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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鎮是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轄鎮，是中華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發祥地。良渚位於餘杭中部，南鄰倉前、餘杭兩鎮，北與湖州隔溪相望，西連瓶窯鎮，東接杭州市區，104國道、杭州繞城高速、杭寧高速、宣杭鐵路貫穿其中，東苕溪與東西大道橫貫全境，東部京杭大運河南北穿行而過，東西南北形成的公路、鐵路、水路的交通體系對經濟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近年來的快速發展成為杭州北大門一顆興起的新星。良渚，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是被謄為"中華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發祥地。[1]
概述
良渚，是被謄為「中華文明之光」——「良渚文化」 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實證中國5000年文明史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遺址，具有唯一性和獨特性。良渚遺址所反映出來的以原創、首創、獨創和外拓為特徵的「良渚精神」，是中國文明傳統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良渚古城的發現，更是將杭州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3000年。 良渚街道位於杭州主城北部，餘杭區中部，距市中心約10公里，與杭州主城區無縫接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交通優勢明顯，是杭州北部的交通樞紐。街道區域面積101.69平方公里，下轄23個建制村，12個社區，戶籍人口9.45萬，實有人口22.28萬。
地理位置
良渚位於餘杭中部，南鄰倉前、餘杭兩鎮，北與湖州隔溪相望，西連瓶窯鎮，東接杭州市區，104國道、杭州繞城高速、杭寧高速、宣杭鐵路貫穿其中，東苕溪與東西大道橫貫全境，東部京杭大運河南北穿行而過，東西南北形成的公路、鐵路、水路的交通體系對經濟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近年來的快速發展成為杭州北大門一顆興起的新星。
自然氣候
餘杭地處北亞熱帶南緣季風氣候區。冬夏長春秋短，溫暖濕潤，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氣溫15.3℃～16.2℃，年平均雨量1150毫米至1550毫米。因境內地形不同，小氣候差異明顯，春、冬、夏季風交替，冷暖空氣活動頻繁，春雨連綿，風向多變，天氣變化較大。常年6月中旬入梅，7月上旬出梅，雨量相對集中，梅雨結束即進入盛夏，受熱帶高壓控制，盛行下沉氣流，天氣晴熱、溫度高、日照強、蒸發大，易有伏夏。秋季，秋高氣爽，天氣比較穩定。冬季，盛吹西北風，寒冷、乾燥，如遇北方強冷空氣，就出現寒潮。氣候特徵為氣溫適中，適宜雙、三熟制。雨熱同季，有利於葉莖類作物和瓜果生產。地處中亞熱帶向北亞熱帶過渡區，適宜栽培種植南北多種作物，具有發展糧食生產和多種經濟作物的氣候優勢。[2]
旅遊景區
百鳥朝鳳
《百鳥朝鳳》大型雕塑坐落於杭州農副產品物流中心核心區域，由著名藝術大師韓美林設計，高約53米，全銅材質，
造型巍然古樸。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圖騰是玉鳥，而鳳凰則是百鳥之首。《百鳥朝鳳》雕塑，在杭州農副產品物流中心落成，不僅寓示 「農副物流」這艘農副產品的「航空母艦」將領跑現代農產品流通業，也展示餘杭全力以赴打造現代服務業大區的信心和決心；而作為良渚城市化發展中的地標性藝術建築，《百鳥朝鳳》雕塑充也分展現了良渚「和諧聚力、不畏艱難、永思進取」的創業精神，也寓意良渚各項事業的繁榮景象。
同時，「百鳥朝鳳」與此前錢塘江南岸的「錢江龍」大型雕塑遙相呼應，形成了「龍鳳呈祥」的態勢，祝福杭州未來發展更加美好。
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的前身是1994年由江澤民題寫館名並開館的良渚文化博物館，位於餘杭區良渚街道美麗洲公園，隸屬於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委員會，是一座良渚文化專題類的考古學文化博物院，於2008年9月29日正式對外開放。博物院占地面積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萬平方米，展覽面積4000多平方米，內設3個常規展廳、1個臨時展廳以及文物專用庫房和為公眾開放的休閒場所等功能區塊。
良渚博物院建築由英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戴衛·奇普菲爾德設計，以「一把玉錐散落地面」為設計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
個長條形建築組成，被稱為「收藏珍寶的盒子」。整個建築凸顯簡約、粗獷、厚重、大氣的特徵，注重景觀與自然的結合，在依山傍水、野草淒淒的景致中，置於藍天白雲間，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藝術與自然、歷史與現代的和諧融和。外牆全部用黃洞石砌成，遠看猶如玉質般渾然一體。院內穿插設計了三個天井式主題庭院，運用中國園林建築的元素，點綴美人靠等建築小品。
良渚博物院基本展覽總主題為「良渚文化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國和世界同類或同時期文明中的地位。展覽設計理念是：雍容華貴、高雅親和。展覽力求創新陳列理念、合理運用先進的展示方法和手段，努力化解良渚文化的專業元素，使博物院成為一座可觀、可學、可觸、可玩的平民化博物館。在三個相互聯繫又獨立的展廳中，分別陳列「發現求真」、「良渚古國」和「良渚文明」三大內容，另外在第一展廳和第三展廳中分隔出前廳和尾廳，作為導引和結束。
良渚博物院的工作目標是：成為良渚文化和良渚遺址的文物收藏中心、陳列展覽中心、學術研究中心、資料信息中心、普及宣傳中心、旅遊服務中心、愛國主義教育中心和優秀的青少年教育活動第二課堂。
大雄寺
位於良渚街道西大雄山東麓，原稱大雄寺，始建於宋代。寺址「松徑深邃，頗極幽寂」，側有一枝花開兩色的玉蘭，放生池內有無尾螺獅。盛時有屋間60餘間，僧百人。解放初寺被拆毀。1999年10月重建，有天王殿、大雄寶殿和三聖殿三進。
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因此，專家推斷，古人在建城時顯然對地理位置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
良渚古城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中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淨的黃土，夯實。
西城牆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牆、北城牆和東城牆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牆環繞着中間的莫角山遺址。與西城牆相比，其他三面城牆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銳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牆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裡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牆防水能力。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說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牆，等到建其他三面城牆，經驗更豐富了。
已經發現的良渚遺址，從其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專家認為當時有宮殿，生活着王和貴族，又找到了城牆，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文物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質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採用輪制，器形規則，圈足器居多，用鏤孔、竹節紋、弦紋裝飾，也有彩繪。玉器發現很多，有璧、琮、璜、環、珠等，大部分出土於墓葬中。與良渚遺址同類型的遺址，在長江下游的蘇南，直至錢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區，分布較廣，考古學界統稱為「良渚文化」。據對有關遺址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700～5300年，先後延續達千年之久。
1986、1987年，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徵財富的玉器和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為研究階級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使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對舊藏玉器重新鑑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誤認為是「漢玉」(實際上是良渚玉器）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
1994年又發現了超巨型建築基址，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確認是人工堆積的大土台，土層最厚處達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見。考古學界認為「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3]
歷史文化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所涵蓋的空間範圍非常廣闊，包括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500平方公里的區域面積，大致的範圍是：北至黃河流域以北的蘇北魯南地區，南至浙江的寧紹平原，東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島，西達皖贛境內。良渚文化頒布面雖然如此之廣，但是它有一個中心地區，那就是位於杭州市餘杭區境內的一個良渚鎮（良渚文化的最早發現地）瓶窯鎮的區域，我們把它稱為良渚遺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的，就如我們後代的朝代一樣，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於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經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澤文化發展而來，其後發現的馬橋文化，是否為良渚文化的繼承者，目前還缺乏考古依據，無法定論。良渚文化的確切時間我們也通過科學的測定方法——C14測定法測定出來了，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間，生活在中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區的先民們，在1000多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一切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階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徵的禮制文化，以連續作業的稻作犁耕生產方式，以營建大型工程和進行大規模社會生產的組織系統，以絲綢、玉器和黑陶製作為主的手工業或商業的著稱於世。其中特別是玉文化所顯露出來的與凝結於物質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態的文化，成為後來中國文明的主要構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與施昕更——發現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於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於醫學這，擅詩詞，及浙江近代名醫，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幾位兄弟姐妹也頗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術學院院長、一代畫師潘天壽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醫，曾任浙江中醫學院院長。
何天行在如此優越的家庭環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讀古文，背誦詩詞，為此後進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1935年以前，當時叫杭縣的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而許多石器和黑陶卻少有人注意。當時人們還看不出它們的巨大史料價值和文化內涵，往往隨挖隨棄，因此在盜坑附近常常散落着許多石器與黑陶。
1935年，風華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復旦大學就讀中國文學系四年級，在開設的課程中，有一門就是考古學課，他極有興趣。因此，他經常利用假期到民間探訪，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採集到了各種古器物。 憑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學識、濃厚的考古學興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銳地意識到了那些散落在杭縣良渚民間的石器、玉器和陶器決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帶是一個優秀的古文化遺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間，以施昕更先生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館對良渚一帶進行了正式發掘，正式確立了浙江遠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從而也證實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發現。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遺址時發現了一個橢圓形的黑陶盤，上面刻有十幾個符號，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對照分析發現，其中有七個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個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斷定這些符號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和肯定。把這些刻符定性為文字而非圖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膽量和學識，何天行先生慧眼識珠，成為發現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發現良渚的石器與黑陶並意識到其重要價值後，何天行先生又經過反覆地調查研究，多處於探考徵集，於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被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之第一種，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評價，為該書題寫了書名，可想而知，這是何等的殊榮。該書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發行，1939年就流傳到了海外，是較早將良渚文化介紹于海外的一本著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
何天行的著作
《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出版後，何天行先生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像一位勞苦耕作的老家，對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長期默默地堅持着對良渚文化的調查與研究，並不斷地撰寫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從而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於杭州餘杭良渚鎮一戶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聰穎，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浙大前身）學習繪圖，雖因家境貧困。系半工半讀，但卻為今後到博物館工作及考古發掘工作打下了基礎。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盪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繫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 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後，在館裡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着遠古文化遺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報告完成，題為《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他當時認為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背，但是應該說，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劃。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工作。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良渚》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勉強出版，而被視為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發掘報告
何天行與施昕更兩位先生對良渚文化發掘研究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是由於他們的發現才會有今天的，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兩位先驅。[4]
歷史沿革
據方志記記載，「良渚」一名最早見於宋代，稱「梁渚里」。「梁渚」轉而為"良渚"應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具體時間不可考。清代（公元1644年~1911年）的各種《杭州府志》均已稱「良渚」。「良」，在《說文》里被解釋為「善也」，即美好之意；「渚」，在《爾雅·釋水》這部文獻里說：「水中可居者味曰『洲』，小洲曰『渚』。」「良」與「渚」的組合，即是「美好的 水中之洲」的意思，這與河港密布的良渚鎮地理環境相符。
大事記
1978年5月28日，聯合國糧農組織官員17人到良渚公社考察沼氣；至8月，良渚公社75%以上農戶使用沼氣，為全縣最早普及沼氣使用的公社。1983年3月22日～25日，餘杭縣農村科技交流會在良渚舉行。1985年8月，良渚改為建制鎮。1990年5月8日，被省人民政府確定為重點工業衛星鎮。1990年12月27日，良渚鎮旅居香港同胞李雲華女士捐贈人民幣50萬元，幫助家鄉發展教育事業。1994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館正式開館；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曾參觀該館。1995年3月，良渚文化博物館被列為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6年11月20日，良渚文化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8年，良渚工業城開發公司成立。該公司由余杭市良渚工業總公司、餘杭市華夏經濟投資開發公司、餘杭市財務開發公司3家單位共同組建，於3月正式掛牌，是餘杭市3個民營開發區之一，並與原工業經濟開發區銜接，統一規劃、統一基礎設施建設、統一優惠政策、統一項目審批。勞資管理、工商稅收、金融支持、土地出讓等服務質量和基礎設施建設有了較大的提高，11家企業落戶投產，累計投入資金2.18億元，1998年實現產值9180萬元，占全鎮的14.5%，在良渚工業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1998年，舊城改造初見成效。良渚因建鎮較遲，基礎設施建設負債較多，與中心城鎮地位極不相符，從「三線」遷移開始，隨着以總建築10000平方米的良渚大酒店、杭五建中心花園商住樓、良渚中心商業街已具雛形，金融、房產、餐飲、客房、超市等第三產服務以舊城改造為載體迅速興起，城鎮面貌有了較大改善，城鎮品位和城鎮檔次有了較大提高，投資環境和人民群眾生活環境進一步優化。[5]
政治經濟
近年來，良渚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著：財政收入不斷增長，綜合實力穩步提高；發展格局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城市化步伐不斷加快，產城融合有效推進；社會管理不斷創新，社會民生逐步改善；人居環境不斷優化，生態保護成效初顯。先後榮獲「浙江省中心鎮」、「浙江省森林城鎮」、「浙江省生態鎮」、「浙江省文明鎮」、「浙江省農村基層組織先鋒工程建設五好鄉鎮黨委」、「浙江省平安鎮」、「浙江省教育強鎮」、「浙江省體育強鎮」、「浙江省東海文化明珠」、「浙江省旅遊強鎮」、 「杭州市先進基層黨組織」、「杭州市農村經濟發展十佳鄉鎮」等榮譽稱號。 2012年，在區委、區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街道上下緊緊圍繞「合力打造田園城鎮、美麗鄉村，共建共享和諧家園、品質生活」的奮鬥目標，經濟社會各項事業保持了健康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2012年，我街道預計全年完成工農業總產值150億元，其中規模工業產值102.98億元，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4.5%、4.3%，在全區鎮、街中排名第二位；三產增加值23億元，增長9.6%；農村經濟總收入222.5億元，增長1.2%；村級集體可分配收入6696萬元，增長12.6%；農民人均純收入19000元，增長10%；全年實現財政總收入12.83億元，其中地方性收入8.63億元，經常性收入6.23億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19.77%、27.06%、27.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