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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范陳賈張列傳》出自《後漢書》。《後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取自司馬彪《續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1]

原文

鄭興 子眾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

  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眾,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辨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冀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征為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E0 67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亻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眾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眾。

  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眾以「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眾不染於辭。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侷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系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急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跡。

  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廄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征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雲不見,公雲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征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如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CA75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復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余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B257小文,C841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E74E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F8B 6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 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EAAB,留思聖藝,眷顧儒雅,采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F446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帝從之,宣下其議。

  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

  時,有神雀集宮殿宮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台給筆札,使用《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

  臣謹E74E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於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仇。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善,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B241。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核。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遷逵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征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都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余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後就長水校尉樊B34A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初,霸以樊B34A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後征,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賴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發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 因遂家焉。 將作大匠翟D825等與諸儒門人追錄本行,諡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征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玩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系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藉,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

  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慚色。陵弟玄。

  玄字處虛,沉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縣,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氈幄。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譯文

(鄭興、范升、陳元、賈逵、張霸)

  ◆鄭興傳,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少時學《公羊春秋》,晚年學《左氏傳》,積累知識,深入思考,通達書中要旨,同學輩都以鄭為師。

  天鳳年間,率領學生從劉歆講《左氏傳》大義,劉歆讚美鄭興的才華,使鄭撰寫條例、章句、傳詁,並校正《三統曆》(夏、商、周三歷,劉歆撰)。更始即位,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先入長安,李松用鄭興做長史,派他回去接皇帝遷都。更始的一些將領都是山東人,都勸駕留住洛陽。鄭興勸皇帝道:「陛下從荊楚起兵,權政尚未施行,一朝建立國號,而山西雄桀爭着殺王莽,打開關門在郊外迎接陛下,為的是什麼呢?這是天下百姓被王莽的虐政害苦了,而思念漢高祖的舊德哩。現在久不安撫百姓,臣下恐怕百姓離心,盜賊又會興起。《春秋》上寫齊桓公即位為『齊小白入齊』,而不稱齊侯,因為尚未朝廟祭祖的原故。現在議論的人想先平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知根本而爭其末梢,恐怕國家的守衛轉移在函谷關,即使睡在洛陽,難道安於枕席嗎?」更始帝說「:我向西已下決心了。」拜鄭興為諫議大夫,派他安集關西和朔方、涼州、益州,回來後拜為涼州刺史。恰逢天水有反叛的,攻殺郡守。鄭興因而免職。當時赤眉入關,東邊道路不通,鄭興就向西歸附隗囂,隗囂虛心用禮節請鄭,而鄭興感到委屈,稱病不起。隗囂誇耀自己,常用周文王自比,便與諸將商議自立為王。鄭興聽說就勸阻隗囂道:「《春秋》傳說:『口裡不說忠信的話叫..,耳朵不聽五聲之和叫聾。』近來諸將集會,莫不是不說忠信的話麼,大將軍聽從了,莫不是缺乏詳細的考察麼?從前周文王繼承祖宗道德的餘緒,加之本人的聰明才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能服侍殷商,等到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而會於孟津,都說『商紂可以討伐了』。周武王認為天命尚不可知,於是還師等待天時。

  漢高祖征伐多年,還用沛公的名義行軍。現在你的令德雖然鮮明,但沒有周朝那樣的福澤,威略雖很振興,但沒有漢高祖的功勳,而想舉辦不可辦的事業,將加速引禍,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將軍仔細考慮一下。」隗囂終於沒有稱王。後來就廣泛設置官吏職位,用來提高自己的威望。鄭興又阻止隗囂道:「那些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都是王者的車服,不是人臣所應有的。孔子說『:只有器(車服)和名(爵號),不可借給別人。』不可借給別人的東西,也不可向別人借來。對實際無好處,對名聲有損害,不是尊重皇上的意思。」隗囂感到為難也就停止了。等到隗囂叫兒子隗恂入侍,將出發時,鄭興托隗恂請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囂不聽從而遷徙鄭興的房舍,增加其官秩與禮儀。鄭興進見隗囂道「:從前遭逢赤眉之亂,憑將軍僚舊的關係,所以冒昧請求回家明德。幸蒙天地的大恩,又得保全其性命。我聽說侍親的道理,父母活着時用禮節奉養他,父母死後用禮節安葬他,用禮節祭奠他,遵奉這些禮節,不敢半點違反。現在因為父母尚未埋葬,請求告老還鄉,如果增加官秩搬遷房舍,中間又拖延不少時間,這是用父母作釣餌,太無禮了。將軍怎麼能這樣?」隗囂說「:我就不配挽留老朋友嗎?」鄭興說:「將軍占有七郡的土地,擁有羌胡的百姓,來擁戴本朝,德沒有再厚的,威沒有再重的。在駐地就是專命的大使,進朝延就是鼎立的大臣。我,從俗之人,不敢深處不出,通過將軍求進身之階,不擔心達不到目的;委託將軍求進入朝廷,不擔心不親受恩典,這就是我不違背將軍的心計哩!我已替父母請求,不可這樣中止,願把妻子留下來,我獨自歸葬,將軍又何必猜疑呢?」隗囂說「:這太好了。」於是催他趕辦行裝,叫他和妻子一道向東而去。

  這是建武六年(30)的事。侍御史杜林先與鄭興同住在隴右,杜林就推薦鄭興道:「我看到河南鄭興,堅守正義,喜好詩書,知識淵博,思想堅定,有公孫僑、觀射父的德行,應該留在皇上的身邊,掌握國家的機密。從前張仲在周朝,輔佐周宣王,而詩人十分高興。希望陛下留心觀察,來為陛下分勞。」於是鄭興被征為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三十日,日食。鄭興便上疏道「:《春秋》認為天反時便成災,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亂,亂就妖災發生。往年以來,怪現象連續出現,料想是辦事有缺陷。按《春秋》『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書上說:『日過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穿着素服,國君不舉盛饌,避正寢過日食時,樂師奏鼓,廟祝用幣於社,史官用語言自責。』現在正值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發作,災害更重。國家沒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現出來。變咎一來,不可不謹慎,其要害在於針對人心,選擇恰當的官吏。古時堯帝知道鯀不可用而用了他,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齊桓公不計舊仇而用管仲,晉文公回晉國而用谷阝索殳,都是不計私仇,擇人處位的意思。現在公卿大夫多推舉漁陽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沒有及時定下來,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說『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錯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為師,下看齊、晉的做法,來成就屈己從眾的美德,促成群臣讓善的功勞。

  日月交會,本應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時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點。太陽是君王的象徵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徵,君主亢急那麼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今年正月出現繁霜,自那時以來,大多寒日。這也是急咎的懲罰。老天爺對賢聖之君,等於慈父對於孝子,丁寧申戒,想讓他反思政事,所以災變出現,這是國家的福。現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應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範》之法,廣泛聽取意見。」書奏上,多被採納。帝曾經問鄭興郊祀的事,並說:「我想用讖言斷定,怎麼樣?」鄭興答道:「臣下不懂德讖。」皇上怒道:「卿不為讖,你能說讖不對嗎?」鄭興惶恐地說「:臣對於讖書沒有學過,而不是認為不對哩。」皇上的意思才緩解下來。鄭興多次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和儒雅,但因為他不會用讖所以不得重用。

  九年(33),皇帝派鄭興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恰逢征南將軍岑彭被刺客所殺,鄭興率領他的營部,便與大司馬吳漢一道去打公孫述。公孫述死後,皇上下詔讓鄭興留屯成都。不久,侍御史奏鄭興奉使私買奴婢,於是降職做蓮勺令。這時正是喪亂以後,郡縣殘破荒蕪,鄭興正想修築城郭,修禮教來教化百姓,後來因事免職。鄭興好古學,尤其對《左氏》、周官》有研究,長於歷算,從杜林、桓譚、衛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談《左氏》的多半以鄭興為祖。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所以有鄭、賈之學的說法。鄭興離開蓮勺以後,不再做官。曾經客授閿鄉,三公幾次請他都不肯出來,死在家中。

  ◆范升傳,范升,宇辯卿,代郡人。少年時死了父親,靠外家生活。九歲時讀了《論語》、《孝經》,年長時,學習《梁丘易》、《老子》,並教授後生學習。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議曹史。當時王莽連續徵兵,賦稅繁多,范升於是向王邑提意見道「:我聽說做兒子的別人不非議其父母算作孝,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議其君上算作忠。現在眾人都稱朝聖,都說皇上公明。所謂明者沒有看不見的東西,聖者沒有聽不見的東西。現在天下的事情,明明勝過日月,震震勝於雷庭,而朝廷上看不見,公也說聽不見,那麼老百姓怎能呼天?您以為對的而不講,那麼過失還小;明知道錯了而跟着干,那麼過就大了。兩者對於公無可避免,天下埋怨您是應該的。朝廷把遠處人民不服從為憂慮,我認為近處人民不喜悅算是重憂。現在行動與時令乖戾,事情與道理相違,好比車子在覆車的道上狂奔,在事敗之後去探湯,後出更加可怪,晚發更可怕哩。現在正是歲首,而動員百姓遠征,野草不能充飢,田荒無人耕種,谷價飛漲,每斛漲至數千,官吏百姓陷於水火之中,不是國家的人。這樣下去,就像讓胡、貊之人守關,青州、徐州的強盜就近在帷帳之內了。我有一句話,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懸之憂,免去百姓的焦慮,不可用書信傳遞,希望皇上引見,陳述我的想法。」王邑雖然認為范升的話有理,但始終不用它。范升稱病請求退休,王邑不聽,派他乘傳出使上黨。范升就與漢兵相會,於是留下來沒回去。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徵召范升到懷宮,封為議郎,升為博士。范升上疏推辭道「:臣和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都學過《梁丘易》。他們二人年紀老了,對經學很有研究,而臣沒有及時退休,現在與梁恭並立,深知呂羌有學問,又不能進,對二老深感慚愧,沒臉面見世人。讀了書不能實行,知道而不能說,不能開口以為人師,願推掉博士讓給梁恭呂羌。」皇上不同意,但從此更重視他,數次下詔引見,每有大事,常召見訪問。當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想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皇上下詔讓大家討論。四年(28)正月,朝見公卿、大夫、博士在雲台。皇帝說:「范博士可上前發表意見。」范升起立答道「:《左氏》不以孔子為祖,而出於左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又不是先帝所存,沒有因由可立博士。」於是和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到了中午才罷。范升退朝後又奏道「:臣下聽說人主不稽考古史,不能承受天命;臣子不述舊聞,不能侍奉國君。陛下同情經學有缺,勞心經藝,總想廣徵意見,所以異端都起來了。近來有司請設《京氏易》博士,下面執事們沒有誰能有根據地糾正。《京氏易》既立了,《費氏易》又在怨望,《左氏春秋》也希望設立。《京》、《費》已立,再就是《高氏》了,《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果《左氏》、《費氏》能設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都要求設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聽從了就失去正道,不聽從就失去人,將恐陛下必然聽得厭煩。

  孔子說『: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博學各家而簡約之,可以不違背正道了)學了不約,一定會叛道。顏淵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說是知教,顏淵可說是善學了。《老子》說:『學道日損。』損,就是約的意思。又說:『絕學無憂。』絕,指末學。現在《費》、《左》二學,沒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對這便有壞疑,所以《京氏》雖立,馬上又被廢掉。疑道不可遵循,疑事不可實行。《詩書》的興起,由來已經很久。孔子尚且周遊列國,到了五十歲,才從衛國回到魯國,校正《雅》、《頌》。現在陛下草創天下,紀綱尚未定立,雖設學官,沒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氏》、《費氏》,不是當務之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研究邪說異端,一定有害處)古書說『: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用來表示回到根本,也表明不專己。天下之事不同的原因,就在於根本不一致哩。《易》說:『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說『:正其本,萬事理。』《五經》的根本從孔子開始,謹奏《左氏》的錯失共十四件事。」當時提出疑難的認為太史公多引《左氏》,范氏又上書說太史公違背《五經》,歪曲孔子的話,以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書把他的意見下交給博士討論。後來范升被出妻所告,坐了牢,出獄後,回到鄉里。永平年間,做聊城令,因事免職,死在家中。

  ◆陳元傳,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親陳欽,學習《左氏春秋》,師侍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自成一家。王莽曾經從陳欽受《左氏》學,封陳欽為蕌難將軍。陳元少時傳父親的學業,為《左氏》作註解,集中精力思考,甚至不與鄉里往來。

  因父親的職務而為郎。

  建武初年(25),陳元與桓譚、杜林、鄭興都被當時學者認為正宗。當時有人倡議想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上奏認為《左氏》淺末,不該立。陳元聽了,就上朝奏疏道:「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感經藝謬誤錯雜,真偽難分,每臨朝日,常請群臣議論聖道。知道左丘明是極賢的人,親受孔子教育,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所以下詔立《左氏》,廣泛徵詢意見,表示不專用己意,盡之群下。現在論者沉溺於自己所習的學問,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認為不是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個人鑽研,少與別人通氣,於是被異家掩蓋。最好的音樂不合眾人聽覺,所以伯牙絕弦;最好的寶石不被眾人認知,所以卞和泣血。孔子聖人之德,而不容於當世。何況是竹帛余文,被雷同者所排斥,本是當然的啊!不是陛下至明,誰能覺察出來。「臣見過范升博士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博士,和他列舉太史公違戾共四十五件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都是斷截小文,吹毛求疵,因年數稍有出入,就指為大錯誤;遺漏一些小節,認為便是大缺失,挑剔毛病,掩蓋弘美,正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的意思。范升他們又說:『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認為如果先帝所行而後主必須照辦的話,那麼盤庚不應遷到殷都去,周公也不應營洛陽,陛下也不應都山東了。

  過去,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書叫太子受《公羊》,不得受《公梁》。孝宣皇帝在世時,聽說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自學習。等到即位,在石渠討論《五經》而《穀梁》之學興起,至今與《公羊》學並存。這就是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互相因襲哩。孔子說『: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眼睛明的人有獨見,不被朱紫所迷惑,會聽者有獨聞,不被清濁所混亂,所以離朱不被巧眩移目,師曠不被新聲易耳。現在干戈初停,戰事略止,留心聖經賢傳,考慮儒雅之學,採取孔子拜下的意思,卒淵聖人獨見的宗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學派,解釋先聖的積結,淘汰學者的困惑,使基業垂於萬代,後進不再狐疑,那麼天下就幸甚了。「臣元愚昧,曾經向老師學過。如果能以粗布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的正道,理丘明的宿冤;如果言辭不合經傳,事情不合古人,退下來甘受重刑,即使死了,也等於活着。」書奏上去,皇上批示交下邊議論,范升又與陳元辯論起來,共十多次。皇上最後立了《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第一。帝認為陳元剛參加爭論,就用他作司錄李封的從事,於是諸儒因《左氏》之立,議論紛紛,自公卿以下,幾次在廷爭論。正逢李封病死,《左氏》之學又廢止了。陳元因才高著名,提升到司空李通府。當時大司農江馮上言,應叫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情下達三府。陳元上疏道「:臣聽說以臣為師的能為帝,以臣為賓者能稱霸。所以武王用太公為師,齊桓公用管夷吾為仲父。孔子說『:百官總己聽於冢宰。』

  近代漢高帝有優待相國之禮,太宗(孝文帝)從丞相手中救出鄧通叫做『假權』,到了王莽篡位,漢室中衰,專操國柄,竊得天下,專憑己意,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害宰相之威,以揭發別人為明,攻人之短為直。以至陪仆控告其君長,子弟違背其父兄,網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而不能阻止董忠的反叛,本身被殺害。所以人君患在自己驕傲,不患有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因此文王有日昊吃飯之勞,周公有吐飠甫握髮之恭,沒聽說有什麼提倡揭發,加強督察的作法。當前四方還不平靖,天下不夠統一,百姓都在觀望,耳目張得大大的。陛下應修文武的聖典,繼承祖宗的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但不應使有司監察公輔之名。」皇帝聽從了,把他的建議發下去。李通罷官後,陳元又提拔到司徒歐陽歙府,幾次陳述當世事務,郊廟之禮,皇帝不能採用。因病離職,年老,死在家中。

  ◆賈逵傳,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九世祖賈誼,漢文帝時做過梁王的老師。曾祖父賈光,做過常山太守,漢宣帝時以吏二千石,從洛陽遷去。父親賈徽,從劉歆學習《左氏春秋》,還學習《國語》、《周官》,又向塗惲學習古文《尚書》,向謝曼卿學習《毛詩》,著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完全繼承父親的學業,二十歲時能讀《左氏傳》和《五經》本文,用《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雖然是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學說。從兒童時起,就常在太學,不了解外面的事務。

  賈逵身長八尺二寸,一些儒生取笑他說:「問事不休賈長頭。」意思是說賈逵個頭很高,但對外面情況不了解,喜歡問這問那。他性格快活,平易,很聰明,喜思考,與眾不同,很大方。他特別對《左氏傳》、《國語》有研究,寫有這兩部書的《解詁》五十一篇,永平年間,上疏獻給皇帝。顯宗很重視,令人將它抄寫一份藏在秘館裡面。當時有神雀飛到宮殿官府,頭上羽毛有五彩之色,皇帝很覺奇怪,問臨邑侯劉復是什麼原故,劉復答不上來,推薦賈逵說他知識很淵博,皇帝於是召見賈逵,問他是什麼原故,賈逵答道:「從前周武王完成父親的基業,鳳凰出現在岐山,漢宣帝威信很高,戎狄歸順,神雀也連續出現過,這是胡人將降順的預兆哩。」皇帝命令蘭台史官拿出筆札,叫賈逵寫一篇《神雀賦》,並拜賈逵為郎,與班固一道任校秘書,留在皇帝身邊備諮詢。肅宗即位,推崇儒家學術,特別喜歡《古文尚書》、《左氏傳》。

  建初元年(76),詔進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講學。皇帝讚賞賈逵的講法,要他發揮《左氏傳》的大義比公羊、穀梁二傳見長的地方。賈逵於是逐條奏明道:「臣謹挑選出《左氏傳》三十事特別著名的地方,都是宣揚君為臣綱的正義,父為子綱的道理。其餘十分之七八與《公羊傳》相同,有的文字簡略,小有差異,無傷大體。至如寫到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等人,《左氏》深刻發揮君臣的大義,《公羊》多認為是通權達變,這就相差很確定,但是冤抑太久,不能分清是非。「臣在永平年間曾經上書談到《左氏傳》中某些與圖讖相合的地方,先帝沒有遺棄芻蕘之言,採納了臣的話,由臣寫出詳細的講解,藏在秘書處。

  建平年間,侍中劉歆想立《左氏傳》,但他不先擺出大義,而輕易地交給太常,自以為理由充足,能夠挫敗那些儒生,可儒生們內心不服,聯合起來抵制。孝哀皇帝又迎合眾人心理,所以劉歆做河內太守。從此大家攻擊《左氏》,成為眾矢之的。到了光武皇帝,有獨特的見地,興立《左氏》、《穀梁》兩家,恰巧兩家先師不通曉圖讖之學,所以半途而廢了。臣下認為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書籍,要害在於安上理民。現在《左氏》推崇君父之道,卑視臣子,這是強幹弱枝,勸癢戒惡,道理極為明白切當,直接順理成章。況且三代時不同事物,隨時有所增減,所在先帝廣泛觀察各種學說,採取各家之長。例如《易經》有了施、孟兩家,又立梁丘氏;《尚書》有了歐陽一家,又有大小夏侯,現在三傳各不相同,也是這個道理。又《五經》各家都不能用圖讖來證明劉氏是堯帝的後代,而《左氏》獨有明文能夠說明。《五經》家都說顓頊代替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但《左氏》卻以為少昊代替黃帝,就是圖讖所講的帝宣。如果堯不得為火,那麼漢就不得為赤,它所發明的見解,很能補充一些道理。「陛下通曉天然的聰明,建大聖的根本,更改年號,修正曆法,為萬代做出典範,因此,麟鳳百數呈說,好兆頭多次出現,陛下仍然早晚勤勉,鑽研《六藝》,對細微之處,也無不審理核實。如果再留心一些廢棄的學問,增廣一些見聞,那就沒有什麼遺失的了』。」書奏上去,皇帝十分嘉獎,賞賜布五百匹,衣一套,命令賈逵自己挑選《公羊》學派的嚴、顏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以《左氏傳》作教材,給予竹簡和紙寫的經傳各一通。賈逵的母親經常有病,皇帝想加賜一些財物,因為校書例多,特地拿了錢二十萬,派潁陽侯馬防送去。對馬防說:「賈逵的母親病了,他與外界沒有什麼交往,再窮困就會像伯夷、叔齊在首陽山那樣做餓鬼了。」賈逵多次給皇帝講《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的詁訓相呼應,皇帝下詔書命他著《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賈逵集中寫了三卷,帝認為很好。又叫他寫《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提升賈逵作衛士令。

  八年(96),下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學習《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從此四經便流行於世。都封賈逵所選弟子和門生作千乘王國郎,早晚在黃門署學習,學者都很羨慕。和帝即位,

  永元三年(91),任命賈逵作左中郎將。

  八年(96),又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管秘書近署,很被信用。賈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多萬字,又作詩、諫、書、連珠、酒令共九篇。學者很崇拜他,後代稱他為通儒。但是他為人不大注意小節,當代對此有些譏諷,所以沒有做成大官。

  永元十三年(101)死去,時年七十二歲。朝廷憐憫他,封他兩個兒子作太子舍人。

  ◆張霸傳,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齡很小就知道孝順和謙讓,即使出入飲食,自然合乎禮節,鄉里人稱他叫「張曾子」。七歲時就通曉《春秋》,又想進修其他經書,父母說「你年紀小不能學那麼多」,張霸說「我饒(益)為之」,所以又取名叫「饒」。後來跟長水校尉樊鰷學習《嚴氏公羊春秋》,於是博覽《五經》。當時青年人孫林、劉固、段著等羨慕他,各人在張霸住室旁邊買房子住下,以便向張學習。張霸被推舉為孝廉光祿勛之主事,不久又有升遷,永元年間做了會稽太守,上表錄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顧奉後來做了潁川太守,公孫松做了司隸校尉,都很著名。其餘有專業特長的,都被提拔錄用。郡中人從此都爭相磨礪志節,學習經書的上千數人,道路上都聽見誦讀聲。起初,張霸認為樊鰷刪改《嚴氏春秋》還有許多繁辭,於是他又減定為二十萬字,改名《張氏學》。張霸開始到越,賊人尚未解除,郡界不安寧,於是張霸便發布公文懸賞,明用信實,賊人就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說:「棄我卓戈,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張視事三年,對椽史說:「太守從孤兒出身,做到了郡守。大凡太陽正中就傾斜,月亮滿後就虧損。老子有句話:『知足不辱』。」於是上書請病假。後來又被徵用,四次升遷做到侍中。這時皇后之兄虎賁中郎將鄧騭,是當朝貴盛,聽到張霸的名氣,想與他交朋友,張霸猶豫不作回答,眾人笑他不識時務。後來到了應當休養時,恰巧生病而死,年七十。臨終前寫遺書給兒子們道「:從前延州季子出使齊國,兒子死在贏、博之間,就在坎坷的路側,埋葬在那裡。現在蜀道阻遠,不宜運歸鄉里,可埋在此處,夠掩埋頭髮牙齒就夠了。務必遵照速朽的原則,體現我的心愿。人生一世,應當受別人畏敬,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簡直自作自受。」兒子們遵照父命,將他葬於河南梁縣,就在那裡安了家。將作大匠翟酉甫等與諸儒門人追錄他的生平行事,諡曰「憲文」。[2]

作者簡介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學家,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李官橋鎮)人。東晉安北將軍范汪曾孫、豫章太守范寧之孫、侍中范泰之子。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南朝宋官員、史學家、文學家,一生才華橫溢,史學成就突出。著作《後漢書》,博採眾書,結構嚴謹,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

元嘉九年(432年),得罪司徒劉義康,貶為宣城太守,開始撰寫《後漢書》,加號寧朔將軍。元嘉十七年(440年),投靠始興王劉浚。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擁戴彭城王劉義康即位,事敗被殺,時年四十八歲。[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