎樣的心情!統始游上黨(在今山西黎城縣南)，與常林為友。常林，字伯槐，少時即有嘉名。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約在190年之後)，林因其叔父獲罪，而"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高幹召其為官，堅辭不受。後被并州刺史梁習舉薦成為"南和縣長"，治化有成，遷至太守、刺史，多為曹丕謀劃。魏建國，拜尚書，封侯，官至大司農，徙光祿大夫。
年八十三壽終。時論以節操清峻。據前述，統於199年游上黨交接常林，而林規避於此近十年了。林比統年齡要大很多，對統也多有影響。
繆襲《上統〈昌言〉表》記載:"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與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此間，統在州郡召喚下屢屢拒絕出仕。"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後漢書·仲長統傳》)，遂作《樂志文》和《樂志詩》。
在復為尚書郎到離世的幾年裡，統可能像《樂志文》中所期待的那樣過着"躕躇畦苑，遊戲平林"、"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的日子。然而他終歸是英年早逝，非但沒有"永保性命之期"，相反比一般人離去的要早。他的主要著論是《昌言》，此外還有詩和其它文章傳世，不過，在歷史的沉浮中，遠非來之面目了。
個人影響
在《昌言》中，仲長統十分重視研究社會歷史經驗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 ""上帝"對社會歷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論點，反對將自然現象與人間吉凶附會起來，強調"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
認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群書治要》)。
對於社會危機的根源，仲長統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社會統治地位和被統治地位的形成和劃分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變化、發展的，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的享樂腐化，以及他們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
他說:"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
仲長統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概括為"亂世"--"治世"--"亂世"，他用春秋至漢末近五百年的歷史發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同時，他還用社會的原因來分析"治"與"亂"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會、超自然的"天命"來解釋。
在社會歷史觀方面，仲長統認為，政治上採取什麼措施，用不着求"天"問"神"，只要考察現實社會的實際經驗，從中找到"損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張一切治理社會的措施、法律，凡是對時代有利，對現實生活有效的，就說明它有採用和存在的價值，就必須堅持，相反的就應當放棄和反對;對過去行之有效的，現在已經失去作用的，就必須改變，如果已經改變而還不如從前的，就應當仍然恢復原來的東西。
這種以現實的實際效果決定政策的取捨的觀點，對於打破神學迷信的支配產生了積極影響。
個人評價
清代的嚴可均在評價仲長統時說:"然其闓陳善道，指抲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非過譽也"。(《全後漢文》卷八十八》)。
清人馬國翰也說:"其言時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楊擬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書》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冊)。
然而，仲長統的政治思想主張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難以實現的。由於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滅，信仰動搖，並對傳統的儒家正統思想產生了懷疑。
在極度苦悶之中，他便想超塵拔俗，避世高蹈，《後漢書》說他"常以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減，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消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後漢書》仲長統本傳)。
人物貢獻
仲長統以 "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主義武器,批判了兩漢時期宗教神學的喧鬧，他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有着特殊的歷史地位.他是一位偉大哲學家和進步的思想家。
仲長統在政治思想方面
與當時流行的神權政治理論相對立，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國家興亡和社會治亂取決於"人事"，而不在於"天道"，主張廢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聯合執政體制，恢復西漢時實行的丞相執政制度，認為"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
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他對於外戚擅權尤加譴責，提出人君不可與掌權的大臣結為婚姻關係，已經結為婚姻關係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權執政。
仲長統在法制問題上有以下主要觀點:
一、因時勢決定法律，繁簡寬猛相濟。他雖然持儒家"德主刑輔"觀點，強調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 "刑罰為之佐助";但並不反對使用重刑。他主張"繁簡唯時，寬猛相濟"，當"□宄成群"，非嚴刑峻法不足以"破其黨"時，則必須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簡、輕重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而變化。
二、"治"、"亂"在於用法者。他認為，國家 "治"、"亂"，不在於"法制"的不同，而在於統治者執行"法制"的好壞。"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
三、恢復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西漢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詔廢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後，時有人提出恢復肉刑，東漢末期甚至開展爭論。仲長統也主張恢復肉刑。他認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間增設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因為對"中罪" 殺之則太重,髡之則太輕,如果沒有與"中罪"相適應的肉刑,必然造成執法上的混亂,使刑罰"輕重無品"，罪與罰"名實不相應"。
思想觀點
仲長統還認識到，上古人民大體平等的社會結構解體以後，貧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
在當時，財富之集中，已達到令人驚嘆的地步:"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嫗伎樂，列乎深堂。
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
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這確乎是社會發展之必然，直至今日之社會，財富集中的情狀更令人驚駭。連社會主義革命都未能解決的社會貧富問題，讓幾千年前的古人解決實在荒唐。
仲長統也未開出什麼好藥方。但他能對這種現象有所認識便很可貴，這對于思考宏觀養生與個體養生，恰恰是已存在的事實，不能不加以正視。
從個體養生來說，奉養過厚，並非好事。仲長統認為，今人不像古人那樣長壽，正因"所習不純正"，由個人淫樂，到影響後代，使得今人先天不足，疾病難醫，少高壽之人:"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數百。
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戶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宴內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於上，豪傑馳之於下。及至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脈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
又蒸之以綿纊。爍之以五味，胎傷孩病而臆，未及堅剛，復縱情慾，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奸佐其問，過謬常有。會有一疾，英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這種見解十分正確。今日許多"富貴病"，正與營養過剩、護衛過當所致。
那麼，怎樣才利於養生呢?仲長統形象地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實即一種隱居避世、養性保壽的養生術: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布。 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具兼珍之饈，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這種既無勞苦又無干擾的閒適生涯，只能是個幻想，很難成為現實，所以，這種養生術並無推廣價值。真正的隱士，有耕作之勞，有斷炊之虞，有虎豹盜賊之害，並不那般瀟灑。
但此論所提出的以養性為養生的見解，正是傳統的道家養生觀。
代表詩作
粗體文字《述志詩》
一
飛鳥遺蹟。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
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恆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為侷促。
二
大道雖遺，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虐何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舵。敖翔大清，縱意容冶。
《詩》
春云為馬。秋風為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