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奉義而行·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二·二十四]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四·十]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四·十二]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四·十六]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六·四]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六·十四]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七·十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十四·十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十五·十七]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十五·十八]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十六·十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十七·二十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十九·一]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鑑賞
孔子把義規定為人的生活意義、和一切行為的根據所在，要求人們必須「行義以達其道」(《季氏》)，平時要「義之與比」(《里仁》)，就是說只同有義的人親近。孔子一再強調，義對於人生是至關重要的，君子要以義為根本，以禮實行它，用謙遜的言辭表達它，以忠誠的態度實現它(《衛靈公》)。在他看來，人的一生應當是行義的人生。
義在《論語》中是與具體的活動或行為相對而言的，是代表具體活動或行為所要實現的精神價值： 它表現為正義，公義，道義，原則等。他用是否有義來區別有道德的人與沒有道德的人，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喻是知道、明白的意思，這裡表示看到、關注。就是說一事當前，君子首先關注的是其中之義，即是否合於公義、原則，而小人則關注它是否對己有利。這裡孔子所說的利是指一己之私利，因為通觀《論語》，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從來沒有否定過國家之利、人民之利、社會之利。孔子這句話也不是反對人們追求私利，而是說君子不把私利放在首位，而是把道義、原則置於私利之上，只要不違反道義，人們也是可以、甚至應當謀求正當的私利。因此，孔子反對把功利作為人生的唯一的、最高的目的，他的「義以為上」的主張是要求人們把崇高的精神價值，把公義、道義作為人生的最高的目的，日常行事要合乎原則，不可苟且。
義在《論語》中常常表示正當性與恰當性，正如《中庸》所說「義者，宜也」。義也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而採取的正當手段和途徑，是人們做事的必由之路，行義就是為所當為，即不能不這樣做，不論其行為對個人的利益、前途、命運，甚至生命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從另一方面說，行義是不為所不當為，就是決不能那樣做，不論因此可能失去財富、地位等許多很吸引人的東西。這是實踐自己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是出於良心的需要。孔子不是一般地反對個人利益，但是他強調「見利思義」(《憲問》)、「見得思義」(《子張》)，就是說你必須考慮一下，是不是可以得到這種利益，如果合乎道德規範(更不用說法律規定了)，你完全可以接受，否則，你決不能抱有非分的企圖。孔子自己在可以得到富貴的機會面前的態度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在物慾橫流的當今社會，孔子的這種態度尤其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效法。
人的天性中有好利的傾向，孔子深知這一點，所以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里仁》)。他看到人們在平時一事當前，往往都首先想到對自己有什麼好處。他清楚地意識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或在重大關頭、關鍵時刻，要奉義而行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提出「徙義」。「徙」表示遷移、接近，「徙義」就是「徙於義」，意為合乎義，即改變自私自利的傾向，以實際行動行義。孔子認為所謂「崇德」就是「主忠信，徙義」(《顏淵》)，他自己平時最關注、最擔心的四件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聞義不能徙」(《述而》)。可見，「徙義」是儒家道德修養的基本功夫。
義是孔子經常要求統治者做到的道德規範，他要求治國者「務民之義」(《雍也》)，就是要致力於合乎人道的事情。義對於朝廷來說，就是要維護道義，從事正義的事業，不能為非作歹，損害百姓。他認為統治者只有為了高尚目的，奉義而行，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所以他說：「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敬。」(《子路》)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仁者無敵、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對於普通人來說，孔子認為不論人們怎樣生活，都必須有某種意義，也就是說對社會，或他人，或對自己的進步有一種好處，使人生有一種價值。他對那種終日飽食，無所用心的人十分反感。為了激發這種人對生活的興趣和熱情，他說： 不是有下棋這樣的遊戲嗎?玩玩這個也比那種無所事事的生活強多了(《陽貨》)。還有一種人，看似與上述這種人不同，他們十分活躍，到處表現自己，「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即賣弄小聰明)」，在孔子看來，這也是一種庸俗無聊的趣味，他以為，對於染上這種毛病的人是很難辦的(以上見《衛靈公》)。
義代表了一個崇高的理想和目的，是致力於實行一種高尚的、神聖的事業，因此必定表現為一種極大的精神力量。《論語》正是這樣描繪君子的行義行為。一個人為了實行自己所信守之義，要不屈服於任何外界壓力，不論它是兇殘的暴力，還是世俗之見。對於暴力，孔子提出：「志士仁人，無求身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他以為見義不為，是膽小鬼的表現(《為政》)，而行義的人生是無畏的。
孔子義的觀念在《孟子》書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它注重培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和不怕犧牲的豪傑精神。由於孔孟仁義思想的滋養，在中國形成了重民族大義和社會正義的傳統，各個朝代在重大歷史關頭湧現的志士仁人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就是這一偉大傳統的生動表現。[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