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喬老爺的滴水之恩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喬老爺的滴水之恩，名人故事。

故事內容 

原圖鏈接喬羽

喬羽，1927年11月16日出生於山東濟寧，詞作家、劇作家。代表作有《讓我們盪起雙槳》、《我的祖國》、《人說山西好風光》、《劉三姐》、《難忘今宵》，現任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名譽院長。幼時家庭生活拮据，靠哥哥做店員維持生活。高中期間當過小學教員。1946年初入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學習，開始在報刊發表詩歌和小說，還寫過秧歌劇。1948年華北聯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合併為華北大學，調入華大三部創作室，開始專業創作。2010年4月9日，擔任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名譽院長。曾擔任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中國音樂文學學會主席、中國社會音樂研究會名譽會長、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屆榮譽委員。

接到喬羽的寶貝女兒國子的短信，我心裡一動：多年不見，喬老爺和夫人佟琦，還有他們三個懂事的早已成家立業的孩子，現在怎麼樣了？國子在短信上說：「親愛的媽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點在新聞大廈舉辦老爺子歌詞研討會，央視來錄製現場，特請您作為嘉賓發言。您能來是我們全家人的願望。請回復！愛您的國子。」

我立刻興奮起來。這些年我年紀大了，過去常聯繫的朋友，漸漸地疏遠了。而且，對方也一樣，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裡靜靜地老去。就連名氣很大，過去經常拋頭露面的人，比如喬羽喬老爺，也陷進了這個怪圈。想到此，我連忙給喬羽的女兒國子回短信：「親愛的國子，我正盼望見到你們，謝謝你們全家人想到我，給我這個機會。你父親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我一定參加，雷打不動。」

但是，那天我還是食言了。問題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點的研討會，看成9月17日上午9點。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時間，我還接到了馮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紀念活動的邀請，也指定我在會上發言。當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深情追憶馮牧先生的時候，新聞大廈喬羽歌詞研討會給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卻讓喬老爺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國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萬火急地向孩子道歉：「親愛的國子，實在對不起，我把喬老爺的歌詞研討會誤記成9月17號了！今天我去開完馮牧逝世20周年紀念會，再看你的短信，才發現我記錯了日期。看來，我是真的老了，日子過得稀里糊塗。不過，老爺子的歌詞有口皆碑，萬眾傳唱，這比開任何研討會都珍貴。而我不懂歌詞藝術，即使參加研討會也說不出什麼來。但對老爺子及你們全家給我的情誼，我銘記在心。為此，我準備認認真真寫一篇文章，傾心說說老爺子和你們全家人對我的關愛。」

笑眯眯的，那個幾年前常在電視裡出現的如同彌勒佛的喬老爺，沒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寫的歌詞，可謂點石成金，廣為流傳，說他是中國歌詞界的泰斗，是沒有人持疑義的。不說他在「文革」前為電影《祖國的花朵》寫的插曲《讓我們盪起雙槳》，為電影《上甘嶺》寫的插曲《我的祖國》早已家喻戶曉，成了中國歌壇的經典，只說20世紀80年代後，乘着改革開放大潮，他寫的《牡丹之歌》《愛我中華》《難忘今宵》《思念》《夕陽紅》《說聊齋》等等，哪一首不風靡一時，久唱不衰？郭蘭英、李谷一、彭麗媛、毛阿敏、宋祖英，這些在國內風光無限的一線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紅起來的。不過，我如此強烈地想寫寫喬老爺，卻不是因為他的歌詞，而是因為他的為人，因為他對我的滴水之恩。中國有句老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而我對他雖然沒有湧泉相報之能，但湧泉相報之心還是有的。

喬老爺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比我大8歲的喬羽還年輕，才40齣頭。除了私下裡，人們決不敢像現在那樣開口閉口叫他喬老爺。既然叫了，他也會環顧左右，不敢答應。因為，那是個人鬼顛倒的年代，他和許多文藝界的着名人士一樣，活得灰頭土臉的。

清楚記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我們這些因各種原因被迫離開北京的人，陸續回到北京。城裡沒有我們的窩了，都靠投親訪友過日子。我算幸運的，經胡華先生引薦，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容。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狽的時候：父親的冤案沒有平反，年邁的母親下放在江西鯉魚洲，不知何時是歸期，三個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處在骨肉分離中。難以啟齒的是，國家經濟蕭條，商品奇缺，買糧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還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麼的。我帶着兩個孩子，不僅沒有這些票證，即使有，也買不起。因為我很久沒有領到工資了，口袋裡幾乎不名一文。為了不餓着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自己忍飢挨餓，節衣縮食，連午飯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車，多遠的地方都走着去。偶爾也使壞心眼，自己做一張假月票，趁人多的時候擠上車，拿出來遠遠地向售票員晃一下。售票員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說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是真正嘗到了被錢逼死的那種感覺。可是，我還死要面子，怕人們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說：看，賀龍的女兒落難了，到了這種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熱，腳下的柏油路都被曬軟了。我去給住在西便門附近的一個同事送藥，不知不覺走到我母親下放前住過的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附近。忽然，一個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隨後聽見那人對我說：「這不是捷生嗎？大中午的，天這麼熱，你去幹什麼？」我茫然抬起頭，眼睛一亮，認出對方是大音樂家鄭律成。他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同一棟樓里，母親下放前我們在樓道或路上遇見他，還有他後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飯了嗎？」鄭律成在確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後，不等我回答，又問。我望着他苦笑笑說：「鄭叔叔，我沒有吃午飯的習慣了。」鄭律成看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明白我處境不好，嘆息一聲說：「不吃午飯怎麼行？走，我帶你去吃。」說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說往既定的路上走。我個子小，身體弱，拽在他手裡沒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這樣勉強走了幾步，他鬆開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

西便門國務院宿舍當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寫過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復，有截取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大功的紅色特工閻寶航……再就是鄭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的專業作曲家。整個院子裡的人都知道他，不僅因為他是朝鮮人，還因為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到了中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他背着從朝鮮帶來的小提琴到達延安，投身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女詩人莫耶作詞，譜寫了着名的《延安頌》；請公木作詞，寫了更着名的《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與冼星海、聶耳和田漢齊名。抗戰勝利後，經過中央特批，他帶着曾是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女生隊隊長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鮮，又寫了朝鮮人民軍軍歌。要知道一個人能為兩個國家的軍歌作曲，在世界舉世無雙，因此享有「軍歌之父」的美譽。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經周總理批准並徵得朝鮮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隨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國，正式加入中國籍。人們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他與丁雪松結婚後，上了抗日前線，懷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產，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生下後因為沒有奶，丁雪松把他從朝鮮輾轉上海帶來的那把心愛的小提琴賣了，換回一頭剛下崽的母羊，每天給孩子擠羊奶喝，這才把孩子救活了。鄭律成從前線回到延安，有感於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給孩子取名為鄭小提。後來鄭小提也成了音樂家，在總政歌舞團創作室任創作員，也和大家一樣，在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進進出出。　　這是在十年「文革」中，社會亂鬨鬨的，文藝團體像鄭律成這樣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冊。鄭律成更因為歷史複雜而受審查，要求他每天去團里報到，中午在那兒吃一頓樣板飯。因為中央樂團是樣板團，團里的飯也叫樣板飯。那時他50多歲，身體很好，從西便門去地處和平里的單位路不算近，每天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

那天鄭律成沒有騎自行車，看來不是去團里，也不是從團里回來，他說帶我去吃午飯，可是，既不往他家裡帶，也沒有往街邊的小餐館帶，更不可能帶我去路途遙遠的樣板團吃樣板飯。當時在小餐館吃飯也要用糧票，我猜想他家裡不開火，上餐館也囊中羞澀，不知這頓飯怎麼吃，吃什麼。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猶豫不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好像穿過了半個北京城。　　當他帶着我穿過大街小巷，敲開大柳樹一個破敗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門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好朋友喬羽家。　　喬羽的名字對於我來說，太熟悉了，簡直如雷貫耳。因為我也是文學青年，喜歡「文革」前的電影、小說、詩歌和歌曲，唱過喬羽寫的《讓我們盪起雙槳》和《我的祖國》等電影插曲，還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紅孩子》和《劉三姐》的編劇。在我心目中，這兩項占一項就不得了了，而他兩項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現在我面前的喬羽，卻不像我想象的那麼高大，那麼英俊。他個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顏色單調的衣服，才40多歲，但沒有這個年紀的幹練和銳氣。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鄭律成這麼大一個音樂家來訪，他也不特別熱情，甚至有些無所適從。站在他身邊明顯高出他一頭的妻子，反而氣質高雅，衣着光鮮，頭髮梳得紋絲不亂；30多歲的人，還可以用亭亭玉立來形容。後來我才知道，喬羽從他工作的中國歌劇舞劇院下放在張家口，那天是偶爾回家的，碰巧被鄭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鄭律成順便帶上我去找他，是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反映他歷史問題的清白，但他的漢字寫得不好，想請喬羽給他抄一遍。　　喬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是滿人，貴族出身，祖輩曾是朝廷的高級將領，人們在私下裡都稱她格格。據說順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們家族。由於出身高貴，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與眾不同，即使在那樣極端的年代，也敢於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在山東濟寧故鄉當過小學教員的喬羽，純粹一介平民，1946年參加革命後，雖說上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但那也是土大學。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勞走過來的。因此，當他站在佟琦身邊，形成明顯的對照，也因此他們戲劇性地過了一輩子。

看見大音樂家鄭律成帶着我在午飯時間走進家裡，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兒不動，沒有給我們做飯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難言之隱，那時糧食定量，她家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開的年齡，多招待客人一頓飯，自己就得餓一頓。也是後來才知道，佟琦是中國文聯醫務室的醫生，雖說有皇家血統，但她在單位仍屬群眾行列，再說，她的醫生職業又是人們得罪不起的。因此，喬羽被下放了，她還能帶着三個孩子留下來。但要管好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細算。因為在文藝界聽多了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她特別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鄭律成和喬羽坐在狹窄的客廳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我完全成了多餘的人，那種氣氛讓我尷尬極了。鄭律成突然意識到什麼，指着裡面的房間對喬羽說，老喬，我給你說幾句話。兩個人進去後，聲音壓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陣，喬羽衝着門外大喊，佟琦，你進來！女主人進去三兩分鐘，聲音突然高起來：你個死老鄭，有話怎麼不早說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後斬釘截鐵地說，我出去買菜，割肉割肉！說話間，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廳，剛才還表情木然的臉春風蕩漾。我驚惶地站起來，她風一樣刮到我面前，壓住我的兩個肩膀說：你坐你坐，和老鄭、老喬好好聊天，我去給你們割肉包餃子。

同樣也是後來我才知道，鄭律成和喬羽進到裡屋，是向他解釋，我並非佟琦痛恨的那種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賀龍元帥落難的大女兒。在命運上同樣經歷了顛簸的佟琦，聽說我的身份和處境，大吃一驚，一股俠膽柔情油然而生，對我的態度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還未從愣怔中回過神來，她已經提上籃子去菜市場買菜了。當時喬羽的供給關係不在北京，她和三個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兩肉票，她一口氣全買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個人在廚房裡丁丁當當包起餃子來。我進廚房去幫她，她舉起兩隻沾滿麵粉的手，用臂彎把我推了出來，說請你都請不來，哪能讓你動手呢？

這頓午飯，我是含着淚水吃完的。八兩肉包出的餃子，喬羽和鄭律成基本上是蜻蜓點水。兩個人只顧對付喬羽從床底下搜出來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裝出很陶醉的樣子。佟琦則坐在我對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斷地催促說，吃啊吃啊，老鄭老喬喝酒，你不管他們。她還說捷生，你父親賀龍是開國元帥，國家的大功臣，不會整死就整死了，總有一天要給他平反昭雪。今後的日子會好起來的。鄭律成和喬羽也附和說，是啊，是啊，蒼天有眼，將來一定會還賀龍元帥公道。然後勸我想開一點，把心放寬，先把孩子養大，把難關渡過去，相信總有雲開霧散的時候。聽着這些暖心暖肺的話，我真想趴在桌上，放聲大哭。

從此，我和喬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親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兩個見面無話不說。他家的三個孩子，對我以媽媽相稱。當然，我父親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親含冤逝世6周年之際，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上，周總理抱病從醫院趕來致悼詞。20世紀80年代，我回到了部隊，老伴李振軍擔任武警第一任政委。喬羽的小兒子喬方（歌曲《紅旗飄飄》的詞作者）中學畢業後，沒有工作，我和老伴想盡辦法把他招到了部隊。

可惜鄭律成沒有活到讓我報答的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剛剛粉碎」四人幫「，張家口復排反映我父親領導南昌起義的京劇《八一風暴》，邀請南昌起義將領的親屬和孩子們去觀摩，鄭律成也在邀請之列。從張家口回來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歡撒網捕魚並寫過《川江號子》的鄭律成帶着侄孫女銀珠和6歲的外孫劍鋒去昌平京杭大運河捕魚，突發腦溢血，栽倒在河邊。偏僻的運河邊根本沒有出租車，兩個年幼的孩子邊哭邊艱難地把他弄到岸上，攔了一輛三輪車往昌平城裡送。但終因耽擱太久，我們的大音樂家再也沒有醒來。得到消息，喬老爺極度悲傷。幾年後，他在矗立在八寶山鄭律成墓前的墓誌上寫道：」鄭律成同志是一位將自己的生命與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結為一體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