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女人(張愛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原文
談女人
西方人稱陰險刻薄的女人為「貓」。新近看到一本專門罵女人的英文小冊子叫《貓》，內容並非是完全未經人道的，但是與女人有關的雋語散見各處，搜集起來頗不容易，不像這裡集其大成。摘譯一部分，讀者看過之後總有幾句話說，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覺得痛快，也有自命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論」，或是說「過激了一點」，或是說「對是對的，只適用於少數的女人，不過無論如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等。總之，我從來沒見過在這題目上無話可說的人。我自己當然也不外此例。我們先看了原文再討論吧。
《貓》的作者無名氏在序文里預先鄭重聲明：「這裡的話，並非說的是你，親愛的讀者——假使你是個男子，也並非說的是你的妻子、嬸妹、女兒、祖母或岳母。」
他再三辯白他寫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吃了女人的虧藉以出氣，但是他後來又承認是有點出氣的作用，因為：「一個剛和太太吵過嘴的男子，上床之前讀這本書，可以得到安慰。」
他道：「女人物質方面的構造實在太合理化了，精神方面未免稍差，那也是意想中的事，不能苛求。」
一個男子真正動了感情的時候，他的愛較女人的愛偉大得多。可是從另一方面現看，女人恨起一個人來，倒比男人持久得多。
女人與狗唯一的分別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寵壞了，它們不戴珠寶，而且——謝天謝地！——它們不會說話！
算到頭來，每一個男子的錢總是花在某一個女人身上。
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間女侍調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那郵差遙遙擲一個飛吻都不行！
我們由此推斷：男人不比女人，彎腰彎得再低些也不打緊，因為他不難重新直起腰來。
一般的說來，女性的生活不像男性的生活那麼需要多種的興奮劑，所以如果一個男子公餘之暇，做點越軌的事來調劑他的疲乏、煩惱、未完成的壯志，他應當被原恕。
對於大多數的女人，「愛」的意思就是「被愛」。
男子喜歡愛女人，但是有時候他也喜歡她愛他。
如果你答應幫一個女人的忙，隨便什麼事她都肯替你做；但是如果你已經幫了她一個忙了，她就不忙着幫體的忙了。所以你應當時時刻刻答應幫不同的女人的忙，那麼你多少能夠得到一點酬報，一點好處——因為女人的報恩只有一種：預先的報恩。
由男子看來，也許這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悅目的——但是由另一個女人看來，它不過是「一先令三便士一碼」的貨色，所以就談不上美。
時間即是金錢，所以女人多花時間在鏡子前面，就得多花錢在時裝店裡。
如果你不調戲女人，她說你不是一個男人；如果你調戲她，她說你不是一個上等人。
男子誇耀他的勝利——女子誇耀她的退避。可是敵方之所以進攻，往往全是她自己招惹出來的。
女人不喜歡善良的男子，可是她們拿自己當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後，就以為丈夫立刻會變成聖人。
唯獨男子有開口求婚的權利——只要這制度一天存在；婚姻就一天不能夠成為公平交易；女人動不動便抬出來說當初她「允許了他的要求」，因而在爭吵中占優勢。為了這緣故，女人堅持應由男子求婚。
多數的女人非得「做下不對的事」，方才快樂。婚姻仿佛不夠「不對」的。
女人往往忘記這一點：她們全部的教育無非是教她們意志堅強，抵抗外界的誘惑——但是她們耗費畢生的精力去挑撥外界的誘惑。
現代婚姻是一種保險，由女人發明的。
若是女人信口編了故事之後就可以抽版稅，所有的女人全都發財了。
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個問句，她的第一個回答大約是正史，第二個就是小說了。
女人往往和丈夫苦苦辯論，務必駁倒他，然而向第三者她又引用他的話，當做至理名言。可憐的丈夫……
女人與女人交朋友，不像男人與男人那麼快。她們有較多的瞞人的事。
女人們真是幸運——外科醫生無法解剖她們的良心。
女人品評男子，僅僅以他對她的待遇為依歸，女人會說：「我不相信那人是兇手——他從來也沒有謀殺過我！」
男人做錯事，但是女人遠兜遠轉地計劃怎樣做錯事。
女人不大想到未來——同時也努力忘記她們的過去——所以天曉得她們到底有什麼可想的！
女人開始經濟節約的時候，多少「必要」的花費她可以省掉，委實可驚！
如果一個女人告訴了你一個秘密，千萬別轉告另一個女人——一定有別的女人告訴過她了。
無論什麼事，你打算替一個女人做的，她認為理所當然。無論什麼事你替她做的，她並不表示感謝。無論什么小事你志了做，她咒罵你。……家庭不是慈善機關。
多數的女人說話之前從來不想一想。男人想一想——就不說了！
若是她看書從來不看第二遍，因為她「知道裡面的情節」了，這樣的女人決不會成為一個好妻子。如果她只圖新鮮，全然不顧及風格與韻致，那麼過了些時，她摸清楚了丈夫的個性，他的弱點與怪僻處，她就嫌他沉悶無味，不復愛他了。
你的女人建造空中樓閣——如果它們不存在，那全得怪你！
叫一個女人說「我錯了」，比男人說全套的繞口令還要難些。
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騙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說「女人怎樣怎樣」的話，多半是俏皮話。單圖俏皮，意義的正確上不免要打個折扣，因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如何能夠一概而論？但是比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論的，因為天下人風俗習慣職業環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總是在戶內持家看孩子，傳統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種，個人的習性雖不同也有限。因此，籠統地說「女人怎樣怎樣」，比說「男人怎樣怎樣」要有把握些。
記得我們學校里有過一個非正式的辯論會，一經涉及男亥問題，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題目是什麼，單單集中在這一點上，七嘴八舌，嬉笑怒罵，空氣異常熱烈。有一位女士以老新黨的口吻佩佩談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這柔脆的，感情豐富的動物，利用她的情感來拘禁她，逼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競爭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風全是因為機會不均等……在男女的論戰中，女人永遠是來這麼一套。當時我忍不住要駁她，倒不是因為我專門喜歡做偏鋒文章，實在是聽厭了這一切。一九三０年間女學生們人手一冊的《玲瓏》雜誌就是一面傳授影星美容秘訣一面教導「美」了「容」的女子怎樣嚴密防範男子的進攻，因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談戀愛固然危險，便結婚也危險，因為結婚是戀愛的墳墓……
女人這些話我們耳熟能詳，男人的話我們也聽得太多了，無非罵女子十惡不赦，罄竹難書，惟為民族生存計，不能趕盡殺絕。
兩方面各執一詞，表面上看來未嘗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女人的確是小性兒，矯情，作偽，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經女人雖然痛恨蕩婦，其實若有機會扮個妖婦的角色的話，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聰明的女人對於這些批評並不加辯護，可是返本歸原，歸罪於男子。在上古時代，女人因為體力不濟，屈服在男子的拳頭下，幾千年來始終受支配，因為適應環境，養成了所謂妄婦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還抱怨些什麼呢？
女人的缺點全是環境所致，然則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樣地多心，鬧彆扭呢？當然，幾千年的積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時日……
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徹底的答覆，似乎有不負責任的嫌疑。「不負責」也是男子久慣加在女人身上的一個形容詞。《貓》的作者說。
有一位名高望重的教授曾經告訴我一打的理由，為什麼我不應當把女人看得太嚴重。這一直使我煩惱着，因為她們總把自己看得很嚴重，最恨人家把她們當做甜蜜的，不負責任的小東西。假如像這位教授說的，不應當把她們看得太嚴重，而她們自己又不抄心做「甜蜜的，不負責任的小東西」，那到底該怎樣呢？
她們要人家把她們看得很嚴重，但是她們做下點嚴重的錯事的時候，她們又希望你說「她不過是個不負責任的小東西。」
女人當初之所以被征服，成為父系宗法社會的奴隸。是因為體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體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竟天擇的過程中不曾為禽獸所屈服呢？可見得單怪別人是不行的。
名小說家愛爾德斯·赫胥黎①在《針鋒相對》一書中說：「是何等樣人，就會遇見何等樣事。」《針鋒相對》裡面寫一個年輕妻子瑪格麗，她是一個討打的，天生的可憐人。她丈夫本是一個相當馴良的丈夫，然而到底不得不辜負了她，和一個交際花發生了關係。瑪格麗終於成為呼天搶地的傷心人了。
①愛爾德斯·郝胃黎，通譯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國作家，晚年入籍美國。
誠然，社會的進展是大得不可思議的，非個人所能控制，身當其沖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階段，總免不了有些主動的成分在內。像目前世界大局，人類逐步進化到競爭劇烈的機械化商業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雖然奔走呼號鬧着「不要打，打不得」，也還是惶惑地一個個被牽進去了。的確是沒有法子，但也不能說是不怪人類自己。
有人說，男子統治世界，成績很糟，不如讓位給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這話乍聽很像是病急亂投醫。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則天是個英主，庸太宗也是個英主，碰上個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樣天下太平。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難得。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數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準較男子更低。而且國際間鬧是非，本來就有點像老媽子吵架，再換了貨真價實的女人，更是不堪設想。
叫女人來治國平天下，雖然是「做戲無法，請個菩薩」，這荒唐的建議卻也有它的科學上的根據。曾經有人預言，這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摧毀我們的文明到不能恢復原狀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將要着落在黑種人身上，因為黃白種人在過去已經各有建樹，唯有黑種人天真未鑿，精力未耗，未來的大時代里恐怕要輪到他們來做主角。說這樣話的，並非故作驚人之論。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訓練與壓抑，的確足以所傷元氣。女人常常被斥為野蠻，原始性。人類馴服了飛禽走獸，獨獨不能徹底馴服女人。幾千年來女人始終處於教化之外，焉知她們不在那裡培養元氣，徐圖大舉？
女權社會有一樣好處——女人比男人較富於擇偶的常識，這一點雖然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卻與人類前途的休戚大大有關。男子挑選妻房，純粹以貌取人。面貌體格在優生學上也是不可不講究的。女人擇夫，何嘗不留心到相貌，只是不似男子那麼偏頗，同時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談吐風度自給的力量等項，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說現今社會的癥結全在男子之不會挑揀老婆，以至於兒女沒有家教，子孫每況愈下。那是過甚其詞，可是這一點我們得承認，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動，我們才有希望產生一種超人的民族。
「超人」這名詞，自經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發現同類的理想。說也奇怪，我們想象中的超人永遠是個男人。為什麼呢？大約是因為超人的文明是較我們的文明更進一步的造就，而我們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還有一層：超人是純粹理想的結晶，而「超等女人」則不難於實際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階段中，女人還是女人。男子偏於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女人把人類飛越太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
即在此時此地我們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怎樣的男子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義者有他們的理想，老莊的信徒有他們的理想，國社黨員也有他們的理想。似乎他們各有各的不足處——那是我們對於「完美的男子」期望過深的緣故。
女人的活動範圍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時，一個壞女人往往比一個壞男人壞得更徹底。事實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顧商業道德而私生活無懈可擊。反之，對女人沒良心的人盡有在他方面認真盡職的。而一個惡毒的女人就惡得無孔不入。
超人是男性的，神卻帶有女性的成分，超人與神不同。超人是進取的，是一種生存的目標。神是廣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分所謂知識份子一樣。我也是很願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夠相信，如果有這麼一天我獲得了信仰，大約信的就是奧涅爾①《大神勃朗》一劇中的地母娘娘。
①奧涅爾，通譯奧尼樂(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國戲劇家，193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大神勃朗》是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齣戲。讀了又讀，讀到第三四遍還使人心酸淚落。奧涅爾以印象派筆法勾出的「地母」是一個妓女，「一個強壯、安靜、肉感，黃頭髮的女人，二十歲左右，皮膚鮮潔健康，乳房豐滿，胯骨寬大。她的動作遲慢，踏實，懶洋洋地像一頭獸。她的大眼睛像做夢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騷動。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條神聖的牛，忘卻了時間，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
她說話的口吻粗鄙而熱誠：「我替你們難過，你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狗娘養的——我簡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愛你們這一大堆人，愛死你們，仿佛我給你們帶了一種新的麻醉劑來，使你們永遠忘記了所有的一切(歪扭地微笑着)。但是他們看不見我，就像他們看不見彼此一樣。而且沒有我的幫助他們也繼續地往前走，繼續地死去。」
人死了，葬在地里。地母安慰垂死者：「你睡着了之後，我來替你蓋被。」
為人在世，總得戴個假面具，她替垂死者除下面具來，說：「你不能戴着它上床。要睡覺，非得獨自去。」
這裡且摘譯一段對白：
勃朗 (緊緊靠在她身上，感激地)土地是溫暖的。
地母 (安慰地，雙目直視如同一個偶像)噓！ 噓！ (叫他不要做聲)睡覺罷。
勃朗 是，母親。……等我醒的時候……？
地母 太陽又要出來了。
勃朗 出來審判活人與死人！ (恐懼)我不要公平的審判。我要愛。
地母 只有愛。
勃朗 謝謝你，母親。
人死了，地母向自己說：
「生孩子有什麼用？有什麼用？生出死亡來？」
她又說：
「春天總是回來了，帶着生命！總是回來了！總是，總是，永遠又來了！——又是春天！——又是生命！——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痛切的憂傷)可總是，總是，總又是戀愛與懷胎與生產的痛苦——又是春天帶着不能忍受的生命之杯(換了痛切的歡欣)，帶着那光榮燃燒的生命的皇冠！」(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視着莽莽乾坤。)
這才是女神。「翩若驚鴻，宛若游龍」的洛神不過是個古裝美女，世俗所供的觀音不過是古裝美女赤了腳，半裸的高大肥碩的希臘石像不過是女運動家，金髮的聖母不過是個俏奶媽，當眾餵了一千餘年的奶。
再往下說，要牽人宗教論爭的危險的游渦了，和男女論爭一樣的激烈，但比較無味。還是趁早打住。
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裡面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可愛的女人實在是真可愛。在某種範圍內，可愛的人品與風韻是可以用人工培養出來的，世界各國不同樣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為目標，雖然每每歪曲了原意，造成像《貓》這本書里的太太小姐，也還是可原怒。
女人取悅於人的方法有許多種。單單看中她的身體的人，失去許多可珍貴的生活情趣。
以美好的身體取悅於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也是極普遍的婦女職業，為了謀生而結婚的女人全可以歸在這一項下。這也無庸諱言——有美的身體，以身體悅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悅人，其實也沒有多大分別。
(原刊1944年3月《天地》月刊第6期) [1]
作者簡介
張愛玲，河北豐潤人。生於上海。出身官宦家庭。1937年畢業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1939年就讀於香港大學。1942年回上海賣文為生。1943年以小說《沉香屑》成名，隨後接連發表《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代表作。1950年7月出席上海第一屆文代會。1952年去香港。1955年移居美國至今，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文研究中心從事翻譯和小說考證。1967年曾去英國劍橋雷德克里女校任駐校作家。她的創作大多取材於上海、香港的上層社會，社會內容不夠寬廣，卻開拓了現代文學的題材領域。這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既以中國古典小說為根柢，又突出運用了西方現代派心理描寫技巧，並將兩者融合於一體，形成頗具特色的個人風格。她對40年代的上海文壇，特別是對50年代後的港台文學有一定的影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