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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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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天津市委書記 | |
| 出生 | 1906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政治家 |
| 知名於 | 第3、5、6界全國政協常委 |
黎玉(1906-1986) 又名李興唐。山西崞縣(今原平)人。原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唐山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農業機械部(後為第8機械工業部)第1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農業機械部顧問、黨組成員。第3、5、6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生平事跡
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任中共北平市委職工部部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中共唐山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在山東領導抗日武裝鬥爭。黎玉長期擔任山東黨的主要領導，為開創山東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戰爭中，為保衛和建設山東解放區，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作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經濟得到迅速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市委秘書長，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第8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農機部副部長。
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三、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早年經歷
黎玉1906年5月12日生於山西省崞縣陳趙野莊 (今山西省原平市大牛店鎮東野莊)。兒時在家鄉讀私塾後讀小學，考入崞縣中學後，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黎玉在崞中組織領導學生上街遊行，下鄉宣傳，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活動。在學校，他和同學們組織成立了"讀書會"、"協進社"，辦牆報、搞專欄宣傳進步思想;在校辦刊物《撼陰報》上撰寫進步文章，同時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這使黎玉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1926年7月，中共崞縣中學地下黨支部建立。黎玉於這年9月經劉保粹、馮漢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春，黎玉、李毓珍等按照上級指示以個人身份同時加入國民黨。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又被推舉為國民黨崞縣黨部常委和學生會主席，同年7月黎玉任崞縣中學黨支部書記。
1928年3月，黎玉組織中學黨支部進行校內外活動，引起地方當局的密切注意，被"國民黨崞縣清黨委員會"將地下黨員黎玉等7人開除出國民黨黨籍並逮捕關押在太原第一監獄。1929年4月黎玉被保釋回家，同年，黎玉考入北平大學法政學院。在北平大學法政學院黎玉幾經周折，終於被中共法政學院黨支部接受了組織關係。黎玉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繼續投身於革命事業。
大革命時期
1930年10月至1931年初，黎玉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員會書記、職工部長。其後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中共河北省石家莊中心縣委書記，直中特委書記。
1933年春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負責重建被破壞的唐山黨組織。1934年初領導了震驚中外的開灤五礦總同盟3萬餘人反帝大罷工。後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視員，直南特委書記，冀魯豫邊特委書記。
1936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東，恢復和重建屢遭敵人嚴重破壞的中共山東省委，任省委書記。抗日戰爭前夕，在山東省委被叛徒出賣，遭到破壞後，黎玉轉入山東濟南，靠拉黃包車做掩護從事黨的地下領導工作，成為恢復和重建山東地下的黨的元勛。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後，黎玉領導山東省委發動山東各地的抗日武裝起義，並親自領導了徂徠山起義，兼任起義部隊政委。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八路軍山東縱隊政委。
1939年夏，齊魯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裝部隊，總兵力達七萬人。一是由原地方起義武裝為基礎，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任縱隊指揮，黎玉任政治委員，轄八個支隊，活躍在魯中、魯南及膠東地區，兵力4萬餘人;二是由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第一二九師津浦支隊為基礎，組成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
肖華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開創了冀魯邊平原根據地，控制了15個縣的地域，兵力2萬多人;三是第一一五師師部及第六八五團。由代師長陳光、政治委員羅榮桓率領，與地方武裝合編後為蘇魯豫抗日支隊，兵力8000人左右。
1940年，任山東戰時工作執行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領導山東縱隊與進入山東的八路軍115師部隊並肩戰鬥，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和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
中央軍委針對山東人多槍多，發展潛力比較大的特點，要求山東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爭取在1940年內，將八路軍正規部隊和骨幹游擊隊發展到15萬人槍，地方武裝達100萬以上，以便及時向華中推進。
為達到這個目標，黎玉和徐向前、朱瑞、羅榮桓、張經武等一起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第一，抓部隊質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師是從山西進入山東的，大部分幹部是經過長征的紅軍戰士，在羅榮桓的率領下，軍政素質、管理教育、戰鬥作風等方面都繼承了紅軍的光榮傳統，是一支戰鬥力很強的部隊。但由於新成份大量湧入，條件艱苦、戰鬥頻繁，也使部隊面臨如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問題。
山東縱隊是黎玉領導的山東地下黨自力更生，土生士長發展起來的，部隊擴充快與幹部培養訓練跟不上的矛盾比較突出，在政治工作、黨的建設、組織紀律等方面都有不盡人意之處。為促進山東兩支主力部隊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採取了幹部和戰鬥骨幹互相交流的辦法。
第一一五師2000多名戰鬥骨幹調到山東縱隊;黎玉領導的山東縱隊為保證第一一五師完成繁重的作戰任務，一次就撥給他們3萬多人槍。兩支部隊互相交流，並注重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達到了迅速提高質量、增進了解，共同戰鬥的目的。到1940年上半年，山東縱隊由2.5萬人猛增到5.1萬人，第一一五師1940年初為5.8萬人，到9月份就發展到7萬多人。
黎玉對山東縱隊實施整編整訓，將所屬部隊正式編為五個旅，四個支隊，可謂邁開了正規化的步伐。千萬百計改善八路軍的物資供給。老八路剛到山東時，由於政權建設是個薄弱的環節，7萬大軍的物資供給極匱賈乏。後來，由於黎玉任的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實際上行使山東省政府的職權)主任委員，工作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籌糧、籌款、做軍衣做軍鞋支援八路軍，供給比過去改善了。
據不完全統計，山東軍民從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進行大小戰鬥2000多次，斃傷俘日軍松井山村中將以下近2萬名，偽軍2.5萬餘名，破壞公路1.2萬公里，鐵路500公里，擊落敵機3架，擊毀敵艦一艘、汽艇7隻，擊毀汽車86輛、火車頭36個、列車車廂162節。這些勝利顯示了山東軍民的頑強戰鬥意志，使日寇的"新掃蕩"屢遭慘敗。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和軍委決定，山東分局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四人組成，朱瑞為書記。將山東縱隊及一一五師兩軍政委員會合組為一個軍政委員會，羅榮桓任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黎玉就是在抗戰的艱苦環境中與徐向前、羅榮桓等共同開闢和鞏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1943年起任山東軍區副政委、山東戰時行政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副書記。
1944年至1945年，協助羅榮桓領導山東軍民對日偽軍進行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解放了除濟南、青島等少數大城市以外的山東廣大地區。
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做出了新四軍北移山東的戰略決策，並在1945年12月將山東分局改組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由饒漱石任書記，黎玉任副書記。饒漱石到山東不久，即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參加軍調部工作，後又赴東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東。
在饒漱石離開山東期間，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書記和山東省政府主席，黎玉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共華東中央局關於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指示》(簡稱"九一指示")和《山東省政府實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山東省土地改革暫行條例》，領導了山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黎玉領導的山東土改運動卻成了饒漱石批判他的突破口。
1947年1月，饒漱石回到山東，開始主持華東局工作。為了達到在山東稱王稱霸的目的，饒漱石和康生勾結在一起，將矛頭指向了以黎玉為代表的山東地方幹部。
1946年底，根據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毛澤東產生了將《五四指示》中"區別對待"的政策，改變為"平分土地"的想法。當時在延安的康生，獲悉了毛澤東的這個想法，為了批判黎玉及山東地方幹部，饒漱石和康生決定將黎玉主持制定的《九一指示》作為突破口。
饒漱石和康生一到山東，就說《九一指示》是錯的，說山東黨是"富農黨"，山東土改搞的是"富農路線"。黎玉不同意饒漱石的看法，當面質問饒漱石，說:"過去白區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農路線'整人;蘇區土改中反對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人，也是以反'富農路線'為口號的。你們說山東搞得是'富農路線'，那麼，你說的這個'富農路線'究竟是什麼?"但在饒漱石的主持下，華東局還是在1946年2月21日發出了《關於目前貫徹土地改革、土地複查並突擊春耕的指示》(亦稱《二二一指示》)。《二二一指示》正式把山東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點誇大為"富農路線"傾向，並要求糾正。
接着，在五、六、七三個月，華東局又連續發出了一系列反對"富農路線"的指示。在1946年7月7日華東局發出《關於山東土改複查新指示》(亦稱《七七指示》)後，山東土改的"左"傾錯誤發展到高峰。《七七指示》全盤否定了根據《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認為《九一指示》"採取了與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針路線來作為土改的指導原則"，存在着3點原則上的錯誤:方針上的非階級路線，執行方法上的非群眾路線，領導上的自滿自足放鬆土改，造成山東土改在新區大部流於形式，不能形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七七指示》還宣布停止執行山東省政府的土地法令，重新作了13條規定。
在山東土改問題上打開突破口後，饒漱石、康生就將矛頭指向了黎玉。6月下旬，中共中央華東局在饒漱石的主持下，在諸城縣壽塔寺召開擴大會議，開始對黎玉以在土改中推行"富農路線"的罪名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會後發出的《七七指示》中，饒漱石說:"黎玉同志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富農路線的表現:"就是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農自耕地未動，幹部與軍工烈屬普遍多分土地，多得果實。" 實際上，《九一指示》是完全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的。所以說，黎玉在山東進行的土地改革絕不能被說成是"富農路線"。
壽塔寺擴大會議後，華東局在饒漱石的主持下，又連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黎玉進行批判。饒漱石、康生又先後給黎玉扣上了"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全盤否定山東工作的巨大成績，否定黎玉等對山東黨、山東省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的重要貢獻。
面對饒漱石的無端指責，林浩等許多被"搬了石頭"的山東地方幹部要求黎玉堅決頂住，甚至要求黎玉到中央把官司打清楚，而不要和稀泥。但黎玉只是在華東局負責人的小組會議上進行過申辯，在公開場合，反而違心地作了檢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 。
黎玉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後來回憶說:"首先，是戰爭大局的要求。當時，正值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關係到全國戰局勝敗的關鍵時刻，必須全力以赴共同對敵，不允許我們內部有任何摩擦產生;第二，我當時擔任華東局副書記、山東省主席、新四軍副政委，山東野戰軍政委(以後是華東軍區副政委)併兼管財政、糧秣、支前等多項工作，我只能從一切服從戰爭，服從領導班子的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第三，我長期在山東工作，山東的同志對我更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下級的情緒;第四，饒漱石對我的批判並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們根本不講道理。我也曾幾次試圖在華東局小組會上通過說明、解釋、交流思想來達到互相了解、團結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絕了。在那種特定環境下，如果我公開和他們鬥爭，勢必會引起從上至下的內部鬥爭，甚至導致山東和華中兩個地區間幹部的對立。毫無疑問，這將會對戰爭極為不利，必定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古人有"相忍為國"的道理，我為了避免內部分裂，確保戰爭的勝利，也只有犧牲個人以維護黨的最大利益。"
就這樣，在"一切為了勝利"的大局下，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為代價，以犧牲自己和一大批老部下的政治生命為代價，保證了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
大魯南會議後，黎玉除分管的支援前線工作外，其他的事情都被迫停止了。但在"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的大局下，黎玉積極工作，沒有怨言，盡一切所能組織山東民眾支援前線，表現了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的堅強黨性。
歷史證明了黎玉為山東解放戰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據《山東黨史資料》1985年第2期《山東人民支援解放戰爭的調查報告》一文的記載，解放戰爭期間，山東解放區共發動4次參軍運動，參軍人數達58.9萬多人;從濟南戰役戰役開始到寧、滬、杭戰役結束，山東解放區共出動民工173萬多人，牲口5萬多頭，大車2.5萬多輛，小車41萬多輛，挑子14萬多副，共運送糧食8億多斤，被服36萬多件，其他物資5300多萬斤。[2]
建國以後
1953年調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
1954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59年起任農業機械部(後為第8機械工業部)第1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8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農業機械部顧問、黨組成員。他是第3、5、6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86年5月30日病逝於北京。
沉冤得雪
建國後，黎玉始終背負着這一沉重的歷史包袱。直到1986年3月，在逝世前不久，黎玉才收到了中共中央為其在1948年所受錯誤批判進行平反的通知。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覆山東省委，同意山東省委關於對華東局1948年對黎玉所作錯誤結論進行平反的報告，撤消華東局擴大會議《關於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中對黎玉、林浩所作的錯誤結論部分，為黎玉恢復政治名譽。黎玉所受的冤屈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評判。在有生之年，黎玉再次感受到黨的溫暖。在得知中央的平反通知時，病重中的黎玉感謝黨終於了此一案。[3]
主要著作
1946年9月21日 《目前時局與我們的任務------在山東軍區幹部會議上的報告》
1981年12月15日 《山東黨組織的恢復與重建》
1985年8月26日 《山東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全國政協召集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O周年各界人士、港澳同胞座談會的演講》
1986年8月25日 《山東人民武裝起義與山東縱隊的建立與發展》
人物評價
黎玉長期擔任山東黨的主要領導，在黎玉指導下，山東省委先後建立了魯西北特委、魯東工委、魯北特委、淄博礦區特委、調整了萊蕪縣委，恢復了膠東特委，使山東黨的組織在原有基礎上得到迅速發展和壯大。
抗戰時他負責山東省戰時推行委員會的工作，實際行使省政府職權，為山東抗日民主政權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作為羅榮桓同志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勇挑重擔，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鍥而不捨的精神，為開創山東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戰爭中，為保衛和建設山東解放區，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作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經濟得到迅速發展。
由於受到1948年山東土地改革時期不公正批判和處理的影響，黎玉在上海"三反"運動中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2月29日被公開宣布撤銷上海市委秘書長等職務，降為上海市委勞動工資處處長。
儘管如此，他堅持共產黨員的黨性，仍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擔的工作，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1953年，黎玉調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並先後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農業機械部、第八機械工業部第一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等職務，為實現我國機械工業"從修配到製造"的發展作出貢獻。
黎玉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六十年如一日。1986年初在他病危之際，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關心，專程到醫院看望慰問。同年3月，中共中央撤銷了華東局1948年對黎玉所作的錯誤結論，給予平反，為黎玉恢復政治名譽，使黎玉生前感受到黨中央的溫暖。
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對黎玉在60年前在上海被撤職一案進行了複查，作出《關於撤銷在"三反"運動中給予黎玉同志撤銷職務處分決定的批覆》，撤銷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關於給予黎玉同志撤銷職務處分的決定，恢復其政治名譽。
"從無巧語驚高座，休將高位論英雄"。黎玉的一生是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一生，儘管他多次受到衝擊，但他始終相信黨、相信人民，為革命和建設事業殫精竭慮、死而後已。歷史是公正的，人民不會忘記。
1986年5月30日凌晨，黎玉在北京逝世。
黎玉逝世後，新華社發了《黎玉同志生平》一文，高度評價了黎玉的一生。文章在介紹了黎玉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作的貢獻後說:"黎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堅持黨性，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剛直不阿;他工作嚴肅認真，精明幹練，吃苦耐勞;他生活儉樸，平易近人，聯繫群眾，團結同志;他嚴以律己，也嚴格要求親屬和子女，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
文章認為，黎玉同志的逝世，是黨和人民的損失。文章要求大家學習黎玉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學習他學無止境，窮原竟委的學習態度;學習他六十年如一日任勞任怨為黨工作的革命精神。[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