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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子路·第十三·共三十章》1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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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譯】

子路問如何搞政治?孔子說:「自己帶頭,大家努力。」子路要求多講一些,孔子說:「不懈怠。」

【注】

《朱注》: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正義》: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勞之者,勤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

《集釋》《群經平議》:先之勞之,謂先民而任其勞也。天子親耕,後親蠶之類,皆其事矣。

【記】

「勞之」是自己勞還是百姓勞?有不同解說,譯則采兩者均勞意。仍是「政者正也」的思路,混倫理、政治於一體也。

原文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譯】

冉雍做了季氏部族總管,問孔子如何辦政治?孔子說:「首先注意幹部,不計較小過錯,提拔優秀人才。」

冉雍說:「怎樣才知道誰是優秀人才而提拔呢?」孔子說:「提拔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別人就會捨棄而不提出嗎?」

【注】

《集釋》《陸敬輿奏議》: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觀;殉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是必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

【記】

「人才難得」,千古同調,其實不然。只要有好的制度,何愁不出人才。陸宣公提出的是古代制度,現代的經濟、政治制度更能使「人盡其才」。苟無完備制度,純靠「伯樂」識「千里馬」和孔子這種辦法,則危乎殆矣。惜執政者至今多不悟此。「赦小過」者,人無完人,孰能無過?戰爭時期,人才易出,也不重小德。和平年月則反是,於是賢才大能被扼殺、封禁在所謂「德才兼備」、實則以拘拘小節求全責備的「原則」下而抱恨終身者,多矣。

原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譯】

子路說:「衛國國君等您去搞政治,您先做哪件事?」

孔子說:「那一定是訂正各種名分了。」

子路說:「真是這樣嗎?您太迂腐了。幹什麼去訂正名分?」

孔子說:「真粗魯呀,子路!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就應保持沉默。如果名不正,說話就不順當;說話不順當,就搞不成事情;搞不成事情,禮樂就復興不起來;禮樂不復興,刑罰就不會恰當;刑罰不恰當,老百姓就不知道應該如何行為、活動。所以,君子訂正了名分就一定能夠說話,說的話就一定能夠執行。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不能有一點隨便馬虎。」

【注】

《正義》馬曰:正百事之名。晉時魯勝注《墨辯》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而凡百事為,莫非是名。

【記】

如前所指出,這大概就是儒家的語言學,極為重視語言的實用意義和實用價值,指出它在支配人的行為活動上的重要作用。其所以如此,「名」(能指,書面語言)來自符號(指事),表示的是一種秩序、規範、法則,這也就是「實」(所指)。至今人們批評某人行為、活動時,用的是「不像話」。可見,「話」(語言)在中國從來具有嚴重的神聖性。語言不只是散發在空氣中的聲音而已,它不僅代表而且本身即是人的行為、活動,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亦此意。語言文字這種原始巨大功能,保存在孔子以及後世高度重視語言的態度上。所以中國古代的名學,並不是邏輯學,它研討的核心仍然是語言和語詞的實際應用和可能出現的現實悖論。稍有獨立性格和邏輯分析的思辨方式如公孫龍、惠施、墨辯則為儒家(如荀子)所排斥,為後世所忘記。直到近代,西方以其科技證實這種邏輯思辨的實效性、有用性之後,中國人才樂於接受。嚴復當年開講邏輯學,為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聞所未聞而大受歡迎。中國人不是沒有這方面的能力,而是沒發展這方面的興趣。金岳霖寫《論道》、《認識論》與馮友蘭寫《貞元六書》大體同時而思想相近,馮影響甚大而金甚小,亦以此故。韓非的論議,邏輯性也非常強,但不可能發展為抽象的邏輯學。韓非恰恰強調純粹思辨或「真理」本身的無用,如《說難》篇。《韓非子》之所以能「益人神智」,乃以其冷靜的理知告訴人們許多殘酷的生活真實,並非其議論的邏輯形式本身;讀《韓非子》,正有助於了解中國的「邏輯」。儒學以「情」為體,於邏輯當然有所扞格;《孟子》好些辯論就直接違反形式邏輯。

如此重「正名」,即後來法家「以名責實,循名求實」的政治統治張本,在一定意義上,法家也從孔學發展而來,孔子不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嗎?這就是名實——正名問題。「名」是社會秩序、規範、禮制的具體法則,謹守不失,即可「無為」而治。儒、道、法均講「無為而治」,均講「名」,此「名」非語言、邏輯,乃實用政治。顧立雅(H. Creel)曾認申不害之「無為」來自《論語》(見其What is Taoism),有據。陳漢生(Chad Hansen)認為「名」(name)關乎「禮」,即辨等差,make distinction,有理。譚嗣同猛烈抨擊「名教」(禮教)「以名為教」,此「名」即確定社會等差級別之秩序所在,關係乎維繫傳統之倫理—政治。孔子要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在於這樣才能指導人們去正確行動(實踐),此即儒家之認識論。中國價值(value)與事實(fact)不分,理論(認識)與實踐不分,名與實不分,有其語言學的根基:(A)文字(書面語言)並非口頭語言之記錄,乃歷史經驗(「指事」)之記錄;(B)從而文字有直接驅使人行動的重要功能,這又與巫術淵源有關,因「歷史經驗」之記錄與巫術儀式本有糾葛。中國漢字因來自指事即記錄歷史經驗,故重單字、名詞,而無需複數、冠詞、性別之類,它的作用在於以歷史經驗指導人們行動、生活,而不在指示、描述、複寫客觀事物或記錄口頭語言。這些均「實用理性」之重要構成方面和要素,大不同於希臘—希伯來之西方傳統。

原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譯】

樊遲問種莊稼的學問,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民。」樊遲問種菜的學問,孔子說:「我不如老菜農。」

樊遲走了出來。孔子說:「樊遲真是小人呀。領導者講求禮制,老百姓就沒有不尊敬的;領導者講求合理適當,老百姓就沒有不服從的;領導者講求信任,老百姓就沒有不把情況講出來的。如果這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會背負小孩來投奔。幹嗎要去種莊稼?」

【注】

《正義》《周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為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即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恆業。

【記】

可見小人即老百姓,非道德貶義。從春秋戰國起,中國崛起「士」階層。「學而優則仕」一直是「士」的生活道路。漢代有察舉,考試則為隋唐以來的政治體制。「士」的職責是「致君澤民」,「安邦定國」,管理政事,成為社會結構中的骨架和脊樑。在民主政治和現代官僚體制出現之前,中國文官體制是最完備和最有效的,其基本觀念可說來自此處。孟子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種明確表述。與此相反,從農家、墨家到毛澤東,中國思想史上一直又有廢除勞心勞力區分、由生產者直接管理政務的烏托邦觀念。樊遲大概也可算作其中的一位。老師不老說要復古嗎?那麼乾脆回到帝王親自耕織的「太平」時代去,豈不更好?於是問學稼學圃。但孔子不以為然。

什麼是「情」?非情感也,乃事實、真實、情況。葛瑞漢(A. C. Graham)論之頗詳,其說謂前漢時期「情」指實質,非情感(見所着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蓋有所據。但由「實體」、「本質」、「真理」、「情況」之「情」轉而為「情感」、「感受」、「感情」之「情」,意義更大。此二者有某種重要連接。《荀子·正名》:「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此「情」即此二者(實質與情感)之某種交會與轉換:情感乃人的本質、實體、真實,所謂人性,即在此。所以儒家重視陶情養性,成就人生。

原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譯】

孔子說:「熟讀《詩經》三百首,交他政治不會搞;走出國門辦外交,不能獨立作應對。讀得雖多,又有什麼用?」

【注】

《康注》:詩,言國政,着風俗,本人情,該物理,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蓋詩出輏軒之采,如今日之報。孔子選十五國之報精者,加以改制口說,以為功課書。故通其學者皆為政治家、言語家之才。

【記】

《詩經》當時遠非供審美的文藝作品,它有非常重要的實際用途。《詩經》常被用來作為外交辭令,以展示所依據的權威和規範。可參見《左傳》。[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