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起八代之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文起八代之衰」，這句話是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對韓愈的讚譽，讚揚他發起古文運動，重振文風的歷史勳績。「八代」指的是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這幾個朝代正是駢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時代。 另外，還可從虛的角度理解「八代」，即很長時間。 「文起八代之衰」，這句話是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對韓愈的讚譽，從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其文學成就看，並非過譽之辭。 「八代」指「八代」指的是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這幾個朝代正是駢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時代。另外，還可從虛的角度理解「八代」，即很長時間。 「衰」是針對八代中的駢文而言的。一個「衰」字，表達了唐宋古文家對駢文的貶斥和不滿。從駢文的發展看，這一描述雖不乏主觀色彩，但還是很準確的。因為兩晉以後，駢文風氣大盛，不分內容場合，幾乎無文不駢、無語不偶，走向了形式主義歧途；內容上大多風花雪月，兒女情態，無病呻吟，趨於墮落。 到唐代中葉，韓愈、柳宗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主張用散句單行的形式寫作散文，使這種散文逐漸代替了此前的駢文，並持續千百年。在這場運動中，韓愈的開創之功是不可沒的，並且以卓越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為古典散文的藝術生命注入了新鮮血液，為散文的歷史發展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所以，素來不輕易稱許別人的蘇軾也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作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千古讚譽。 [1]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