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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著名作家郑拾风先生及其创作评介'''<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16459965/pexels-photo-16459965.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1600&lazy=load"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pexels.com/zh-cn/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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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郑拾风先生及其创作评介》'''是[[中国]]当代作家顾建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著名作家郑拾风先生及其创作评介===

资中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个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辈出的小城。在现当代资中作家群体中，郑拾风先生因其文学成就，以及在文坛上的卓著地位和知名度，显然是值得浓墨重彩述忆的一位。他既属于解放前后战斗在新闻战线上的老一辈，又堪称现当代[[文学]]史上饮誉全国的著名杂文家、评论家、剧作家、诗人。

郑拾风先生

“今日无话”惊中外

1920年2月，郑拾风[[先生]]出生在资中县小东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聪慧，善读书，小学毕业时参加全县会考，总分名列前茅，继而到省立第六中学（今资中一中）读书。初中毕业后，考入泸州川南联立师范学校。1937年，由于家庭破产，只读了三个学期师范的他，就投身社会自立谋生，做过小学教员、盐务局雇员、军队文书。1937年开始给报纸副刊写诗和散文。先后使用笔名：仆欧、蓝言之、令狐畏、职蜂、彭冰、魏可、小路、石红、石逢、纳子等。1940年投稿《现代文艺》始用笔名拾风，后即冠姓用如真名。1940年8月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开平日报》、《桂林力报》、《重庆新民报》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出川，历任《南京人报》总编辑、上海《文汇报》驻南京特派记者、香港《文汇报》编辑。在《南京人报》期间，辟《嗡嗡集》、《蜂刺》、《百发不中集》专栏，发表揭露国民党贪污腐败、压制民主的大量杂文。

1946年，郑拾风先生在上海《南京人报》当总编，负责主持“每日一议”栏目，主要针对政局和世情民风发表议论和看法。

1946年5月，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举了马寅初等29人为理事，发表了成立宣言，通过了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他们还组成了一个“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序伦、盛丕华、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位民意代表到南京请愿。6月23日，代表团抵达南京后，却出来一帮打手，假冒苏北难民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代表，致使代表团的多位代表和记者[[受伤]]，高集作为大公报记者去车站采访，被打成重伤。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下关血案”，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对此，以笔锋犀利、秉笔直书而闻名的郑拾风先生奋笔疾书，撰写了长篇檄文，怒斥国民党当局，编排在《南京人报》头版头条。当临近开机印刷之时，被国民党新闻总署署长知晓，立即武装包围报馆，强行撤稿。军警走后，郑拾风先生认为，对“下关血案”，报纸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就是犯罪，但是又不能授反动派以把柄，导致报毁人亡，因此他冒着风险，在他长篇檄文被撤下的报纸“天窗”处写了一“篇”六个字的《社论》：“今日无话可说！”“今日无话可说！”这六个遒劲的大字，极尽嬉笑怒骂之辛辣，胜过投枪匕首刺入敌人心脏。被誉为“中国杂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掷地有声的杂文！”。

“今日无话可说！”刊发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恼怒。他们为维持假民主的面貌，一时不敢采取行动，便授意军统控制的《救国日报》对《南京人报》及总编郑拾风先生和他的支持者、老报人张友鸾进行[[恐吓]]和谩骂。郑拾风先生凭藉一身正气，毅然应战，不仅独家报道了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示威游行的消息和照片，还连续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丑行。

郑拾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知道，在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一定会狗急跳墙，以白色恐怖来对待进步人士。果然，风声传来，国民党当局即将对郑拾风先生采取行动。

1949年2月，当局悍然下令查封了《南京人报》，通缉郑拾风先生。郑拾风先生早有准备，在友人的协助下，连夜搭英国军舰逃往香港，任《文汇报》编辑。

建国后，郑拾风先生从香港返回上海，任上海《新民报》编辑、上海《新闻日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副总编辑，1960年《新闻日报》与《解放日报》合并后，他任《解放日报》专职评论员，享受副总编辑待遇，主要撰写总编辑布置的重点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以及杂文等，还帮助修改一些重点报道。当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杂文政论家，被誉为“《解放日报》的一枝笔”，同时发表了不少影剧评论文章。

1964年，郑拾风先生被聘为上海昆剧团顾问，负责现代剧《琼花》的剧本文字加工；1965年调至京剧《海港》剧组，为主要编剧之一。“文革”结束，调任《上海戏剧》编辑部副主任。1978年至1986年期间，先后为上海昆剧团写了《蔡文姬》、《钗头凤》、《血手记》，演出后受到各方好评。

1996年，郑拾风先生参加常规体检发现自己得了直肠癌。明知道自己病情严重，但他要老伴刘芋香对所有朋友保密，以免增加大家精神负担。逝世前一个星期，他怕烦劳大家到医院去看他，就从医院坐轮椅到文联机关，看望了所有同志，并谈笑风生的给大家以安慰！

在住院到逝世期间，他还一直关心昆剧《夕鹤》在日本的演出[[情况]]，这部剧是根据日本话剧改编而成。他希望上海昆剧团到日本巡回演出时，要进一步征求日本观众和话剧《夕鹤》原作者本人与专家的意见。

郑拾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真理为生命、视艺术为生命并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化]]老人，无论是在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在“文革”时期，他都秉持一腔正气，敢将碧血化文字，从不谀世昧良知。198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鉴于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特颁发荣誉证书。1992年10月国务院颁发证书，郑拾风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些，是对他的精神风骨和一生贡献的高度肯定。

郑拾风先生生前，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杂文学会顾问等等，这诸多社会头衔堪称实至名归，也是全体[[家乡]]父老的荣耀和骄傲。 

郑拾风先生手书“今日无话可说”

犀利幽默奋椽笔

郑拾风先生作为1940年投身革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他除了出版过长篇小说《飘零》、连载小说《南北枝》，长篇传记文学《喻培伦》，专著《百喻经新释》外，还写过很多政论和杂文。其中评论《一桩公子案的启示》获《解放论坛》优秀奖、《总书记揭锅盖》获雪豹杯一等奖，杂文《谷寿夫垂死表演》获全国第八届报刊副刊好作品二等奖。

解放前，郑拾风先生的杂文主要有《嗡嗡集》、《蜂刺》、《百发不中集》等，其中多以揭露美蒋为主要内容，文笔犀利，一针见血。

解放后，郑拾风先生先后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杂文一千多篇。杂文集有《弯弓集》、《语不惊人》、《热炒冷餐》。所撰杂文，简练隽永，自成一格，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

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陆掀起了一股女明星外嫁的风气，且有记者跟踪报道，一时间好不热闹。郑拾风先生用他一贯犀利的笔锋，幽默的笔调，在《过热的“外嫁”》中写道：“实力不在觥筹交错中，或者外交命令中获得。实力要靠自己发愤自强，好自为之。因比，我个人对这种“热点”宣传不感兴趣。渲染让别人渲染吧，我们最好是冷静反思。”郑拾风先生认为，女孩嫁个外国人，就硬扯到“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上去，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郑拾风先生在癌症住院前夕，写了一篇关于《洪母骂畴》的杂文，批评当时文坛中的一股歪风，将历史上早有定论的汉奸之类加以粉饰翻案。他忧虑如此下去，将来可能有人将《洪母骂畴》翻案为“洪承畴骂母”，文章极尽他一贯尖锐犀利的风格。然而，他的思路并未就此中断，就在他住院期间，还从病床上给他好友何慢打电话，说《洪母骂畴》是一出能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好戏，可否建议上海京剧院列为常演剧目？直到好友何慢告诉他，已向上海京剧院建议，他才放心。

郑拾风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杂文家，还是蜚声[[艺术]]界的戏剧评论家。1978年下半年《上海戏剧》复刊时，他调往《上海戏剧》编辑部做负责工作。复刊的第一篇社论《春风吹又生》就由他亲自执笔。他满怀[[激情]]的向读者报告，被“四人帮”扼杀了的《上海戏剧》喜获重生，又同广大读者见面了！粉粹“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针。他认为，属于人民创造的东西是湮灭不了的，表示复刊后的《上海戏剧》一定要遵循“二为”、“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和广大作者、读者一起，把《上海戏剧》办成生动活泼、各抒己见、群言兴起、商榷成风的争鸣园地。

在郑拾风先生倡导下，《上海戏剧》为许多受“四人帮”迫害的戏剧艺术家和剧目，发表了平反昭雪的文章，并推荐和评论了许多新剧目的上演。为了把《上海戏剧》办得更加生动活泼，郑拾风先生常常开辟一些新的栏目。《评戏微言》就是一例。他在这个新栏目中说：看戏难免要评，而评戏确乎不易，可叹当今捧杀、骂杀之风并未绝迹，说好，就以己之心强加于人，推之曰“一致好评”；说坏，则当头一棒，判之曰“不宜上演”，有感于此，乃有微言。微言者，卑之无高论也。三言两语，片面难免……接着，他评论话剧《陈毅市长》：“把陈老总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是戏动人处，成功处。有不足之处，也恰恰在于有些地方还残留先知圣贤的痕迹，几乎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胸有成竹迎难而解。”他开设的栏目和撰写的评论，常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郑拾风先生写文章不仅有犀利的风格，也有幽默风趣的机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一位幽默风趣的人。他曾跟他的朋友纪宇说：许多人都爱说死后去见马克思，我从来没敢说，也不敢去见。马克思是语言大师，会讲二十余种语言，但他不懂中文。而我除了中文，不懂任何语言，去见马克思有语言障碍。恐怕那地方也没有中文翻译，不能交谈。再说，若马克思问我：“你读了我多少书？”我愧不能答。敢说去见马克思的，绝非酒囊饭袋，碌碌之徒。所以我从来不敢说去见马克思。朋友纪宇为之倾倒，多年后曾撰文记录过此事。郑拾风先生的幽默风趣由此可见一斑。

郑拾风先生手稿

躬耕梨园开新篇

郑拾风先生本是新闻记者、杂文家，以其政论和杂文而享誉文坛，虽然幼年爱好川剧，后来担任《新闻报》、《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时分管过文艺、戏剧，但真正“涉戏”还是比较晚，他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被昆剧《琼花》“拉下海”的，但其编剧水平和作品影响却是举世公认的。

1964年，郑拾风先生因在戏剧方面的评论较多而被聘为上海昆剧团顾问。当时，昆剧已将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成了昆剧《琼花》，需要在思想艺术和文字上做进一步加工，文化部门的领导请郑拾风先生负责这一工作。郑拾风先生对工作一丝不苟，他将《琼花》的人物塑造、唱词文字，都做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加工。演出以后，上海的观众为之轰动，后来赴广州、深圳演出，两地的观众也为之倾倒，一时，昆剧《琼花》掀起了广泛的轰动效应。

1965年，郑拾风先生又被调至京剧《海港》剧组，作为主要编剧之一。剧本成型后，江青、张春桥指责在创作中违背他们的指示，破坏“样板戏”。文革开始后，昆剧《琼花》更是成了对抗“旗手”江青领导排演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有罪”剧目，不仅《琼花》遭到了灭顶之灾，一批优秀昆剧演员和昆剧艺术工作者也被迫流散，上海昆剧团因此暂时解体。

然而郑拾风并不因此消沉，他在严酷的寒冬中积蓄着春天的激情。粉碎“四人帮”实现拨乱反正后，郑拾风先生调任《上海戏剧》编辑部任副主任，他又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改编昆剧的新的事业中。为了庆祝“四人帮”被粉碎，重振昆剧艺术，1980年4月，他为上海昆剧团的复苏写了第一出戏：《蔡文姬》。这出戏是根据郭沫若的同名话剧改编的。昆剧团的全体艺术工作者，就像《蔡文姬》中唱词所写的“汉相传书，迎归才女”那样，迎归了郑拾风先生。为了使古老而绚丽的昆剧为更多的青年观众接受和喜爱，郑拾风先生还决心在《琼花》创新的基础上再向前跨一步，除了原作中的《胡笳十八拍》之外，新的曲牌尽量不用古典，一律采用现代人能听懂的口语，但又要尽可能保持昆剧固有的诗意、神韵。

为追求这样的境界和效果，郑拾风先生昼夜在遣词雕字上自我折磨。例如，昆剧写“入梦”，最好的范本就是《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院。烛尽沉烟，抛残绣线”。这虽然诗意很浓，看起来很美，但要很多现代人读懂听懂，却相当费劲。所以，郑拾风先生在《蔡文姬》中将“入梦”写为：“迷糊糊入梦乡，又勾起千般惆怅，且求助焦尾琴，抚慰我剧痛创伤。”显然，这种唱词既浅显易懂，又不失于雅致。

令人想不到的是，郑拾风先生的改革并没有得到所有昆剧行家们的赞赏，相反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惊呼：“文姬一出，昆剧亡矣！”

但更多的昆剧行家和中老年昆剧爱好者，特别是青年观众，则一起鼓掌称好，认为“戏好看，容易听懂，正是要这样与现代观众接近，昆剧才能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实践证明，《蔡文姬》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受到了广泛欢迎，中央文化部为之颁发了创作二等奖。

《蔡文姬》演出成功后，郑拾风先生又萌生了要创作《钗头凤》的想法。周围的朋友知道后都极力相劝，认为这个题材一是太老，二是已经写了很多剧本，第三也是最难的：陆游既是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可是在爱情问题上他屈从于母命，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死结，不可克服的难点。而郑拾风先生是一个不轻易言输的人。他为了追寻伟大爱国诗人陆游的真实心路历程和独特人生脚步，收集观看了大量有关陆游的戏曲、话剧、电影剧本，重新查阅了《宋史》的相关部分，阅读了陆游的诗文集和他的年谱，两次访问了绍兴沈园旧址，又认真阅读了古今对陆游的评价。渐渐地，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光辉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便鲜活起来。

作为20世纪的剧作家，郑拾风先生对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做了认真的探索。夏衍说过：“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历史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盖叫天说：“没有生活的真，艺术就没有灵魂；没有艺术的假（假设、假像），生活就失去了显微镜。”郑拾风先生严肃的运用了这些创作原则。

如周密的《齐东野语》仅仅写到：“陆务观（陆游）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得又弗获于姑。”为什么如此亲上加亲的联姻而又“弗获于姑”，迫使陆游的母亲非逼着陆游和唐婉离异不可呢？史书没有更多记载。郑拾风先生恰恰很好利用了这个历史的“语焉不详”，根据自己的合理理解和想象，把陆游母亲因迷信而厌倦唐婉的情节进行了合理发展，将情节走向与当时的时局影响联系起来，点出陆游和唐婉离异的直接原因出于陆母，间接原因却出于时局的大背景。郑拾风先生在搜罗资料并精研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想象和传神叙写，使陆唐迫不得已离异的原因得到了更符合事实和情理、更为充分的展示，并且将爱国思想和爱情悲剧镶接成了一个整体，不仅克服了创作上的难点，而且使剧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创作难点突破之后，郑拾风先生夜以继日，含着眼泪创作完成了《钗头凤》的剧本。当这部让作者自己也为之感动的《钗头凤》上演之后，更是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和戏剧行家。中央文化部为之颁发了全国连环画文学剧本一等奖（美术家卢甫圣为之画了一本风格独特、精美绝伦的画册），上海戏剧节也为《钗头凤》颁发了七个单项奖。对此，老戏剧家马彦祥高度评价说：“昆剧有了新生命了！”

在成功面前，郑拾风先生毫不自满停顿，晚年又和他的战友一起开始了更大胆的艺术追求。1988年，和郑拾风先生结下深厚友谊的导演艺术大师黄佐临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选题：将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五大悲剧之一《麦克白》改编为中国昆剧。黄佐临为此向郑拾风提出了几点“高难度”的希望：一是希望通过这次改编，把中国艺术的高峰——昆剧，介绍给英国和世界，也通过昆剧艺术进一步把莎士比亚介绍给中国；二是此剧写成排练好之后，要到莎士比亚的故乡特拉夫特去演出，还要让东方的汤显祖和西方的莎士比亚两颗巨星同时出现在国际声誉极高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舞台上；三是因为两颗巨星的同时出现，所以改编的戏剧必须既是中国的，又是莎士比亚的，也是昆剧的，要溶昆、莎于一炉；四是要将长达两千行共六万字的《麦克白》（朱生豪译）中译本压缩一半，在两个半小时内演完，还必须保留原著中为英国观众所熟悉的“闪光点”。显然，这个选题和黄佐临提出的诸多希望是一般剧作家很难完成的，确实堪称一次高难度的挑战。

面对戏剧界素有探险者之称的好友之提议和要求，郑拾风先生略微深思后，笑着对黄佐临说：“我为能做一位勇敢探险者的旅伴而感到幸福。”

从此，郑拾风先生便同黄佐临大师、执行导演李家耀协同作战，昼议夜思，竭虑殚精，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艰辛努力，终于写成了既有中国昆剧特色又富有莎士比亚戏剧精神的《血手记》（英剧名为《麦克白》）。经过全体表演艺术家、作曲家共同努力，演出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包括中国昆剧的全部唱、做、念、打、舞蹈身段），并突出了《麦克白》原著所有的精华。

《血手记》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一演出，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其成功远超原有的想象。伦敦的几家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表评论，盛赞《血手记》演出成功。《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一场令人惊异同时具有莎士比亚和中国传统多彩艺术个性成功的演出。” 又有国外评论说：“几百年来，演过《麦克白》的剧团不知多少，但是黄佐临、郑拾风先生让《麦克白》变成中国化、昆剧化这样别有风味的演出却是独创的。虽然形式是异国的，但却惊人的忠于莎士比亚。”“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主持人弗兰克说：“《血手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了解。”

《血手记》在莎士比亚家乡特拉夫特、伦敦、曼彻斯特等20多个城市演出了50多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次谢幕长达数分钟甚至10分钟，大大突破了英国观众习惯的“20秒”。

《血手记》回到祖国汇报演出时，北京和上海的观众也都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既保持了莎士比亚原著的思想艺术精华，又做到了戏曲化、昆剧化而雅俗共赏，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都会喝彩于九泉之下。

郑拾风先生写戏，其初衷是“为了写好戏剧评论”，他说过：“作为戏剧评论家，不了解剧作家的创作甘苦，不了解剧作家的创作意图，要写出有深度的戏曲评论是困难的。要取得戏曲评论的发言权，最好的办法就是，莫过于戏剧评论家自己也写几个剧本。” 所以，郑拾风先生最早写作戏剧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戏剧评论的发言权。可是，发端之后，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期，竟为中国戏剧艺术群山垒起了几座高峰。

1995年，已进入75岁高龄的郑拾风先生，仍充满对艺术的诗意追求，将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写的《夕鹤》民间神话剧改编为昆剧。1996年5月7日《夕鹤》剧组赴日本演出一个月，赢得日本观众热烈欢迎，取得圆满成功。郑拾风先生当时已沉疴不起，卧在病床上听着日本归来的昆剧演员向他讲述这个喜讯，他虚弱的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然后用颤抖的手写下弘一法师圆寂前的四句偈。又过两天，他已无力举笔，却用微弱的声音吟了一生最后的四句诗：“我岂鹤欤，鹤其我欤，红尘茫茫，不留千羽。”7月3日，郑拾风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真的化为仙鹤，随着弘一法师莞尔无言，翩翩然神游于“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化境去了。

纵观郑拾风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是正直的一生，幽默的一生，卓毅的一生、辉煌的一生。人的一生在一个领域内取得辉煌已殊为不易，而他却同时在两个领域取得了辉煌：在新闻领域“拾风杂文”独具风格，从解放前的“六字”杂文到最后一篇发表在《解放日报》《朝花》上的《洪承畴骂娘》，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杂文爱憎分明、针贬时弊的社会责任感；在戏曲领域他呕心沥血奉献了五部大戏，从《琼花》到《夕鹤》，饮誉国内外，他追求创新的巨大艺术勇气和精湛的艺术魅力，将载入中国戏曲史册，在昆剧舞台上熠熠生辉。如果不是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或许他还能奉献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

郑拾风先生一生不仅笔耕不辍，还一直心系桑梓，心系家乡山山水水、心系家乡文学创作、文化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撰写传记文学《喻培伦》，他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家乡。当看到梦萦魂绕的家乡山水时，他含泪赋诗：“沱水频催游子还，老来日甚恋乡关。万松深处多情鸟，叫绿白云山外山。”当重游老家旁边的重龙山永庆寺时，他挥毫撰联：“何故龙山瑞霭多，好珍藏苏字唤鱼、杨碑凝碧；真如雁荡风光美，喜招得钱塘来鹤、金顶飞幢。 ”重龙山、白云山，都跟着很沾了些光。看到重龙山琴韵楼有“灵岩石窟罗千佛，琴韵泉声泻一楼”一联，认为“对仗工整，气势磅礴”，后来读到楹联作者王体诚的诗抄，觉得很多诗意境高雅、俊逸洒脱，并因之爱不释手。觉得这样的诗人别说在资中，就是跻身国内诗坛也毫无愧色。郑拾风先生经友人引荐和王体诚见面后，两人一见如故。当晚，郑拾风先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七绝，请人转送给王体诚：“一石轻挥伏噪蛙，乡居默默隐才华。芒鞋箬笠诗人老，春日迟迟板栗桠”。接着，郑拾风先生又向时任县委书记的李利顺汇报了王体诚被下放农村的情况，希望县里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来，王体诚先生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并担任新成立的重龙诗书画院的副院长。郑拾风先生知道这个消息后，极为高兴的在1987年11月3日的《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春日迟迟板栗桠》的文章，介绍王体诚的生平和艺术才华。从此，才发横溢而命运多舛的王体诚，在晚年终于枯木逢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楹联，在全国名声鹊起。

在资中文庙恢复孔子塑像的过程中，郑拾风先生积极参与，献言献策。对孔子是塑坐像还是站像的争论中，当时资中文化人士有两种意思：一种认为孔子是文宣王，尊贵无比，要塑坐像，才能体现“王者之尊”，这是“主坐派”；另一派是以郑拾风、铁波乐为首的“主站派”，认为应当尊重历史，在春秋时代连椅子凳子也没有，那时的人们不站即跽，绝对没有端然高坐的孔子之像。对于孔子坐像，连朱熹、苏东坡都坚决反对，多次撰文，主张应将孔子塑成站像或跽像。即使要坐，也只能“坐”于地上，不能坐于椅上。同时，郑拾风先生等认为“孔子问乐于苌弘”，孔子是苌弘的学生，而苌弘是资中人，孔子尊师重教，在老师的家乡便自然地站而不坐了。1999年，资中文庙的孔子塑像终于在郑拾风、铁波乐等“主站派”的力争下重塑为石刻站像，像姿取的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绘的“至圣先师图”，恭身而立，双手前伸上举，作“天揖之势”，生动地再现了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彬彬有礼，尊师重教而平易近人的圣洁丰姿！

今天，资中要打造经济大县、文化名城，作为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同仁和后辈，我们一定要学习郑拾风先生崇高的人格风范，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敢于和善于创新的创作理念，学习他热爱祖国、心系人民、敢于直言、勤奋耕耘的文化人精神——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精神。但愿我们这些后辈的文学耕耘者和爱好者，能在郑拾风先生的风范和精神鼓舞下，创作出更多反映资中经济与社会发展、讴歌资中“两个文明”建设成就、绘摹时代之美的好作品。让我们为资中有郑拾风先生而骄傲，让魂在苍空的郑拾风先生为资中的新气象而自豪！<ref>[http://www.360doc.com/userhome/43299931 个人图书馆网]</ref>

==作者简介==

顾建德，《西南作家》杂志编委，[[四川]]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参考资料== 

{{Reflist}}  

[[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