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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生態人假設是一個名詞，屬於特定的專用術語。

世界三大漢語詞典分別是中國大陸的《 漢語大詞典》(共13冊，5.6萬詞條，37萬單詞)、中國台灣的《 中文大辭典 》(共10冊，5萬詞條，40萬單詞)以及日本的《 大漢和辭典 》(共13冊，4.9萬詞條，40萬單詞)。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文字，它已有六千年左右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名詞解釋

所謂「理性生態人」是生態倫理學家提出的一種新的人類行為模式，它基於對傳統「經濟人」概念的批判，要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除了成為某一行業的專家外，還應具備與其職業活動及生活方式相關的自覺環境保護意識。

隨着環境惡化和生態危機的出現，人類開始從人與自然界和諧共生的角度探索與重建新的經濟模式、管理模式和科技文化模式。

理性生態人假設認為，一個理性生態人應具備雙重素質。作為生態人， 他具有充分的生態論理學素養；同時他又是理性的，具備與其職業活動及生活方式相應的生態環境知識。這樣，他既能對一切與環境有關的事物作出符合生態學的評價，也會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識制定符合生態學的策略。

第一,他能對一切與環境有關的事物做出符合生態學的評價;

第二,他會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識制定符合生態學的策略。

「理性生態人」假設"的特徵

作為「理性生態人」,主要有以下特徵：

1.人地和諧的自然觀:儘管目前對於「和諧」的觀念,持不同生態倫理觀的人理解有所不同,這都是共同認可的。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對於人地和諧的自然觀的共識,往往體現在環境法規與法律之中。因此,精心立法、嚴格執法、忠實守法就是堅持人地和諧自然觀的表現。

2.生態安全第一：失去生態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虛假的、短期的,這時,有關決策應將生態安全置於首位,並具有否決權,生態因素對安全的影響有着高度的不定性,這時,有關決策應恰當地考慮這種生態安全不定性所引起的風險。安全往往以最大最小原則出現,作為對效益最大化原則的約束與補充。

3.公平與正義:社會呼喚公平與正義。一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責任、義務」三者是統一的。公平與正義不僅要使權利享有者承擔起與其權利相應的社會責任,而且應當承擔這一權利所影響的自然界的責任,承擔起這一受影響的自然界所引起的社會事務的責任。這種責任可以是個人之間的,地區性的,以及國際性的。

4.雙贏競爭方式:雙贏競爭(two-winninggame)現已成為相當流行的貿易話語。在理性生態人看來,競爭不只是在雙方之間,而應在三方之間進行。其中第三方是指雙方競爭所產生的外部性的影響者。

5.利益最優化:這是針對經濟人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則而來的,而且那種利益往往單純到僅為經濟利益。利益最優化原則要求人們在進行決策時儘可能全面、系統地考察,儘可能將其中的負面影響變為正面的,或將高代價的負面影響變為低代價的。這樣,決策行為不能以單純的利益最大化為原則,而應以利益最優化為原則。

總之,未來的社會將是一個生態化的社會。未來的管理理論與實踐將會以「理性生態人」理論假設作為其理論基礎。「理性生態人」將是未來社會管理中設計、規劃和實施的重要的人力要素。

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溝通與協調

如果說「經濟人」具有生態理性是必要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經濟人」的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的關係問題，它們是否可以在「經濟人」身上「和平共處」？如果它們之間是協調的，「經濟人」才可能將兩種理性一併「算計」，如果它們之間是截然對立、水火不容的，「經濟人」不可能具有「生態理性」。

人是環境的產物，是生物圈內的人，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人」要在這樣的前提下達到利益最大化，必須具有生態理性並且使其與經濟理性達成有機統一，確立人類追求效率活動的生態倫理界限，將人為了經濟目的而對自然的改造活動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這種統一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1.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矛盾

從環境問題產生的歷史看，「經濟人」的經濟理性缺陷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是矛盾的，而引起矛盾的原因則是環境資源的特殊性以及市場失靈的存在。

「經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這種有限理性表現形式多樣，就環境問題而言，其有限理性主要表現為：

其一，人對環境的認識有一個歷史過程。在人對環境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認識以前，非理性行為在所難免；

其二，即使人已經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重要性，由於受經濟發展條件的約束，人們依然會採用以毀壞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

其三，即使上述兩個問題都不存在，「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傾向，也會做出有損環境的行為。

而生態理性要求人必須具備對環境問題的充分認識，並且自覺約束有損環境的行為，控制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個人利益，顧及長遠利益、整體利益、社會利益。兩者之間的矛盾是明顯存在的，而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1）環境資源的特殊性

環境資源有兩個最基本的屬性：即稀缺性和公共性，這些特性是導致「經濟人」有限理性的重要原因。

首先，可供人類使用的環境資源是稀缺的，不僅不可更新資源的總量有限，而且環境資源的再生能力與自淨能力也是有限的。人被迫生活在各種資源稀缺的社會環境中，這種生存環境就迫使「經濟人」凡事都要權衡利弊，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採用「先下手為強」的方式無限量地使用稀缺的資源，而不考慮自身行為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以及對其他微觀主體使用機會的減少。

其次，環境資源是公共資源，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每個人都可以享用，享用者不會主動付費，破壞者也不會主動賠償。「經濟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收益是最佳選擇。生產者關心的是利潤，消費者關心個人消費的效益，誰都不會主動關心個人行為對公共資源的影響，「經濟人」只根據自己的費用效益決策準則來利用環境資源，而不考慮選擇的公正性和整個社會的意願，哪怕形成「公地的悲劇」也與他無關。

（2）市場失靈

「經濟人」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規律這隻「看不見的手」對其行為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是，市場本身卻是有缺陷的，其具體表現為市場不能合理地評價和分配環境資源，結果導致商品或勞務的市場價格不反映或不能全面反映環境成本，環境資源的價值不能通過市場得到體現。因此，外部化及環境資源的價值與價格背離等市場失靈也是導致「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原因之一。

環境成本外部化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形式，污染者可以「免費」使用環境資源，並不需要將其經營活動的環境成本計算在內，結果使環境費用不包含在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之內。「經濟人」對於可以免費使用的環境資源，當然可以儘可能多的加以利用，不顧對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和對自然資源造成的極大破壞。

環境資源的多用性與價值計算的偏差，導致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沒有納入經濟指標體系，結果是使環境資源的生態性使用價值不能以價格形式得到體現，導致環境資源的長期低價甚至是無價使用。「經濟人」在開發利用環境資源時，僅僅需要支付其經濟價值的價格，無須支付其生態價值的價格，他也就不用考慮環境資源的生態破壞以及恢復問題了。

依此看來，環境資源的特性以及市場功能缺陷是導致「經濟人」理性有限的重要原因，要限制「經濟人」的不理性行為，應從正確認識環境資源的特殊性和彌補市場功能缺陷兩個方面着手。而對環境資源特性和市場失靈的認識以及採取必要的對策措施正是生態理性的內容。

2.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溝通與協調的實現

分析「經濟人」經濟理性有限的原因，是為了尋求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溝通與協調的途徑。結合現代「經濟人」學說的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理論，我以為實現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溝通與協調條件是完全具備的.

（1）「經濟人」的自利本性與利益趨向是溝通與協調的動力

「經濟人」理論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再到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不斷演進與發展，「經濟人」的含義也在日益充實和完善，並逐漸演化為所謂「廣義經濟人」或「真實經濟人」。

在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的自利性被視為人性的必然表現，不言自明。新古典經濟學家拋棄了「經濟人」的主觀心理因素，轉向了理性選擇.新制度經濟學派更是把經濟人概念的內涵大大地推進了一步，威廉姆森指出：「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是強烈而複雜的，其使用的手段也並不都是正當的，他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機會主義傾向是對「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益補充，使「經濟人」更加接近「真實世界的人」。

不論是「廣義經濟人」，還是「真實經濟人」，其首要特徵仍然是自利性，總是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根本目標。但其內涵的不斷擴展為「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實現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協調創造了條件。

首先，「經濟人」利益目標的多元化包含了溝通與協調的基礎性因素。現代經濟理論與實踐證明，「經濟人」追求的利益目標不僅只是物質財富，還包括社會的、心理的、感官的、環境的、生態的等非物質需求的滿足，呈現出利益目標多元化的趨勢。隨着經濟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還有物質財富在總目標中所占比重越來越低，非物質需求所占比重愈來愈高的趨勢。在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生產者把降低環境成本、消費者把景觀享受和生態消費自覺或不自覺地作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標的情形。這就為將生態理性的納入提供了利益動機，或者可以說，在經濟人追求的最大化利益目標中，本身就包含了生態理性的目標因子——資源與環境的保護和改善，為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的溝通與協調提供了基礎或平台。

其次，生命周期為溝通與協調提供了可能性空間。儘管在很多經濟學家眼裡和經濟學文獻里，「經濟人」的生命周期問題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但生命周期對經濟人的作用是客觀存在、不容忽視的。由於生命周期的存在，時間的意義凸顯，時間對經濟人評估效用會產生影響，而經濟活動本身又具有連續性和持續性，這就要求「經濟人」在考慮（或計算）利益時必須兼顧眼前和將來、短期和長期，不可能只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因為他通過綜合計算與權衡後會明白，在一個可預見的將來一段時間內，總體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他所追求的目標。而考慮利益最大化問題時，自然地把生命周期以及時間考慮進去，把可預見的將來一段時間作為目標利益的積分區間，在這個區間內求最大值正是生態理性的體現。

再次，外部性問題的解決為溝通與協調創造了條件。經濟活動存在着明顯的外部性。負的外部性不論是將來還是現在，都會增加社會成本、造成社會總福利的損失。儘管這些損失可能與某些個人並無直接聯繫，但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整體，一個區域內的生產者總是以各種方式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總是處於不斷的、反覆的博弈之中。通過博弈會使他們明白：負的外部經濟性問題最終會使自身的總利益減少，進而促使他尋求解決將負的外部性內部化的方式，以使自己的損失最小而利益最大。此外，現實中的生產者往往又是消費者，這種雙重身份也有助於外部性問題的解決。例如，當濫砍亂伐而造成生態環境破壞，作為生產者可能得到了短期利益，但他可能遭到兩種損失：一是作為生產者長期利益的減少，二是作為消費者受到環境惡化對健康的影響。因此，解決外部性問題就不是一種純粹的「外部」壓力，而是有可能演化為生產者「內在」需要的動力。由此可見，外部性問題的解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而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過程正是生態理性實現的過程。

（2）「經濟人」的集體理性是溝通與協調的保障

個體理性是指個別經濟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識和能力；集體理性是指由不同個體所組成的特定集體追求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意識和能力。集體理性來自於經濟個體之間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反覆多次博弈及其學習積累機制。集體利益最大化包含如下幾層意思：

其一，並非構成集體的每一個成員的利益都滿足最大化，即不是滿足局部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證這個集體的整體利益最大化，因此必然存在犧牲個別成員的利益以換取整體利益最大化的現象；

其二，不是滿足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證整體長遠利益最大化，這就要求這個集體的發展必須具有持續性，即把短期和長期統一起來以求得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其三，實現最大化的手段是依靠集體力量的整合。這些內容也恰好是生態理性所呈現的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