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王明 | |
|---|---|
|
革命家、政治家 | |
| 出生 | 1904年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陳紹禹 |
| 職業 | 革命家、政治家 |
| 知名於 |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 |
| 知名作品 | 無 |
王明（wangming)革命家、政治家
王明(1904甲辰年~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縣雙石鄉(時屬安徽省六安市)碼頭村人，原名陳紹禹。[1]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1930年從蘇聯回國後，打着"反對立三路線"旗號，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奪取了中央領導權，至1934年間，在黨內推行了一條以教條主義、媚蘇親蘇為特徵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1956年叛逃到蘇聯，於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離世。
人物生平
王明（1904—1974），原名陳紹禹（陳紹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縣雙石鄉（時屬安徽省六安市）碼頭村人。家庭出身貧民（一說小商人）。自幼聰穎，有深厚的舊學基礎。早年參加過學生運動，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國民黨。[2]
919年夏，進入與其家鄉鄰近的河南省固始縣陳淋子鎮志成小學學習。
192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受到進步師生的思想薰陶，開始從事革命活動。
1924年夏，在家鄉金家寨聯絡在外地學習回鄉度假的學生，成立「豫皖青年學會」。同年秋，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
1925年6月，在武昌積極參與支持上海五卅運動的活動，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習努力，能說一口流利俄語，深得米夫賞識，進入這個直屬斯大林的小團體。在蘇聯的四年學習和工作，是王明成長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時期。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使王明的理論水平提高很快；「唯聖」、「唯書」的思想和學究與背誦式的學習方式，使王明學會一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的本領；共產國際為使中國共產黨領導永遠支持他們的行動，所以將王明作為「未來的中共領導人才」加以特殊培養；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王明教條宗派從這裡孕育。在這期間，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鬥爭，打擊異己，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其思想「左」傾主義、教條主義嚴重。
1927年2月，米夫率聯共一工作小組訪問中國，並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譯。中共六大，王明也參加了翻譯工作。斯大林會見中共領導人他也擔任了翻譯。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
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學會」事件，說這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的「反動組織」，而後台老板，則是瞿秋白。 蘇聯格伯烏調查結果，竟然認為確有這種「反動組織」存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調查後，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瞿秋白於是給聯共政治局寫信，對蘇聯格伯烏的調查結論提出異議。後來，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此事，最終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鄉會」這樣一個組織的結論，並由周恩來在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但還是造成一些學生的被開除、被逮捕。
聯共發動反對布哈林「右傾」的清黨運動後，中山大學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學風潮」。他們先是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形成所謂的「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標榜自己是唯一正確的「永遠的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喧囂、起鬨、謾罵、處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而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評中共代表團，認為瞿秋白應負中山大學反黨小組事件的主要責任。在他們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反對他們的除少數幾個工人外，分別受到開除黨籍、團籍、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的處分，也使有些人自殺，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蹤」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後名義上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29年10月回國後，任《紅旗》編輯，發表極端親俄思想的文章。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鬨，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這時米夫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在米夫的操縱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王明在蘇聯的扶持下進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竊取了中央的領導崗位。而米夫也達到了控制、操縱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由秦邦憲（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線，提出一個比立三路線更「左」 的政治綱領。
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
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又回到國內，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3]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1942年黨整風運動時，王明態度惡劣，拒絕參加整風。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七大」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七大」以後，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1948年12月改為法律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了制定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錶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攻擊中國。
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孤寂地躺在異國他鄉的新聖女公墓。
歷史評價
中共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嚴厲批評了王明，但是，毛澤東在七大上仍然做工作使其當選中央委員，在八大時仍電邀其參加，並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此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在史學界，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現。
他被廣泛認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間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共的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
同時，他又被認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間犯了對國民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片面強調「一切依靠統一戰線，一切為了統一戰線」，忽視了對群眾的積極發動和中共的獨立自主性。
近年來，社會對王明的評價有了新的觀點,認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間的行為有着深刻的國際和國內原因。對於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為，中共稱為「投降」是不恰當的，因為他並沒有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實際行動。更有一些片面研究人員認為王明與毛澤東在方針和基本原則上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
掌控中央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後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其間，
他還寫了《兩條路線》（後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次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按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派特派員和中央代表到各蘇區進行反右傾鬥爭，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傷害了大批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中高級黨政軍幹部。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後，王明指令他的親信博古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
遭受批判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王明從此失勢，主要是共產國際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委員等職。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赴蘇不返
王明起草我國第一部《婚姻法》，本應該成為王明進入新的政治生命的開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有一個明確的決議，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書面檢查，但王明始終沒有作出書面檢查，他企圖以起草《婚姻法》之「功」來抵消錯誤。但中央不允許，工作是工作，錯誤是錯誤，兩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寫道，「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並送交政治局」。在七大召開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的「幫助」，王明向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交出長篇書面檢討，他表示接受〈歷史決議〉對自己的全部批判，並且聲稱，將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王明一到蘇聯就發泄，趁國內「文化大革命」爆發，便在蘇聯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對毛澤東大肆攻擊，還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澤東詩詞還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詩的《王明詩歌選》。
公元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王明去世後的第二天，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稱其為「國際共運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
然而，中國國內的報刊，對這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這長達四年間，在共產國際的操縱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權力的王明的逝世，卻沒有任何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