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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爾，陽光是要花錢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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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在首爾，陽光是要花錢買的 所屬地區：韓國 |
在首爾，陽光是要花錢買的在韓國，地下室、屋塔房、考試院、蟻居房等「非住宅」建築，在過去幾十年中，住進了越來越多的居民。 [1]
在韓國電影《極限逃生》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氣體籠罩，氣體從地面慢慢升騰，所有人都向更高的建築逃命。當地面的人被毒氣吞噬時，越宏偉的建築、越高的大樓，就意味着更多求生的可能。「生還的機會可以用錢買到」，成為一個明喻。
而2018年發生在韓國一考試院的火災，也印證了這一點。當年11月9日，老舊三層小樓冒出滾滾濃煙，7人在此喪命。逃出來的倖存者，因為住在有窗戶的房間而倖免於難——在首爾，陽光是需要花錢買的，逃生時跳窗的機會，也是需要花錢買的。
和中國一線城市的隔斷房、串串房、臨建房以及中國香港的劏房一樣，韓國的地下室、屋塔房、考試院被看作糟糕居住環境的代表，合稱「地屋考」。其中，把一間房分成幾間，每個小房間只能容納一兩個人、通常為3平方米左右（1坪）、一般不收保證金只交月租的出租房，被稱為「蟻居房」，也稱「最後的居住底線」。
韓國
《基本居住法》規定，一人戶家庭的最低居住標準是「面積為14平方米（約4.24坪），包含廚房、獨立衛生間和浴室等設施」。2015年制定的相關法律中，規定公民具有「遠離物理意義上和社會意義上的危險、居住在安全環境之下、過符合人類基本標準的生活的權利」，這是韓國首次將國民的居住權納入法律保護範圍。
但對「地屋考」和「蟻居房」追蹤多時的《韓國日報》記者李惠美卻說，「這條既優雅又有威嚴的法律，並不能觸及金字塔最底端的蟻居房」。
蟻居房在韓國被劃分為「非住宅類」建築，在法律和制度上都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一直處於法律死角地帶。出租蟻居房既不屬於住宿業也不屬於租賃業，也就不受《公共衛生管理法》和《房屋租賃保護法》的保護。
住在逼仄的蟻居房的人們，無法想象「有人樣的居住環境」應該是怎樣的。蟻居房沒有盥洗室、衛生間，雜物堆積，人只能堪堪躺下休息。房間外線路交纏，一旦起火，很難逃生。又因為它們往往處在首爾光彩高樓的陰影下，或者無人問津、容易忽視的偏僻角落裡，一旦發生意外事故，醫療和工程人員也很難迅速到達。
過去，首爾的蟻居房發生過多次火災——蟻居房包水電費，但房東絕不會捨得讓租客自由用電，因此，靠電熱毯取暖、自己烹煮食物的住客們，會面臨電器老化、管道線路老化等引起的火災風險。李惠美就是在考試院2018年那次火災事件中，無意中發現了蟻居房建築群。雖然這些晦暗、破舊、髒亂的建築群埋伏着許多危險，但它們也是走投無路、與露宿街頭只有一線之隔的底層人群最後的庇護所。
對比去年在韓國全面爆雷的「全租房」，蟻居房、月租房、日租房不需要押金，合約期限更加自由；但它們也不穩定，需要每個月簽約，每天支付房租。韓國露宿者行動聯盟活動家李東賢曾說：「蟻居房和考試院都是讓人不至於流落街頭的『網子』，也是讓他們能夠擺脫餐風宿露的『墊腳石』。」而且，韓國行政系統規定，沒有固定地址就無法申請租賃公宅，蟻居房和考試院也因此成為人們申請更好的房子的過渡「地址」。
現實則是，地下室、屋塔房、考試院、蟻居房等「非住宅」建築，在過去幾十年中，住進了越來越多的居民。
不得不住在蟻居房的人群
「為數眾多的考試院，至少曾經在司法考試廢止、年輕人不再住進考試院之後博得一些媒體版面，但蟻居村成為沒有發生『特殊悲劇』，就不會有外界人士造訪的『城市孤島』」。李惠美在《寄生首爾》一書中感嘆。
自從司法考試在韓國廢除後，考試院成為底層人士的收容之地，但它至少有過承擔體面功能的過去。人氣漫畫《他人即地獄》的故事就發生在考試院，這裡住滿了貧困、暴力、極端的住戶，充滿了韓國人對破落後的考試院的想象。然而，蟻居房更多的基因就是貧窮，而不法和剝削進一步利用了這種聚落式貧窮。
李京修住進蟻居房時30多歲，此前有過3年露宿生活。他待過露宿者中心，最後落腳在永登浦蟻居村。當時他手中可以支配的金額不到39萬韓元，而房租就要25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320元）。他在臨時收容中心待了三四個月，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於是離開收容中心，搬進蟻居房。2019年4月，他和李惠美見面時，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光是今年，永登浦蟻居村就死了5個人。」
261-1號最可惡，那棟房子的屋主也住在那裡。以前那裡住了三個身障人士，他們領取政府生活補助，每個月20日，身障津貼、居住補貼、生活補助就會匯入賬戶，總數為110萬韓元。屋主把身障人士們的存摺拿走，一到入賬日就跟他們說「去領錢吧」，然後帶他們到銀行把錢全部取走，在他們面前一邊數錢一邊說「這是房租」「這是水電費」「這是伙食費」，最後只給他們剩下大約十分之一。
承辦人員向李惠美確認了這一事實，「在這個社區里其實很常見，只是沒人揭露補助金被搶的事而已」，並表示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李京修說：「你知道更惡劣的是什麼嗎？這些房東就喜歡有殘疾的租客搬進來。無論是哪個程度的殘障者，多少都能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剝削。如果這些殘障者搬到附近的其他蟻居房，那些房東會想辦法打聽他們搬到哪裡，再把他們帶回去，真的是『惡霸』。我後來真的忍無可忍，就跑去警告對方說『你如果要用這種方式做租賃生意，那我就把他帶去警察局報案，請警察來協助調查』。」
李惠美跟蹤了後續。「最後住在同一棟蟻居建築的三位身障者當中，兩人因個人狀況住院，一位轉到首爾站附近的街友庇護中心，才結束這仿佛沒有盡頭的剝削。」
在永登浦蟻居村住了7年的李京修，為自己已經實現某種程度的「居住提升」而自豪。他如今住的房間，房租比初來乍到時的25萬韓元多了15萬韓元，算是這個區域的好房間。經濟相對寬裕之後，他開始照顧身邊的人，免費給鄰居煮麵，也關注蟻居村里欺壓弱者的現象——貧困的人也有彼此幫助的善意和能力。
根據李惠美的調查，蟻居房的居民約有四分之一在近一年內產生過自殺的念頭，75.5%的人幾乎沒有可以聯繫的家人。在這裡，死亡是會傳染的，絕望則是一種連鎖反應。
發生在大城市的「居住貧困」
住在蟻居房的人，處在被社會拋棄的狀態，然而他們努力不拋棄自己，避免淪為流浪人士，為此兢兢業業地工作，賺取房租——接受房東的剝削。他們不是因為不努力才貧困，恰恰相反，住在蟻居村的殘障人士、從小和父母失散的人士，都在萬分努力地生活下去。但房東們也冷酷地利用了這一點。他們知道，這些租客更怕被趕出去，所以在履行房屋修繕等基本房東義務時，總是若無其事。
一組2018年的數據表明，蟻居房居民中有29.7%的人認為自己患有身心障礙，這些人中又有31.7%處於未登記狀態——他們是拿不到殘障者補貼的。
李明柱的狀態算是好一點的。他已經是個老年人了，因糖尿病併發症截掉雙腿的他，在蟻居房居住的12個年頭裡，從未偷過懶，每個月都按時還上16.8萬韓元，攢下5萬韓元。為了滿足無論颳風下雨都能上廁所的需求，他6年來攢下了足夠的保證金，終於搬到了一樓，可以坐在輪椅上說走就走。他的貧困源自韓國1997年爆發的外匯危機。破產後，他離開家人，開始了街頭生活。因為有殘障者認證，每天會有工作人員協助他完成日常起居活動，幫他做點小菜。
蟻居房的女人們活得更是戰戰兢兢。60多歲的朴敬子從來都獨來獨往，因為擔心受到性騷擾，她將自己的房門緊緊掩住，天再熱也不敢開一絲門縫——門外是經常裸着身體來來去去的男性日結工。她9歲開始做保姆，但年幼時賺的錢全部被家人拿走，結婚後受到婆家的暴力對待，實在難以忍受，以離婚收場。「我最多也就再活個5年，希望我可以平安無事地度過這5年」，她告訴李惠美。
除了疾病纏身的中老年人，蟻居房也收容了韓國年輕人的夢想。過去10年，首爾和京畿道的移入人口增加至46.7萬，而移至釜山、大邱、光州、大田、蔚山等主要廣域市的人口則減少了。「人就是要去首爾」，年輕人們和那些尋找資本主義光環下的工作機會的日結工有着同樣的想法。
但剛畢業的地方青年們難以負擔首爾的房租。李惠美在《寄生首爾》中寫到，隻身來到首爾的青年當中，每3人就有超過1人陷入「居住貧困」。「年紀越輕，越能忍受貧窮。青年居住貧困的情況固然嚴重，但始終不是被國家視為優先的政策，這是因為他們跟蟻居村的老人、街友不一樣，年輕人是能夠立即投入勞動市場的勞動力，同時只要『努力』就能夠擺脫窘境，而這種想法卻使得人類被扁平化成為零件，並且隨着能力區分等級，這難道不是這個剝削社會造成的嗎？」
李惠美在調查中發現，蟻居房住戶有着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對生活成本的上漲分外敏感。60多歲的朴先生在蟻居房生活了20多年，以前也經歷過有鍋爐和暖氣的時期，然而，自從十幾年前油價上升，他再也負擔不了暖氣費用。因為擔心房東漲房租或者趕他出去，他從不敢提重開暖氣這回事。
蟻居房缺少公共設施，住戶們勢必要到附近的澡堂、衛生間去解決生活問題。在這貧困的聚落附近，住戶們儘量搜尋工作機會，否則，他們將拖欠房租——對於寒冷的冬天來講，這絕對不是好消息。
蟻居房雖小，但房租均價頗高。2019年年初，李惠美第二次拜訪朴先生時，他的月租金漲到25萬韓元，按照房屋面積來計算，每坪租金比江南Tower Palace還要高出數倍。在這裡，東西壞了房東不給修，空間小到只能勉強躺下一個人，水龍頭只有冷水，供暖則完全沒有。
這些胡同里的斗室，由行政當局用老百姓的稅金做基本維修，附近教堂和蟻居房諮詢所提供溫情援助，成為「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間」。而朴先生的房東一家人卻用蟻居房收租的錢買下了地鐵站旁的一棟樓。
窮人不斷被啃噬
富人通過剝削實現財富積累
150多年前，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說過，資本主義社會和住宅危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以無序競爭和商品交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導致就業不穩定及失業，同時不斷將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正因如此，「骯髒的豬圈，也總有人願意租」，而房東「不僅有權利無情地壓榨最高的租金，而且由於競爭，必須做到這一點」。
蟻居房無疑將無情壓榨發揮到了極大限度。許多蟻居房處於無許可狀態，不需要繳稅。李惠美在敦義洞蟻居村了解到的情況是，月租一般是20萬到30萬韓元，中間代理人會匯10萬到15萬韓元給實際所有者，再去掉電費、煤氣費，剩下的是中間代理人的淨收益。「錢既然以『隱形現金』而非所得的形式進了代理人的口袋，必然有很大的偷稅漏稅空間。」
中間代理人就像中國的二房東，定期匯錢給房東，房東是誰只有中間代理人知道。而房東們絕不是簡單的、小規模房產商。李惠美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屋主住在首爾最富庶的地帶，其中不乏位高權重的政客。然而，他們不會放棄在窮人身上榨取更方便、更好賺的錢的機會。這便是李惠美觀察到的「貧困經濟」——通過剝削貧窮者發家致富。
而蟻居村重新開發的消息，一般會被權貴迅速捕捉，將之買下作為投資。蟻居村不像其他理財產品會被套牢，而是源源不斷地接收窮人按時交納的租金——每坪均價超過江南富人區的租金。房東還可以鑽法律漏洞，將本應發放給貧困階層的政府補貼，直接放進自己的口袋裡。在財富壓榨之外，蟻居房也成為政客們的「貧困舞台」。他們頻頻作秀，卻沒有人真正關心其中的殘酷和是非。
2019年5月7日，《韓國日報》頭版刊登了題為《蟻居村背後……房地產大戶的「貧困經濟」》的報道，兩個階級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赤裸相見。李惠美被採訪過的蟻居村居民破口大罵，「我現在是個名副其實的記者了」，她對電話另一端的代理人說道。當年10月，韓國政府在「兒童居住權保障等居住支援強化對策」的基礎上，追加了針對居住在單間房或考試院的弱勢群體的居住政策。
貧困居民的生活仍未發生多大改善。不過，當讀者看完報道後，不太會像過去那樣直接定論「住在貧困區的人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問題住進去的」。
「我現在是個名副其實的記者了。」
在《寄生首爾》這本整合了李惠美對貧困居住的報道的合集中，最難得的是記者本人對自己身處的系統和接觸的群體不斷進行反思。
第一次到蟻居房採訪時，李惠美先走進一家貨品種類單調的小賣店，並用1萬韓元買下幾瓶維他命水，拜託店主介紹採訪對象。很快，她來到60歲的朴先生家裡，被迎到電熱毯最溫暖的區域，並得到了對方對居住處境的真誠回應。「超市老闆夫婦真是非常好的人，20年來都沒有大幅漲過房租。我和他們現在就像朋友一樣。」
離開之後，李惠美的反思則更深一層。「這對開超市的夫婦會不會也是維持剝削的齒輪不停轉動的同謀呢？他們每個月憑着這些連暖氣都沒有的老舊房間就能收租200萬韓元，對於相識了20年、如朋友般的住戶，僅僅1萬韓元就可以毫不猶豫地甚至是主動地出賣他的貧窮和私生活。
「而對這一切都毫不知情的朴先生，把電熱毯最暖和的部分讓給了我，和我講了他的心裡話，還順便給我看了他家人的照片。我一方面想，直接把這1萬韓元給他應該對他更有幫助吧，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是坐擁資本的人或者說擁有人脈的人（掮客）應得的報酬。我這才發現，世界本就是窮人不斷地被啃齧、富人通過不斷剝削實現財富積累的這麼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