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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髯公(1893-1938) 名忠儒，號髯公。武清楊村七街回族人。其父輩早年在運糧船上當船工。髯公兄弟3人，其居長，青少年時就讀於私塾，及長有志於軍旅，投身於王金銘將軍麾下。辛亥革命後壬在灤卅起義失敗就義，劉退役返里。後曾在法國大使館任錄事。常以國事日非所焦慮，擬創辦一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間報紙，為老百姓說話，司民喉舌。遂在天津與好友聚資，於1924年創辦四開四張十六版的小型日報——《新天津報》。後相繼出版了《新天津晚報》、《曉報》、《文藝報》（蘭日刊）、《新人月刊》等，並每周出版銅版硬紙畫報一張，隨日報奉贈。後《曉報》、《文藝報》停刊，又設立新聞函授學校。《新天津報》暢銷華北各省，達5萬餘份，晚報也日銷2萬餘份，在當時新聞界中有相當的影響。
人物簡介
劉髯公(1893-1938) 名忠儒，號髯公。武清楊村七街回族人。其父經營小糧店，因蝕本關閉。此後，家境困難。劉髯公讀過幾年私塾，於18歲離家，搭一條客船從楊村沿運河赴北京，想自謀生路。一連幾天流落在街頭。一天在車站偶然拾到一個公文包。他不愛財，竟到處尋找失主，可巧是法國使館一位武官丟失的，物歸原主，武官很感激他。武官問起他的身世，知道他通曉文墨，便把他留在使館當一名「錄事」，後又派他到天津任法國公使駐津辦事處的調查長，即偵察長。此後劉髯公娶妻生子，又開了一個明星自行車行。可謂成家立業。劉髯公性情灑脫、誠摯，廣交朋友，漸漸在法租界有了較高聲望。
在列強瓜分租界地的天津，劉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決心創辦一份平民化的報紙，替老百姓說話，暢所欲言，大抒中國人民的志氣。他聘請好友薛月樓(擅繪畫、書法，亦粗通外文)為主筆，段松波任副經理，自己任社長。三人湊10000元基金，定名《新大津報》，於1923年8月正式發刊。開始為四開小報，日發行量僅500份。刊登內容以面向平民大眾為主，不登桃色新聞。刊登大眾關心的新聞，突出真實性、通俗性。還刊登長篇評書，連載《三俠劍》、《雍正劍俠圖》等，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後又陸續創辦《新天津晚報》、《文藝報》、《新天津畫報》、《新月刊》等六種報刊。同時擴充報社，設立私家電台，辦新聞函授學校。幾年後，《新天津報》日發行量增至5萬份，在全國報刊界很有影響。
為平民辦報
1924年 9月，他與好友段松坡、薛月樓三人合夥，創辦了四開報紙《新天津報》，他任社長，段任副經理，薛任協理兼報紙主筆。劉髯公雖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創辦報紙，既沒有勢力強大的政治後台，又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卻在從創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間，把報紙辦得有聲有色，社會影響相當廣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他熟悉社會底層群眾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實際與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報紙的發行對象鎖定在平民百姓階層，並在《新天津報》的報頭旁另印一行副標題：「平民化的報紙」，把該報的宗旨明顯地昭示給社會群眾。這份報紙面世後，大量刊登老百姓所關心的某些社會弊端的評論文章和勞苦大眾喜聞樂見的趣聞軼事。他還派人到書場裡，記錄諸如蔣軫庭等著名評書藝人所說的《雍正劍俠圖》等長篇評書，經過編輯文字加工後，在《新天津報》上連載。這種以大眾化、通俗化為特色的辦報方針，受到為數甚眾的老百姓歡迎。後來，劉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又陸續發行了《新天津晚報》、《新天津曉報》、《新天津畫報》等附屬報刊，日銷量最高峰時達到五萬份，這個發行量在當年的天津報業實屬罕見。一時間，《新天津報》一躍成為天津的名牌報紙之一。 20世紀 30年代，每當黃昏時候，天津的街頭巷尾隨處可聞賣報人那「看報看報，新天津晚報」的叫賣聲，它幾乎成為彼時天津街景市聲的一種特色。
結交三教九流
劉髯公為人豪爽仗義，性格倔強直率。還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偵探長的時候，就深刻體驗到在外國人手下做事的艱難，他一心謀劃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會上獨立創業。他創辦了《新天津報》後，自身的機警幹練得到充分施展。他對報館內部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盡所能、盡職盡責地為報紙效力。他主持報館工作，既嚴肅又輕鬆，他為《新天津報》制定的訓詞是：「大公對外，忠實服務，倘有隕越，上帝臨汝」。他把訓詞製成鏡框，懸於報館牆上，每逢節日，他還要對全體員工訓示一遍。在劉髯公領導下的《新天津報》同仁們，上下齊心協力配合，把報紙辦得生機勃勃。劉髯公在對外交際方面頗具人情味，善於結交不同階層的各種人物。諸如劉春霖、嚴范孫、華世奎、趙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劉鎮華、陳光遠等在天津做寓公的失意軍閥、政客；高星橋、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商界巨擘；金少山、小達子、劉叔度、近雲館主等戲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無不與劉髯公有密切往來。這些人物對於《新天津報》，都曾從不同角度給予過支持。劉髯公經常同一些京劇愛好者同出同進天津各戲園，看戲、吃喝等所有花銷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鄉、同學、親戚、屬下凡來求他幫助者，他總是有求必應，慷慨解囊。 1933年秋，他請來同益呢絨店的裁縫師傅，為報館的編輯們每人訂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鄉工人要結婚，去找劉社長借支工資，劉髯公二話不說，拿出自己的 40元錢送給他做禮金。諸如此類多不勝數的事例，經報館同仁們眾口相傳，劉髯公在天津社會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罵權貴享名
自《新天津報》創刊時起，劉髯公不斷地以髯公作筆名，親撰社論，痛罵貪官污吏和無德的軍閥黨棍。他所寫文章，敢於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痛快淋漓地說真話，而且文通理順，淺顯明白，很容易引起社會中下層群眾的感情共鳴。劉髯公因此成為彼時天津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有他，《新天津報》也備受讀者青睞。當然，劉髯公因為常在報紙上痛罵實權在握的大人物，也給自己招來不少的麻煩。諸如直隸省長李景林，天津督辦褚玉璞，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盜竊東陵寶物的軍閥孫殿英等人，因為挨過劉髯公的罵，而對他恨之入骨。由於在直奉二次交戰時，《新天津報》明確表示擁護直系反對奉系的緣故，奉系首領張作霖之子張學銘 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長時，有人煽動他勒令《新天津報》停刊。所幸恰於此際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劉髯公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藉口到處遊說，才避免了《新天津報》被封的厄運。
愛國報人劉髯公之死 天津淪陷後，愛國報人劉髯公不願做亡國奴，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最終被日寇折磨致死。
劉髯公，武清縣楊村鎮人，回民。其父輩早年在運糧船上當船工。髯公兄弟3人，其居長，青少年時就讀於私塾，及長有志於軍旅，投身於王金銘將軍麾下。辛亥革命後壬在灤卅起義失敗就義，劉退役返里。後曾在法國大使館任錄事。常以國事日非所焦慮，擬創辦一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間報紙，為老百姓說話，司民喉舌。遂在天津與好友聚資，於1924年創辦四開四張十六版的小型日報——《新天津報》。後相繼出版了《新天津晚報》、《曉報》、《文藝報》(蘭日刊)、《新人月刊》等，並每周出版銅版硬紙畫報一張，隨日報奉贈。後《曉報》、《文藝報》停刊，又設立新聞函授學校。《新天津報》暢銷華北各省，達5萬餘份，晚報也日銷2萬餘份，在當時新聞界中有相當的影響。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中國人民義憤填膺，《新天津報》以抗日救國為己任，對不抵抗主義者視若仇敵，因之每日必有對抗日將軍馬占山、馮占海、蔣光鼐、蔡廷鍇以及十九路軍、東北聯軍英勇事跡的揄揚文章，深得民心，因而銷路大增。
1937年7月28日，《新天津報》發出號外，以激昂憤慨的文章向天津父老告別，在文章里道出抗日必勝的信心。這是侵略者最為惱火的。但日偽當局也認識到《新天津報》發行量大，讀者遍及華北，各省，如能夠利用，是大有利於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的，於是便想方設法在劉髯公和《新天津報》上打算盤。 天津的大漢奸高凌蔚上乘敵寇主子的使命，率領一幫走狗在匆匆忙忙地籌組「偽天津市治安維持會」，訂於8月1日在國民飯店開籌備會，內定邀請劉髯公出席。當時有一個東亞醫院翻譯王小言是回民，與劉髯公有舊誼，他是日本人的走狗，便大包大攬自薦去作說客。
王小言想：劉髯公是主張抗日的，日本人對他恨之入骨，容他不得，他若有自知之明速來投靠。戴罪立功，也許還能保住身家性命，不然是沒有好結果的。王小言這個漢奸是按他的想法去向劉髯公招降的，又誰知算盤珠子並不如意。進門還沒開口，劉髯公便大罵起漢奸亡國奴。王小心翼翼地說：「大丈夫能屈能伸，《新天津報》是抗日的報紙，大勢所趨，不能背天而行……」，「那叫放屁!你有什麼話直說罷，不用轉彎子!王小言小聲細語地說：「劉社長你今天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實力雄厚，得來不易，日本人也知道你的為人，也知道您是抗日的英雄……您今後……"，「說下去，我不會怪你!說吧!。」。「劉社長，是這麼回事，高凌蔚要成立治安維持會，訂1號下午、3時在國民飯店開籌備會……想請你參加，您能去嗎?」劉髯公一陣大笑，嚇得王小言面色煞白，坐立不安，不敢再說下去了過了幾分鐘，劉髯公對王小言說：「你的使命完成了，我沒什麼話要說，你請回吧，我去就是了。1號下午3時在國民飯店。你請罷！」
王小言又驚又喜，也看不出、摸不着劉髯公是什麼意思，這個人從來不說假話，他真的去?他也許順風轉舵，投效皇軍?於是便趕緊說：「劉社長，你去他們最歡迎不過了，我來接你!」「不必我坐自己車去，你請吧！」王小言走了。劉髯公一肚子悶氣，便破口大罵起來。轉天1號，劉髯公並沒去開會，卻告訴門房工友「如果來車接我，就說回頭自己去，不用伺候。」就這樣給了敵偽一記悶棍。
8月2日，天陰下起小雨。劉髯公聽家裡人說；「特二區下坡，東天仙戲院門前道邊，有一兩千農民扶老攜幼，在雨里澆着，說是逃難的。鬼子在村里胡作非為，真是禽獸不如。」劉髯公聽了，喘出一口大氣，披上雨衣便出去，要看個究竟。家裡人是攔不住的，又怕出了意租界，叫日本人逮走，可不是件小事，便叫個開車的跟了去。劉髯公看到當場情況，不由得咬牙切齒，他的慈善之心又在萌發，看見東天仙戲院便有了主意。東天仙的房產權是屬於意國儀品公司的，他與該公司的華人董事長是朋友，便馬上借電話與董事會通話，說清情況，要以中國人的良心來拯救一下這批難民，戲院給難民暫住，「一切由我劉某負責，租賃款子我付!」就這樣難民進了戲院。一時樓上樓下前台後台填得滿滿的。還有幾百人擠不進去，又交涉戲院對面尚未竣工的鋪房，也是儀品公司的產業，餘下的難民也暫時住下。事情辦完，劉髯公才噓出一口氣，稍微安下心來。髯公回到家裡，想到時已入秋，難民的衣食是個問題，要趕緊想辦法籌備救濟。當天半夜便給住在英租界的知名人士雍劍秋、常小川等人通了電話，和他們商量有關救濟難民的計劃、。雍劍秋便說：「這是好事，明天你來我家，咱們大家一起商議商議。劉髯公非常滿意地和衣而臥，卻久久不能入睡。 8月3日，劉髯公破例起了個大早，剛到10點，就坐上自己的車奔向了英租界。當車剛到萬國橋(解放橋)時，在橋口停下來，等待檢查。有兩個漢奸特務認出汽車的號碼是劉髯公的車子，便報告了憲兵隊，馬上把劉髯公拉下車，拽到憲兵隊的汽車上，開往日租界花園憲兵隊去。劉髯公進了憲兵隊不會想不到後果的，但他先是憂慮同胞的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後才意識到自己已到了人生終點，還有什麼顧忌的，從走進刑訊室時，便以訓斥和咒罵回答敵人的審問。
他喜好京劇，就用悲壯高亢的唱腔傾述他的憤怒和鬱悶。他唱「寧武關、「戰太平」及戲文「大將難免陣頭亡」他是與敵人在戰鬥。因為不回答敵人的詢問，敵人便先叫那些野獸們殘忍地摔他、打他，他那瘦小的身軀，哪裡受得住，只是強忍着疼痛不停地叫、罵、唱。第二天敵人請他到客廳里吃茶、談話，他仍然是笑罵不休。日本人勸他與之合作，繼續出版《新天津報》，鼓吹中日一家「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髯公哪裡聽得這些屁話，便罵出了極難聽的話，累了便閉目休息，一語不發。
日本法西斯再也裝不成假文雅，便拿出二張《新天津報》號外《告別天津市父老讀者書》，問道：「這是你的?什麼的幹活?」劉髯公把那張報搶到手裡，看了又看，然後向那個鬼子唾了一口吐沫，大笑起來。那個日本軍曹真的火了，向旁邊呶呶嘴，立即走過來兩個日本憲兵，把劉髯公扭翻在地；用一條大木棍往他身上猛打。只一下子，劉髯公的左腿便被打折了，殷紅的鮮血由褲管里滲出來。
劉髯公仿佛是一個木頭人，沒呼痛叫饒便昏過去了。敵人用涼水把他噴過來，他只有微弱的呻吟和謾罵，此時他只有這唯一鬥爭武器了。他看見那張號外，又拿起來，蘸着腿上的血，一塊一塊地嚼爛咽進肚裡。此時劉髯公掉下了從不輕彈的眼淚。在敵人命令下，兩個憲兵拽着劉髯公下了樓，走進地下室，在一個污水池邊停下，把他扔了下去。水牢里的水並不深，劉髯公日夜泡在污水裡，成團的蚊子圍着他。
日本鬼子兩天一提審，三天一談話，由於他身體非常虛弱，形若癱瘓，已失去活動能力，每次提審與談話都是不歡而散。日本人達不到目的，又捨不得將他置於死地。拘押一個多月，劉髯公已然進入昏迷狀態。敵人又派人向劉髯公家屬傳達：「劉社長命不保，要想他活着出來，唯一方法是趕快答應日本人要求，報紙復刊。你們家裡人去說服他，去見個面，事不宜遲，越快越好!」結果他的弟弟劉渤海、兒子劉承年去了日本憲兵隊。只見劉髯公怒容滿面，一直罵不絕口，誰還敢提出附逆復刊的事，只得安慰了一番，匆匆退出。
為了救人，家人親友不顧一切地到處取保，由回民代表隨同去憲兵隊接人，家屬背着劉髯公答應《新天津報》復刊後，才把他接回家中。劉髯公回家後的第三天，召集《新天津報》的主要編訪人員到他的病榻前。他有氣無力地說：「大家為我擔心了，說着掉下了眼淚。大家安慰他，請他安心養傷。他說了不足十幾句話，一是：「《新天津報》不再出版了，大家都是榜上有名的，要各自小心，另覓生路，千萬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要相信中國的抗戰必然勝利，日本最終是必敗無疑!」第二是囑咐家人「千萬不要把《新天津報》拱手送給日本人，咱們有十幾部小說底版，可以生活無虞，不要附逆、復刊!」雖然話不多，但道出了一個愛國報人的心聲。
劉髯公傷病沉重，雖經多方醫治，但已然回天無術，於1938年10月26日，含憤以歿，時年46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