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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鏈接多利思比孤：是隋書倭國傳中所記載的一位倭國國王。

多利思比孤（タラシヒコ），一作多利思北孤，是隋書倭國傳中所記載的一位倭國國王。

相關記載

根據《隋書》的記載，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其王后號雞彌，太子號利歌彌多弗利。倭國的後宮有女子六七百人。

原圖鏈接多利思比孤：據《隋書》的記載，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

隋開皇二十年（600年），多利思北孤曾遣使赴隋朝，隋文帝命人訪其風俗。使者聲稱倭國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亮時國王打坐不睡治理朝政，天亮後就退朝，國王委託政事給弟弟（指太陽）與男弟王。隋文帝認為這種風俗無義理，令其改之。

大業三年（607年），多利思北孤再次遣使赴隋朝貢，並帶僧人數十人來隋朝學習佛法。使者向隋煬帝獻上一封國書，上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等字。這引起了隋煬帝的不悅，對鴻臚卿說：「蠻夷有無禮者，勿復以聞。」雖然如此，隋煬帝仍舊派遣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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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世清出使倭國的路線是：先到達百濟，行至竹島，向南可以望見𨈭羅國（耽羅國）。經過大海中的都斯麻國（對馬島），向東到達一支國（壹岐島）、竹斯國（筑紫國），再向東來到秦王國（風俗與中國相同，《隋書》編撰者認為可能是夷洲）。又經過十餘個倭國的附屬國，來到倭國的都城邪靡堆（《隋書》編撰者認為是魏志倭人傳中的邪馬台）。

倭王派遣小德阿輩台迎接裴世清，設宴相請，又派使者隨裴世清赴隋朝朝貢。此次以後，倭國就斷絕了對隋朝的朝貢，《隋書》也失去了對倭國的記載。

後世的考證

在《隋書》中，倭國國王是一位男性，並且有妻、子。然而根據《日本書紀》和《古事記》的記載，當時日本在位的天皇只有一位女天皇，也就是推動大化改新的推古女皇（33任天皇）。因此，多利思比孤的真實身份存疑。

《舊唐書·倭國傳》稱倭國國王姓阿每氏；在《新唐書·倭、日本傳》中，有這樣一句：「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

日本學者直木孝次郎認為《唐書》多利思北孤是多利思比孤的筆誤，意思是「天垂下彥」（天より垂下した彦，來自天上的尊貴男子）；「阿輩雞彌」則是アメキミ，即「天君」的意思。目前日本學界多支持此說。

也有學者認為，多利思比孤指的是推古女皇時期的，擔任攝政的日本皇太子廄戶皇子（聖德太子）。還有學者認為他是當時日本九州地區的國王。他們依據《舊唐書》中倭和日本分列兩條，認為「倭」同「日本」當時仍是兩個並立不同的國家，「倭」指的是九州王朝，「日本」指的是當時建都於飛鳥的倭王權（參見九州王朝說）。如此可合理解釋：向來以重和知禮、敬慕中國文明聞名的聖德太子，為何他的時代會有那封並不禮貌的國書：因為實際遞出讓隋帝不悅國書的人，可能並非聖德太子所屬的倭飛鳥朝。

日本「日出處天子」國書究竟是何時遞交的？

伴隨着與中國大陸交往的增多，以擁有先進文化的中國大陸為基準點，日本列島的人們自己處於東方的意識很早便產生了。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國書就說："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此即明確認為自己處於東方，而大陸的隋朝則處於西方。關於這個倭王多利思比孤，日本學界有人依據《新唐書 · 東夷傳》認為是用明天皇，也有人認為是推古天皇或廄戶皇子，亦即聖德太子。究竟是誰並不重要，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份國書提出的時間。

這條有名的史料見於中國古代文獻的多處記載。

《隋書》卷八一《倭國傳》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其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不諳華夷秩序的國書，互稱天子，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是以平起平坐的姿態挑戰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豈能 " 天有二日 "？隋煬帝指示外交部門說，蠻夷的國書再有像這樣不懂禮儀的，不要呈交給我。日本史學界很看重這條史料，有人認為國書體現了日本人國家意識的覺醒。

這條史料還見於同為唐人編纂的《北史》卷九四《倭國傳》記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北史》的記載與《隋書》幾乎完全一樣，當系出於因襲。

除了唐代的史籍，這一事實還見於宋人的記載。

北宋太宗時期的三大類書之一的《太平御覽》卷七八二《倭國傳》載：

隋大業三年，倭國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真宗時期成書的《冊府元龜》在卷九九七《外臣部》也有記載：

隋倭國王多思此煬帝大業四年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其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卷一八一也於大業四年記載了這一史實：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入貢，遺帝書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司馬光的詳細到了具體日期。

此外，南宋的鄭樵在《通志》卷一九四《倭國傳》中也有記載：

大業二年，多利思比孤復遣使朝貢。使者云："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門數十人來學竺乾道。"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宋末元初成書的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四亦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國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 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以上按文獻成書的時代順序列述了 " 日出處天子 " 這條史料。忽略傳寫訛誤不計，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史料的源頭應當都是出自《隋書 · 倭國傳》。然而，在時間上略有差異。《通志》記在 " 大業二年 "，《北史》《太平御覽》《文獻通考》記在 " 大業三年 "，與《隋書》相同。《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則均記在 " 大業四年 "。大概司馬光援據的是容易寓目的本朝文獻。" 二 "" 三 " 的文字一畫之差或出傳寫之訛。清人沈名蓀的《南北史識小錄》卷八記作 " 大業之年 " 也屬於同樣的傳寫訛誤。《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 大業四年 " 的記載則不知何據。

不過，上述文獻記載的一致之處則是，倭王遣使是在大業年間；對國書的表達產生不悅的，是開鑿大運河和遠征高麗的隋煬帝。略去三兩年的時間微差，幾乎所有中日關係史和日本史的研究著作以及普及讀物，都把接受 "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中國皇帝記為隋煬帝。最近剛剛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收錄了宮崎市定撰寫於 20 世紀 40 年代的《日出之國與日落之處》，在扉頁引述了上述《隋書》的那條史料，在正文的敘述中，也依據和闡發了那條史料。比如，文中就講述道：" 隋代恢復了斷裂已久的中國式體制，加上隋煬帝又是虛榮心很強的天子，看到日本要求對等外交的國書後很不高興，下令以後再有這樣無禮的書信可不呈報。"

其實，翻檢史籍，還有另一種記載，與上述史料時間差異較大。

三大政書之首，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一八五《倭國傳》載：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通典》的記載雖與上述文獻記載基本一致，但在信息上多出了 " 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 " 的內容。因此，史料出處或非同源，值得重視。最重要的是，《通典》所記遞交國書的時間是發生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與《隋書》系統的史料記為大業年間不同。

《通典》所記並非孤證。北宋初年樂史所撰《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載：

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太平寰宇記》的這條史料來源，可能就是《通典》，所以才幾乎在文字上完全相同。不過也證明了《通典》原本就在時間上記在 " 開皇二十年 "，並非出於後世傳寫時所改易。

宋人葉廷珪所撰類書《海錄碎事》卷四《日出天子》條載：

倭國王致書隋文帝雲，"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雲。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海錄碎事》的記載雖未明記年代，但所記 " 倭國王致書隋文帝 " 云云，證明與《通典》和《太平寰宇記》在時期上是一致的。

其實，北宋歐陽脩、宋祁所纂《新唐書》，在卷二二 0《東夷傳》中 " 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 " 的記載，也支持開皇二十年遞交國書說。

關於 "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文獻史料，在時間記載方面大致存在上述兩說。

如果此事發生在隋文帝時期，讓朝貢體制下 " 天無二日 " 的天子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就不是隋煬帝楊廣，而是他的父親——隋朝的創建者楊堅。並且，開皇二十年為公元 600 年，大業三年為 607 年。兩朝皇帝，差出一個時代。如果開皇二十年遞交國書說得以坐實，那麼這一中日交往史實的發生時間就當提前八年。

令我疑惑不解的是，上述關於 "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文獻記載，都不是隱身於冷僻典籍，很容易查得，不知為何，包括前面引述的宮崎市定的著作，幾乎所有相關研究著作和普及讀物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大業時代說，而完全無視開皇時代說。把接受國書而不悅這件事放在早已冠有暴君惡名的隋煬帝身上，似乎更可增其惡，反映出他的傲慢自大。是不是出於這樣的潛意識驅使，難以揣度。

當然，除了出自潛意識驅使的因素，還有可能是由於對不同史料疊合誤讀而造成的張冠李戴。隋朝的皇帝接受日本國書，除了 "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之外，還有一份是《日本書紀》於推古天皇十六年由隋朝使者裴世清和遣隋使小野妹子帶來的。這份國書的遞交時間是隋煬帝大業四年（604）。國書全文為："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估計一些史籍的載筆者把兩份國書弄混了。隋煬帝接受後發怒的應當是後一份國書。

歷史研究是科學，敘述和結論都不能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對於同一事實的研究，需要正視所有不同的史料記載，分析其異同，客觀地做出結論，缺乏根據的舍此就彼，會影響到研究質量。不僅難以令人信服，也會誤導沒有條件掌握充分的史料信息的讀者，偏聽而偏信，使歷史的敘述和理解出現偏差。

當年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提倡治史需要 " 目錄、職官、地理、年代 " 四把鑰匙。的確，四把鑰匙不可或缺，需要十分重視。就年代來講，不光是重要的歷史人物的生卒年需要考證清楚，對於具有標誌性的重要歷史事件也需要明確時間，不能含糊。歷史在時間中運行，抽出了時間，就沒有了歷史。在中日關係上，在日本歷史上，" 日出處天子 " 國書的遞交就屬於具有標誌性的重要歷史事件。即使一時無法得出確鑿的結論，至少應當二說並存，表明史料異同，而不應舍此即彼，遮蔽普通讀者視野，從而形成誤導。

參考文獻

相關條目

• 遣隋使
• 用明天皇
• 聖德太子
• 九州王朝說
• 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