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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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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17年10月26日
國籍	中國
籍貫	北京
母校	清華大學
職業	作家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農曆10月26日生於北京。女。作家。清華大學肄業。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到延安。後任新華社《中國青年》雜誌編輯，晉綏《中國青年》分版主編。建國後，歷任《中國青年》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社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協文學期刊工作委員會主任。2002年1月26日12時33分在協和醫院病逝，享年85歲。

人物簡介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農曆10月26日出生於北京，為家中長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華周刊》45卷第1期上發表《哀魯迅》一文時首用的筆名，抗戰後流亡到武漢參加湖北省委主辦的黃安訓練班時，將自己的姓名改為韋君宜。

主要作品

著有散文集《似水流年》、短篇小說集《女人集》、中篇小說集《老幹部別傳》、長篇小說《母與子》、晚年所寫的回憶錄《思痛錄》和自傳體小說《露莎的路》等。

人物經歷

韋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學日本，專修鐵路，是孫中山手下一批年輕人之一，發表文章，從事民主革命活動。1913年回國後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學前身）任教，後到交通部任職，又派長春任鐵路局長。參加修建吉長線、吉敦線兩條鐵路。韋君宜在北京叔叔家裡讀完小學二年級時去長春，入了當地的鐵路子弟小學三年級。鐵路局長魏仲衡很重視鐵路子弟的教育，在長春車站附近辦了一所扶輪小學和一所職業中學，從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請名教師為學生開課。母親司韻芬，為湖北沙市舉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與妹妹蓮一上學前，便在家裡叫她們背誦《琵琶行》、《阿房宮賦》等古典詩詞以及新舊《三字經》等。這是一個不算守舊的家庭，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家裡還為他們延請家庭教師教授英文、古文等課程，此間讀了"四書"、"五經"等古籍。隔段時間,父母還帶領她們去書店購書，以增長知識，培養學習興趣。讀到小學五年級時，為了提高學業水平，家長便把她和蓮一一起送回北平，經考試韋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實驗小學（今師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級。1928年魏仲衡離職，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來。君宜與蓮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後考入南開女中。父親也有了較多的時間親自對她們施以教育，對長女尤其器重，非常關注她的發展，讚賞她的才華。後與人談，她女兒的這支筆頗有《老殘遊記》的風格。

韋君宜性格內向，是個感受敏銳、善于思考的學生。她似乎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個作家，但她卻知道怎樣使用手中的筆"自抒胸臆"，為自己也為她人"請命"。高中臨近畢業時，她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經歷。在河北省教育廳臨時組織的一次中學畢業會考中，她的化學課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績。而且在天津《大公報》連續兩天將考試按及格生、一兩科不及格生和三可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單公開登載出來。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號為（南開，女，化學）。雖然官方註明"以上學生均發給報考升學證明書並准參加下屆各該會考"，可對於一個自尊自強的女孩子來說，無異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她無顏面對父母親和師長同學，甚至產生了輕生的念頭。但她覺得教育當局也太不講理，於是她振作起來提筆給這份報紙寫了一篇稿子，要求他們幫助中學生評評理。《大公報》還真幫助了中學生的忙，這篇短文很快在該報"會考問題特刊"欄登了出來，而且在社論中還引用了這個中學生的呼聲，表示了贊同與支持。這篇散文體的說理文在層層說理中筆調委婉而犀利。文中開宗明義提出拖到一年後補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乾淨，大約拖來拖去。這張中學畢業證書永不會到手，也就只有'死而後已'。"但是"教育廳難道竟是要我們過年年應考'死而後已'的生活麼？"文中轉爾呼籲"把補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們為會考而預備的書還沒全忘，再加緊念幾星期，也許會一考及格免了這身上背的'不及格學生'的牌子，這個成不成，我為我一個人請命，同時也代許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學請命，願教育廳注意及之。"當我們幾十年後看了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時，只覺得作者聰敏過人、文思敏捷，在這個少年人身上蘊藏着一股對"不講理" 的社會現實進行抗爭的精神。

1934年9月，韋君宜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三所高校同時錄取，面臨着人生的第一次選擇。她原是對文學很感興趣的，但當她確定自己的攻讀方向時，卻選擇了清華大學的哲學系，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等都執教於此。其中的思考，韋君宜後來曾談到，是想"探討一些更深刻的東西"，如同很多青年學子一樣。她的志向是攀登學術研究的高峰。於是她成了清華十級新生中的唯一女生。系主任馮友蘭把這批十來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家中談了話，着重介紹了哲學系的課業情況。

韋君宜的創作、編輯生涯是從這時才真正開始的。她手中的這枝筆同她對真理、對光明的執着追求精神和對美好社會理想的憧憬與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同她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的。寫於此間的兩篇散文《寄不出的信》和《告訴》（發表於1935年天津《庸報》和《大公報》）便表現了她在人生道路上執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歷程。《寄》着重表現了她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投身革命的熾熱感情。"朝一鋤，暮一鋤，我不知掘了多少日子，費了多少勁，把自己的雙眼逼成近視，末後竟出我不意的，在庫的深處遇見了你。""我隱約聽見你在人間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卻不知道怎麼能打通從我這兒到你那裡的一條路。假如我找着你了，無論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荊棘，我也情願去走。"《告訴》則側重揭示了她在追求路上所出現的精神苦悶：她曾尋到一線光明，但"這點明白不但不曾幫助別人，就對我自己都沒有一點改變。我照舊的念書、上課、思索、說話、發怔……沒有半點不同地方，除去心裡多了一點希望。"全文感情跌宕起伏，她苦悶、厭倦，想自殺，剛強的郭如鶴（《鐵流》中的主人公）和他所屬的人群，以及"天地間怎樣偉大的事，偉大的感情"都想到了，這些雖然給她安慰信賴，但她覺得對自己仍然是無用的。於是發出了"我不願意啊！我要告訴！"的呼聲。兩篇散文直抒胸臆、感情真摯、行文酣暢，顯示了韋君宜散文創作的基本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