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我的父親竇興雲(竇傳真)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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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父親竇興雲》是中國當代作家竇傳真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紀念我的父親竇興雲
我祖籍山東省高青縣。祖上幾代為自由職業，書香門第，家業殷實。父親竇興雲，1919年出生，自幼酷愛讀書，什麼書都看，如饑似渴，讀起來往往進入忘我境界，還經常鬧出笑話，有一次竟直掉進井裡。還有一次正在讀書，內急了居然尿到盛吃食的家什里而渾然不知。
1936年，父親考入山東齊魯大學，因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學生運動而被校方開除。後，他投奔宋哲元部隊，三個月後考入黃埔軍校西安分校，畢業後入高樹勛部新八軍任見習迫擊炮排長，三個月後升任連長。他文化功底深厚，軍事理論紮實，不怕吃苦，指揮有方，得到高樹勛的關注和賞識，把他調到身邊，戎馬倥傯，轉戰於抗日戰場。從隨從參謀、副官直至中校副官。高對他十分敬重，以先生相稱，遇事誠意傾聽意見。
內戰暴發後，高部由焦作調往石家莊作戰。高是愛國將領，反對內戰，並與共產黨方面有一定接觸。在調往石家莊途中，父親出於大義，大膽向高建議調轉槍口，起義投誠。高終於下定決心，於1945年10月30日在邯鄲市馬頭鎮通電全國，宣布起義。劉伯承、鄧小平及黨中央、毛主席高度讚揚，給起義部隊番號為「民主建國軍」，任命高樹勛為平漢線總指揮，並批准高為中共黨員。
1946年10月，父親與高部其他幾位高級幹部被派往延安軍政大學學習。10月30日，延安召開邯鄲起義一周年大會，會後舉行宴會，父親被安排在毛主席身邊就座，並受到劉少奇、朱德等人接見。周恩來親自找父親談話，父親詳細匯報了自己的經歷，並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周指示延安交際處處長金誠做父親入黨的介紹人，並讓父親學習結束後留延安解放軍總參工作。但學習還未結束，胡宗南部於1947年3月即大舉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前，周又親自安排，父親暫回高身邊工作。不久晉察冀地方炮製了所謂「6.14民建軍暴動案」，扣押軍官審查，目的是要搞倒高樹勛。父親成了重點審查對象，他向高寫了一封長信，書信轉到中央調查組，但此案直至1982年才徹底平反。受此影響，父親於1948年2月被調到華北軍大任炮兵教官。期間，他多次找薄一波反映自己的組織問題和「民建軍」善後問題，均無果。後來父親調到山西省軍區第二幹校任教員，1956年轉業到晉南專區水利局任局長。但還未離開部隊，他又被誣陷為特務，投入監獄接受審查，結果沒查出任何問題，但被降為幹部最低一級，於1957年下放垣曲縣水利局。當時，水利局沒有一個技術人員，連個會看水平儀的人也沒有，父親自薦充任技術員，他一邊看書，一邊到左家灣、趙寨、絳道溝、後河、圢坂及沇東沇西灌區等各個水利工地實地考察，完成了工程測量等任務。隨着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1959年他又被下放到左家灣看守水庫，1962年再次被下放到同善公社觀坡大隊勞動。
我母親於1960年到縣百貨公司託兒所工作，受父親牽連，在1962年「六二壓」中遣送到觀坡。我於1960年10月到縣人民醫院工作，也在母親之後「回」到觀坡。
父親坐監獄時得了肺結核，因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肺部留有空洞及肺氣腫。他也從未做過農活，一切從頭開始。剛到垣曲那幾年，他在工作之餘，把縣圖書館和一中二中圖書館翻了個遍，所有藏書都看過了，與縣圖書館的館長成了很好的朋友。落戶以後，他又成了同善中學圖書館的常客。他利用學到的知識，經常幫助指導附近各村修剪果樹。
為了維持生計，他經常到地里撿遺棄了的棉桃，摳出棉絮賣給收購站補貼家用。在河灘挖出一窩土一行地，種上豆子，對小孩們說：一苗豆五個夾，一個夾五顆豆，五五二十五顆豆。
他的行為被村裡的一些人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一次，有人當面說他是富農思想。他說：「當富農有什麼不好？我希望全國六億農民都成為富農！」父親買了一個竹箥籮供大家使用，有人說他是腐蝕貧下中農。父親為我取名傳真，弟弟名傳理，意為傳播真理，而別人說他要傳播的是「反革命真理」！原想在這深山僻壤可以清靜一些，現在才知道這裡同樣火藥味很濃，到處都有警惕的眼光，到處都是階級鬥爭的戰場。
對於日益謊誕的形勢，父親越來越不能理解，他很痛苦，也為國家的前途命運而擔憂。他把疑慮和思考訴諸筆端，陸續寫了30餘篇文章，以他自己的認知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與建議。文革開始後，這些文章被誣為反革命言論而受到無休無止的批判。這期間，他從同善中學借到一本書，書名忘了，只記得是講太陽系銀河系什麼的，不知是書中講的他理解不了，還是他從中看到了地球人類的渺小與短暫，或者別的什麼原因，這期間，他精神失常了。一天，在一棵石榴樹下，他對人說：這石榴就是太陽，石榴籽這麼多，就是星河。這又讓造反派抓了現行：只有毛主席可以比作紅太陽，他把石榴比成太陽，就是對偉大領袖的污辱、大不敬！
終於，父親在1966年11月17日被捕，關押於垣曲監獄。在獄中，父親拒不認罪，還不斷寫申訴材料，他將「垣曲縣」寫成「冤屈縣」，將自己的名子「竇興雲」寫成「竇我冤」。1970年3月，父親被法院判為現行反革命罪。4月，判死刑，本要立即執行，並已通知我們家屬，因父親不服，並用席簽寫下12萬字的上訴書，執行死刑推遲到1970年5月6日，並於頭天再次通知家屬。當天，縣裡要先召開公開宣判大會後再槍斃。在拉出監獄時，他高喊「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他只喊擁護不喊萬歲，他一貫認為沒有誰可以萬歲。獄警殘忍地用老虎鉗敲掉他的牙齒，用毛巾勒住他的嘴，又用鐵絲把毛巾擰緊固定在脖子上。宣判大會上，他滿口的鮮血染紅了毛巾，不能說話，他喉嚨里發出憤怒的嗚嗚聲。獄警用手按他的頭，要他低下頭顱，他不，決不低頭，決不彎腰！宣判大會沒能開到底，就拉到刑場上了。
宣判大會會場在現在的縣城中心廣場，執行槍決的刑場在今垣曲中學南坡底朝陽村。
父親被槍斃的前一個月，縣裡就通知我們家屬，要我們屆時去領屍。沒人願意幫我，也沒人敢幫我。我找到村里60多歲的吳可敬大伯，他經事多，膽也正，答應幫我。那天一大早我們就出發往縣城步行。我拉着平車，同行的除吳伯外，還有兩個12歲的孩子，一個是妻舅家的，一個是村裡的一個孤兒。
那天的宣判大會，縣裡通知各公社幹部和群眾代表參加。我們走到華峰時，遇上同善公社去參加大會的幾輛大車，其中一輛車上還有幾個座位。他們都知道我是要去為父收屍，有個公社幹部說讓他們坐上吧，有人不同意，最後是吳伯一個人坐上走了。
趕到現場時，已近午後一點鐘，旁邊還有人在圍觀。吳伯用一頁爛席將父親頭部以下裹住，幫我抬到平車上，然後就到縣城他孩子家裡去了，我和兩個孩子拉着父親的屍體返回。
走到華峰與陳村中間的溝里時，天已黑定。那時，這個溝很深，兩邊的坡又陡又遠。我心裡越來越怕，當時這一帶常鬧狼災。讓倆娃在前面拉車吧，他們拉不動，讓在後而推吧，真怕突然竄出狼來叼了他們。現在都忘了，是怎麼一路摸黑走回去的。
回到村里已是半夜十二點了，我們直接將父親拉到墳頭，第二天草草埋了。
父親去了，我們的日子更難過了。我的周圍，經常有人指指戳戳，說這就是被槍斃了的反革命分子竇興雲的兒子！我現在成了名人，同善很多我不認識的人都認識我。我感到深深的屈辱和痛苦。我怕見人，出門戴個破草帽遮臉，後來在生產隊放了幾年羊，只為少見人。別人放羊每天記工12分，但只給我記8分，年底還要無端砍掉一部分。我這個被鎮壓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也是一個特定的身分，和隊裡的幾個「四類分子」一起，經常參加義務勞動，村裡的一個殘疾孤兒死了，也是由我們幾個埋葬的。一次召開全大隊社員大會，有人讓我站到碾盤上接受批鬥，省派駐隊幹部徐文達（著名書法家）、趙梅英看我還那麼年輕，就說不要站了，最後開了一個不點名的批判會。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我像很多人一樣感到悲痛，臂帶黑紗以示悼念。幾天後的9月13日我母親去世，我更加的哀痛。一天，村裡的那個人一把扯下我戴的黑紗，說你這是為反革命老婆弔孝。
我的生活像被壓在大山之下，沉重得喘不過氣來。妻子也日夜擔驚受怕，時時遭人白眼，受人欺辱。我不忍心她跟我受這樣的罪，甚至跟她提出過離婚，讓她得以解脫。
文革終於結束了。遼寧日報刊登了張志新烈士一案，全國範圍內的平反冤假錯案陸續開始。而我當時根本不敢想為父親平反的事。在村里工作組的一個成員叫楊寬森，是縣一中的教師。他對我說，你應該向上反映你父親的事。我不敢，悄悄去問了我當年在醫院的老領導師星明，他鼓勵我，說你大膽找，他們不給菜還能把籃子也擋下？他的話堅定了我的決心。回來後，白天怕人看見，晚上就着煤油燈寫申訴材料。我只有小學文化，寫這些材料讓我感到筆是那樣沉重，對往事的回憶又讓我涕淚橫流。寫好的材料我不敢從垣曲發，而是過了黃河從河南南村寄出去。村裡的幾個人耳聞後，到縣法院和幾個部門反映，說我這個反革命子弟要替父翻案，說還要批鬥我。我聽說後對妻子說，如果我被抓了，你就改嫁，他們就是殺頭我也要上訪！
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至今記得。夢裡，我的父親只有身子沒有腦袋，筆直地站着，背後猶如一個大屏幕，屏幕上寫着兩行金色的大字，我認不得，但知道那是朝鮮字。父親只跟我說了一句話：「槍聲一響，我就到了東邊的崖上。」我一直以為，那個刑場邊的土崖在南邊，後來又去看看，問了別人，他們說那是東崖。我想，父親他靈魂不散，他沒有瞑目，我要去做我應該做的事。
1979年夏天某日，我揣着從妻舅家借的60元錢出發了，要進京上訪。到了禮元，在等火車的時候猶豫了。我自小沒出過門，這一去路上會有什麼兇險？那種心情真是難以名狀。然而，返回去嗎？就這樣一輩子抬不起頭嗎？最後一狠心，還是登車走了。在北京，我闖進最高法院，值班的副院長接待了我，她很和靄，問我有啥事上訪。我第一次見這麼大的京官，又是法官，一肚子的委屈辛酸全湧上心頭，嚎啕大哭說不出話來。她安慰我，問我帶了材料沒有，我將材料呈上，她看後給永定門接待站開了個介紹信。到了接待站，天已黑了，我在附近一家建築工地的板架上睡下過夜。後半夜有點冷，就起來漫無目的地走，不知不覺走到了天安門，再走到了人民大會堂，又往前走到新華門，發現有很多人，坐在地下，黑壓壓一大片。一問，都是上訪的，我也坐了下來。我與旁邊的一位交談，他說他姓羅，竟然是青海省委書記處的一名書記，也是來上訪的。他問我要上訪什麼，我講給他聽了，他鼓勵我說，你這事准能平反！我問為什麼？他說你父親的事完全是政治問題，不涉及經濟問題，平反應該不難。這時，走過一輛黑色轎車，車窗拉着帘子，車上發出一句濃重的四川口音：「還要繼續落實政策！」簡短而有力。就這一句，車未停下，徑直開走了。羅書記說，說話的是鄧小平！他說的很肯定，我卻被嚇了一跳，同時也更有底氣了。
在接待站，我還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一份材料。又過了幾天，接到通知，讓山西的上訪人員統一乘車返晉。我們坐了滿滿的一個火車廂回到太原。在省委接待站，我通過父親的獄友、垣曲店頭人劉學周，找到省政協副主席、父親的原部隊政委王定南，他寫信介紹我去見省高法孟啟明院長。不久，全國人大彭真委員長的秘書石勇，帶一個工作組到晉南處理彭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順帶了解處理我的上訪問題。在運城地委開會匯報時，垣曲縣主要領導稱，垣曲縣政策落實好，無人上訪。石勇組長問：垣曲竇傳真上訪你們不知道嗎？！
就這樣，在中央工作組的直接過問下，縣裡終於開始複查我父親的案子。但是，當年的案件經辦人還在台上，阻力重重，一些人的作為真叫人心寒齒冷。後來縣委副書記張作民親自審閱了全部卷宗，並予過問督促。縣法院的尚仰生、魯戎，頂着壓力，衝破重重阻礙，仗義執言，伸張正義，為我父親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縣法院於1980年3月撤銷原判，宣告無罪，予以平反！1981年元月1日，縣委又以81年1號文件為我父親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我祖母和母親在世時期以幹部遺屬對待，每月補發6元生活補貼。我本人也恢復公職，工齡連計，回原單位工作。而當時衛生局負責人在復職文件背後寫道：「非技術人員，不予接收！」無奈，我又找到張作民書記，這才回到醫院工作。
父親獄中口供的最後一句話是：總有一天，組織會為我平反的！至此，他終於可以暝目了。
有一位縣領導，去省里開會時向省落實起義投誠人員政策辦公室匯報，說竇興雲的案子不能平反。對方說這是中央交辦的案子，你要再翻案找中央匯報去！碰了釘子，灰溜溜地回來了。以前他見我，橫鼻子豎眼，像是我欠了他多大的債，又像與我有深仇大恨似的，這以後見了我，也會說會笑了，也不提要再翻案的話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