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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明辨序說》序言是中國古代論文體的專書,遠在晉代就有李充的翰林論和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

現在都久已散失。但南朝劉勰文心雕龍[1]的上篇二十五篇,如他自已在序志篇所說,'論文敘'囿別區分',吸收了李充、摯虞及其他各家的論著,成為文體論的總集大成之作。隋唐以後,陸續地產生了一些新文體,也陸續地有人對文體有所論列。到明代又有了文體論的總集大成之作,就是吳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會的文體明辨。雖然都不及文心雕龍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評語),但論到的文學體類確多於文心雕龍:文章辨體五十九類,文體明辨一百二十七類。

演變與發展

文體明辨是根據文章辨體而加以修訂補充的,和摯虞的文章流別集相仿,兩書都是一方面分體選文,一方面即依體序說。選錄的一般都是習見的文章,值得參考的倒是序說。因此,我們仿效摯虞的抽出流別志論別行,將兩書的序說校點付印。

在當時,他們著作的目的,主要的是在指示寫作各體文學的'準則';到今天,值得我們參考的卻主要的在他們提供了關於古典文學體類及其性質與流變的知識。文學體類是文學的各種表現形式,形式決定於內容,他們過份地強調'文章必以體制為先',是很容易流於形式主義的。但如能正確地掌握,則了解形式對了解內容以及兩者的辯證關係與辯證發展,是會有幫助的。他們都是封建時代的文人,當然有的地方不免重視了封建糟粕,相反地倒輕視了富有人民性的精華。例如吳訥和徐師會都引列楊龜山的主張:'為文須要有溫和敦厚之氣,章疏告君文字,蓋尤不可無。'吳訥常常強調雅俗之分,徐師曾會更就許多文體中硬分正、變、古、俗,也都是基於封建正統觀念。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摘吳書'收及詞曲,已為泛濫'(實則只收詞,未收曲)。我們的意見正相反,認為不只應當收詞,還應當收自宋元就興起、到明代已成為文學主流的戲曲小說。可是他們也都因封建正統觀念作祟,一概鄙薄不收。吳訥在近代詞曲序說里慨歡'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詞)日微';徐師會視詞為俗體,雖然也標為'詩餘'收錄。至徐師曾把文體分為一百二十七類,固然有些流於繁瑣;但四庫提要斥為'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也未免詆之過甚。對文學體類的研究,不只需要提綱挈領,也需要條分縷析。

版本傳承

文章辨體序說的校點,系以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作底本,同時取天順八年刊本相校。又因為明人程敏政會將部分序說選入皇明文衡(題曰文章辨體序題),清人程崟會據編文章辨體式,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也收錄頗多,由是也都用來勘對。校記中對嘉靖本稱'原本',天順本簡稱'順',皇明文衡用的丁丙八千卷樓藏明刊本和四部叢刊影嘉靖本,前者簡稱'丁',後者簡稱'叢'。文章辨體式用的近人王正己據乾隆應恆堂本的標點本,簡稱'式'。古今圖書集成用的中華書局影印本[2],簡稱'成'。

文體明辨序說是抗戰前據明萬曆壽檜堂刊本和另一萬曆刊本校點的,會交北京文化學社排印過。現在能夠參考各種版本再校,實賴許多同志的幫助:北京大學圖書館據明茅健校本攝寄膠捲,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同志同館員據明抄本和明沈沂校本代校,有的地方還請北京大學中文系吳小如同志和胡經之同志據日本文體明辨粹抄勘對。最後又將清順治戊戌還讀齋刊本葉生、汪淇從文體明辨摘編的詩體明辨(十卷)及古今圖書集成收錄的也校對一次,並據茅健校本和沈沂校本,補入'文章綱領'部分。我們的校語,不論是文章辨體序說或文體明辨序說,都附在當句或當字之後,並加六角括弧,以別於原注。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文內注文,系吳氏、徐氏所自加,現用圓括號標出。

作者簡介

徐師曾(1517~1580)明代官吏、學者。字伯魯,號魯庵。南直隸蘇州府吳江(今屬江蘇)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歷仕兵科、吏科、刑科給事中,隆慶五年(1571)因病上疏請求致仕。卒於萬曆八年(1580),年六十四。 幼先習儒,長而博學,兼通醫卜、陰陽等。將其友沈承之(子祿)所著關於經絡之書稿續編成《經絡全書》兩卷。(1576年)。初僅有傳抄本行世,後由尤乘等增訂刊行(1688年)(因歷經傳寫,誤題為"師魯"著)。又撰有《醫家大法》、《周易演義》、《文體明辨》、《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吳江縣誌》、《湖上集》等,共數百卷行於世。生平行狀見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二十《徐魯庵先生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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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