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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

20歲前後,孔尚任考取縣府學生員。後來參加歲考,沒有錄取。但孔尚任並沒有放棄做官的念頭,他典賣了家中田地,捐資納了一個「例監」(國子生)。31歲,他於縣北石門山,讀書著述,談古論今。在少年時代和讀書石門山時期,孔尚任已對南明興亡引起注意。這期間,他曾從親友處採取軼聞,又從諸家記載中擷取史實,準備寫一部反映南明興亡的傳奇。這就是《桃花扇》創作的醞釀時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孔尚任35歲時,應衍聖公孔毓圻之請出山,修《家譜》與《闕里志》,教習禮樂子弟,採訪工師,監造禮樂祭器,為康熙帝玄燁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動作準備。次年康熙親自到曲阜祭孔。這是清統一全國以後第一次最引人矚目的尊孔大禮。孔尚任被選為御前講經人員,撰儒家典籍講義,在康熙面前講《大學》,又引康熙觀賞孔林「聖跡」。因講經、導覽都能稱旨,康熙破格升他為國子監博士。意外的恩榮遽然激發了他對清統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對「不世之遭逢」受寵若驚,一面準備「犬馬圖報,期諸沒齒」,充分反映了這個局限於個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對新統治者的依附態度。

1684年康熙南巡北歸,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歲的孔尚任在御前講經,頗得康熙的賞識,破格授為國子監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歲,奉命赴江南治水,歷時四載。這個時期,他的足跡幾乎踏遍南明故地,又與一大批有民族氣節的明代遺民結為知交,接受他們的愛國思想,加深了對南明興亡歷史的認識。他積極收集素材,豐富創作《桃花扇》的構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進京,正式走上仕途。當他還來不及顯現其儒學經綸的才能時,七月初,即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淮揚,協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為朝官,意在於「清華要津」,現一旦與漁人為鄰,鷗鷺為伍,頗為失望。滯留淮揚四年,孔尚任時有遷客羈宦、浮沉苦海之感。他親見河政的險峻反覆,官吏的揮霍腐敗,人民的痛苦悲號,發而為「呻吟疾痛之聲」,成詩630餘首,編為《湖海集》。這些作品擺脫了早期宮詞和應酬、頌聖之作的不良傾向,較深切地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些認識。

淮揚一帶是明清之際政治軍事鬥爭的重要地區。在這裡,孔尚任駐足於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揚州登梅花嶺,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過明故宮,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磯,他特地到棲霞山白雲庵,訪問了後來被寫進《桃花扇》的張瑤星道士。這表明,孔尚任正為《桃花扇》的創作積極進行着實地考察。這時,他還結交萃集在這些地方的明代遺民,其中有與明末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或與清政權持不合作態度的冒襄、黃雲、鄧漢儀、許承欽、龔賢、石濤,談古論今,過從密切,有時"所話朝皆換",竟秘而不為「門外人道」。淮揚四年不僅是孔尚任對現實認識的深化時期,也是創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準備時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開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購得唐代宮廷著名樂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與顧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傳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購小忽雷、鄭盈盈彈小忽雷,二人終於結成夫婦的遭遇為線索,表現了一代文人的沉鬱不平,歌頌了鄭盈盈不慕富貴,不畏強暴,堅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寫了帝王的昏庸、藩鎮的跋扈,權臣、宦官的專橫與傾軋,反映了唐代元和至開成之間朝政的腐敗情況。在史料的取捨上,劇本充分重視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體的人物(如梁厚本、鄭盈盈)關係、情節發展上,又進行着大膽的虛構。這部劇本是孔尚任在創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為《桃花扇》的創作提供了藝術經驗。前5年,他仍做國子監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為戶部主事,奉命在寶泉局監鑄錢幣。三十九年(1700)三月,為戶部廣東司員外郎,並寫成了《桃花扇》。一時洛陽紙貴,不僅在北京頻繁演出,「歲無虛日」,而且流傳到偏遠的地方,連「萬山中,阻絕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鶴峯縣),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職,「命薄忍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誹謗」(《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詩讚予〈桃花扇〉傳奇,依韻卻寄》),同月即罷官。這時期,雖然結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終遭到冷遇,更無法發揮他頗為自許的管晏濟時之才。這些苦悶,無疑沒有擺脫個人仕途升沉變遷之感,但有些詩卻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場傾軋,直指"盛世"為"濁世"之類,都表現出對康熙的所謂知遇之恩、險惡的宦海風波、現實的黑暗混濁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而,當他以東魯狂生自命,"彈鋏燕市中,獨歌不逐吠"的時候,表現出了難以抑制的激憤。罷官後,孔尚任在京賦閒兩年多,接着回鄉隱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這位享有盛譽的一代戲曲家,就在曲阜石門家中與世長辭了,年七十歲。

他需要依附於統治階級,對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為不得志,他對清廷的掌權派不滿,並逐漸對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懷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談仕途經濟,但在濁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並且對歷史和現實有自己的見解。他時而謳歌新朝,時而懷念故國;時而攀附新貴,時而與遺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複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形成了他複雜的變化着的思想立場。這就是孔尚任從事戲曲創作時的思想狀況。

《桃花扇》脫稿後 9個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罷官。確切原因不詳。今人從作者《放歌贈劉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謗誹」等詩句及友人贈詩推測,罷官可能與《桃花扇》的內容有關。這一推論得到較廣泛的承認。但是,因為《桃花扇》歷演不衰,也沒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懷疑此說,認為疑案與《桃花扇》無關。真實的原因,有待於確鑿證據的發現。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帶着悲憤的心情回到家鄉,過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陽、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過短期的漫遊,做過幕僚,終在抑鬱之中逝於曲阜。

文學成就

孔尚任著作中《宮詞》、《魯諺》、《律呂管見》、《□堂集》、《介安堂集》、《岸堂文集》、《綽約詞》、《節序同風錄》、《祖庭新記》皆未見,部分存世的有《岸堂詩集》。存世詩文作品有《石門山集》、 《湖海集》、《長留集》、《享金簿》、《人瑞錄》等,近人匯為《孔尚任詩文集》。戲劇作品皆存,《桃花扇》有康熙刻本、蘭雪堂本、西園本、暖紅室本、梁啓超注本。近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季思、蘇寰中合注本。

當時的清都北京,戲曲演出極為繁盛。孔尚任在公餘致力於戲曲創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與顧采合作的《小忽雷傳奇》在景雲部演出,頗得觀眾讚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經過他十餘年苦心創作的傳奇劇《桃花扇》脫稿。該劇以復社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滅亡的歷史,「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以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和觀眾。王公顯貴爭相傳抄,清宮內廷與著名崑曲班社競相演出,一時轟動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當時與《長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稱。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罷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歸時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講《講語》受到褒獎,被任命為國子監博士。於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開始了仕宦生活,還寫了一篇《出山異數記》,表示他對清朝的感激涕零。但僅僅過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陽疏浚黃河海口時,接觸到黑暗的社會現實,逐漸認識到吏治的腐敗。回京後,他雖繼任國子監博士等官,卻主要以讀書和搜藏古物來填補閒散的生活;以戲曲、詩歌的創作來抒發抑鬱的胸懷。《桃花扇》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最後脫稿的。《桃花扇》貫注了孔尚任畢生的精力,他說:「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夸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宴,亦往往及之。」(《桃花扇本末》)治河期間,他住在泰州,也曾從事劇本的創作。《小說枝談·桃花扇》引《脞語》說:「孔東塘尚任隨孫司空在豐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棗園中,時譜桃花扇未畢,更闌按拍,歌聲嗚嗚,每一出成,輒邀映碧共賞。」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樣的記載。同時,他結識了冒辟疆、鄧孝威、杜浚、僧石濤等遺民,得到了不少遺聞和史料,為《桃花扇》的最後定稿做了充分的準備。回京以後,又經過十年慘澹經營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書,次年因文字禍罷官。二年後,他懷着依戀和激憤的心情離京回鄉。「揮淚酬知己,歌騷問上天。真嫌芳草穢,未信美人妍」(《留別王阮亭先生》);「詩人不是無情客,戀闕懷鄉一例心」(《出彰義門》):便是他當時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幾次出遊,景況頗為蕭條。

孔林墓地

孔尚任墓,在孔林東北角,有墓碑,立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刻'奉直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東塘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