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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翰（1794年－1857年），字詞溪，號竹吾。歷城縣南權府莊(今濟南市全福莊)人。原籍山東省章丘市，曾祖父時遷居歷城。清代著名學者、藏書家。

生平簡介

「政績卓越」得到皇帝召見

父馬錦，歷任山西汾州府經歷、甯鄉、武鄉、天鎮等知縣。自幼跟隨在山西做知縣的父親讀書，學習勤奮，後從師金寶川、呂心源。博覽經史，文思敏捷。十六歲時，父病死太原，19歲,考中秀才,以教書為業。好學，每見異書便用手抄錄，至1831年(道光十一年),考中舉人,第二年又考中進士,歷任陝西敷城、石泉、雲陽知縣。道光二十四年,升任陝西隴州(今隴縣)知州。1838年因「政績卓越」得到皇帝召見。後以「去家既久，墳墓廬舍均須修治」為由，辭官回故里。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出任陝西隴州(今隴縣) 知州。一生從事古書輯佚，有《玉函山房輯佚書》，與黃奭齊名，人稱「輯佚兩大家」。1853年(咸豐三年)因病辭官回鄉。1857年去世，葬於歷城縣九里山南麓。著有《目耕帖》三十一卷。馬國翰的傳世作品還有《竹如意》、《紅藕花軒泉品》、《玉函山房文集》、《玉函山房詩集》等。^[1]

立下了宏願——輯佚

馬國翰早年即對許多珍貴古籍的散失深為痛惜,他在搜書、藏書、讀書的過程中,發現《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中著錄的書目,遺佚散失的佔十之八九,學者想讀到這些書籍已很困難,於是馬國翰立下了宏願——輯佚,決心做一番大規模的古書輯佚工作。《續修歷城縣誌》記載:「國翰家貧好學,自為秀才時,每見異書,手自抄錄。及官縣令,廉俸所入,悉以購書。所積至五萬七千餘卷。」藏書是輯佚書的基礎,輯佚書是藏書的發展。所謂「輯佚」即編輯記錄已經散失不傳的文字資料。

「殫心搜討,不遺餘力」,為編著《玉函山房輯佚書》付出了心血

馬國翰從二十二歲起就已開始動手輯書了。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無論是教學之餘,還是從政之暇,他總是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把自周秦以來迄於唐代諸儒的撰述,廣徵博引,無不搜輯。有的古書原本已佚失,但個別片斷,或摘用於某些著作,或引入一些註釋,或分別列於類書的不同門類、條目。把這些殘存的只言片語輯錄起來,整理有序,雖不能恢復原貌,但可看出大致輪廓。他孜孜不倦地進行這項浩繁的工作,「殫心搜討,不遺餘力」,為編著《玉函山房輯佚書》付出了心血。「玉函山房」,取自濟南南郊的玉函山。玉函山,相傳漢武帝東巡路過此山,得一玉函(玉石匣子)而得名。馬國翰年輕時曾在這一帶教書輯書,故以玉函山房命名。「玉函」二字可釋為玉做的書套(函)。馬國翰藏書、輯書、珍書如金玉,故「玉函山房」更有其高雅的內涵。^[2]

鴻篇巨製《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清馬國翰輯。分經、史、子三編,輯佚書594種,全書共708卷，《續補》14卷，附書後1卷，《手稿存目》1卷。「玉函山房」是馬國翰的書齋名。馬氏生前曾將經、子兩部輯佚書刻成，死後，所刻之書及其遺稿為其婿章丘李氏保管，藏於李宅複壁之中。同治九年(1870)，山東巡撫丁寶楨從濼源書院主講匡源處得知李氏藏書及馬國翰所刻書版，欲為廣布，命取《輯佚》、《目耕帖》二書版刷行世。當書版從李氏宅複壁中取出時已有斷爛。丁寶楨等人為補刊其殘缺若干篇。同治十三年(1875)，馬國翰的外孫李元進及其伯父李稚玉、舅父馬超凡請匡源幫助整理此書。匡源即參校漢隋唐志補為總目，將《目耕帖》31卷附書後，在丁寶楨的幫助下整理印刷出版。後來湖南書局改袖珍本。清光緒九年(1883)長沙瑯環館又依原版刊刻印行。此外還有清光緒十年(1884)章丘李氏據馬氏刊版重印本，清光緒十年(1884)楚南書局刊本。^[3]

《玉函山房輯佚書》是搜羅豐富卷帙浩繁的輝煌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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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濟南濼源書院山長匡源,請當時山東巡撫丁寶楨協助,從馬國翰親屬處借出《玉函山房輯佚書》的書板,經過進一步整理,於四年後連同《目耕帖》一同印刷,分訂100冊行世。《《玉函山房佚書》分經、史、子三編，七百多卷，輯佚書五百九十四種。附刊馬國翰著《目耕帖》三十一卷。該書將唐代以前已經散亡、毀失的古書，從各類文獻及著作中蒐羅出來，加以考證與辨偽，力求保存古書原貌；由於當時治學的需要，故以經部書籍收藏最豐。就古籍輯佚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輯佚書》仍不失為一部資料翔實的巨著。

《玉函山房輯佚書》凡五百八十餘種，為卷六百有奇，吾鄉馬竹吾先生之所輯也。先生憫今世學者不見古籍，乃徧校唐以前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誌及他書可考者，廣引博徵，自群經註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辭隻字，罔弗搜輯，分經、史、諸子為三編，又各因所得多少為卷，作序錄以冠於篇。六百卷內，惟《經編》為稍全，《史編》則所得僅八卷，《子編》自儒家、農家外俱無目，顛倒舛錯，漫無條理。蓋當時隨編隨刊，書未成而先生卒，故其體例未能畫一也。餘得其書，乃參校漢、隋、唐《志》，補為目錄如次，因為之序曰:

昔孔子沒而大道微，漢興六藝，僅得於焚滅之餘，學者各以聞見相授受，專立門戶，各抱一經，歷東漢、魏、晉，諸儒迭出其所為書，若傳、注、箋、解、訓、故之類，愈辨而愈不勝其繁焉。六經支流，衍為諸子，紛然餚亂，各自為書，雖究其所蔽，好惡乖方，然博識多聞，苟或一言可採，則君子猶存之而弗廢也。

自漢時劉歆、班固錄書，序六藝為九種，歷代因之，史官列有《經籍》、《藝文》，大率敘其篇次存亡以備稽考。當隋、唐之世，古籍猶未盡湮，然唐人為諸經定義疏，僅存漢注，所兼採者南北數十家外，諸儒略存梗概而已。《隋志》修於唐初，所著錄漢儒舊籍，視班書篇目十已亡其六七，其幸而存者魏晉諸子，卷數雖繁，然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尤多也。蓋自書遭秦火至隋，而已更五厄，及其後凋零磨滅，不可勝數，非夫篤信好學、深耆先聖之道者，豈能獨為是旁搜遠紹哉!

我朝文教昌明，遠邁前代。乾隆時啟秘書之館，詔在事諸臣，即《永樂大典》中編輯世所未見書多至二百七十部，好古之士欣然向風，於是海內佚書稍稍復聚。百餘年來，學者務為搜敡，如《皇清經解》中諸家所輯古義，彬彬乎稱極盛焉!

竹吾先生家貧好學，自為秀才時，每見異書，手自抄錄;及成進士，為縣令，廉俸所入，悉以購書，所積至五萬七千餘卷。簿書之暇，殫心搜討，不遺餘力;晚歸林下，猶復矻矻孜孜，纂輯無虛日，其津逮後學之心，可謂勤矣!先生沒後，板歸章丘李氏，已有散失，稚玉駕部印行數十部，其書始顯於世。既而求者日多，丁中丞稚璜、文中丞質夫先後為補刊，其殘缺若干篇，而有目無書者尚少四十餘種;其散見各序中所謂已有著錄者，如陸希聲《周易傳》、劉向《洪範五行傳記》、劉歆《洪範五行傳》、衛宏《尚文訓旨》、李軌《尚書音》、孫毓《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蔣濟《郊邱議》、干寶《司徒儀注》、楊泉《物理論》凡九種，亦皆不存，為仍其目，以待後之博學君子搜補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