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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鄭拾風先生及其創作評介》是中國當代作家顧建德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著名作家鄭拾風先生及其創作評介
資中作為省級歷史文化名城，是個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名人輩出的小城。在現當代資中作家群體中，鄭拾風先生因其文學成就，以及在文壇上的卓著地位和知名度，顯然是值得濃墨重彩述憶的一位。他既屬於解放前後戰鬥在新聞戰線上的老一輩，又堪稱現當代文學史上飲譽全國的著名雜文家、評論家、劇作家、詩人。
鄭拾風先生
「今日無話」驚中外
1920年2月，鄭拾風先生出生在資中縣小東街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聰慧，善讀書，小學畢業時參加全縣會考，總分名列前茅，繼而到省立第六中學（今資中一中）讀書。初中畢業後，考入瀘州川南聯立師範學校。1937年，由於家庭破產，只讀了三個學期師範的他，就投身社會自立謀生，做過小學教員、鹽務局雇員、軍隊文書。1937年開始給報紙副刊寫詩和散文。先後使用筆名：僕歐、藍言之、令狐畏、職蜂、彭冰、魏可、小路、石紅、石逢、納子等。1940年投稿《現代文藝》始用筆名拾風，後即冠姓用如真名。1940年8月起從事新聞工作。先後任《開平日報》、《桂林力報》、《重慶新民報》記者、編輯。抗戰勝利後出川，歷任《南京人報》總編輯、上海《文匯報》駐南京特派記者、香港《文匯報》編輯。在《南京人報》期間，辟《嗡嗡集》、《蜂刺》、《百發不中集》專欄，發表揭露國民黨貪污腐敗、壓制民主的大量雜文。
1946年，鄭拾風先生在上海《南京人報》當總編，負責主持「每日一議」欄目，主要針對政局和世情民風發表議論和看法。
1946年5月，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選舉了馬寅初等29人為理事，發表了成立宣言，通過了致蔣介石和毛澤東電，反對內戰，呼籲和平。他們還組成了一個「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由馬序倫、盛丕華、胡厥文、閻寶航、雷潔瓊等十一位民意代表到南京請願。6月23日，代表團抵達南京後，卻出來一幫打手，假冒蘇北難民在南京下關車站毆打代表，致使代表團的多位代表和記者受傷，高集作為大公報記者去車站採訪，被打成重傷。造成了震驚全國的「下關血案」，激起了人民的公憤。對此，以筆鋒犀利、秉筆直書而聞名的鄭拾風先生奮筆疾書，撰寫了長篇檄文，怒斥國民黨當局，編排在《南京人報》頭版頭條。當臨近開機印刷之時，被國民黨新聞總署署長知曉，立即武裝包圍報館，強行撤稿。軍警走後，鄭拾風先生認為，對「下關血案」，報紙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就是犯罪，但是又不能授反動派以把柄，導致報毀人亡，因此他冒着風險，在他長篇檄文被撤下的報紙「天窗」處寫了一「篇」六個字的《社論》：「今日無話可說！」「今日無話可說！」這六個遒勁的大字，極盡嬉笑怒罵之辛辣，勝過投槍匕首刺入敵人心臟。被譽為「中國雜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擲地有聲的雜文！」。
「今日無話可說！」刊發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和惱怒。他們為維持假民主的面貌，一時不敢採取行動，便授意軍統控制的《救國日報》對《南京人報》及總編鄭拾風先生和他的支持者、老報人張友鸞進行恐嚇和謾罵。鄭拾風先生憑藉一身正氣，毅然應戰，不僅獨家報道了1947年5月20日國民黨軍警鎮壓學生示威遊行的消息和照片，還連續揭露了國民黨的種種醜行。
鄭拾風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知道，在解放大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國民黨當局一定會狗急跳牆，以白色恐怖來對待進步人士。果然，風聲傳來，國民黨當局即將對鄭拾風先生採取行動。
1949年2月，當局悍然下令查封了《南京人報》，通緝鄭拾風先生。鄭拾風先生早有準備，在友人的協助下，連夜搭英國軍艦逃往香港，任《文匯報》編輯。
建國後，鄭拾風先生從香港返回上海，任上海《新民報》編輯、上海《新聞日報》編輯部副主任、主任、編委、副總編輯，1960年《新聞日報》與《解放日報》合併後，他任《解放日報》專職評論員，享受副總編輯待遇，主要撰寫總編輯布置的重點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以及雜文等，還幫助修改一些重點報道。當時，他已是全國聞名的雜文政論家，被譽為「《解放日報》的一枝筆」，同時發表了不少影劇評論文章。
1964年，鄭拾風先生被聘為上海崑劇團顧問，負責現代劇《瓊花》的劇本文字加工；1965年調至京劇《海港》劇組，為主要編劇之一。「文革」結束，調任《上海戲劇》編輯部副主任。1978年至1986年期間，先後為上海崑劇團寫了《蔡文姬》、《釵頭鳳》、《血手記》，演出後受到各方好評。
1996年，鄭拾風先生參加常規體檢發現自己得了直腸癌。明知道自己病情嚴重，但他要老伴劉芋香對所有朋友保密，以免增加大家精神負擔。逝世前一個星期，他怕煩勞大家到醫院去看他，就從醫院坐輪椅到文聯機關，看望了所有同志，並談笑風生的給大家以安慰！
在住院到逝世期間，他還一直關心崑劇《夕鶴》在日本的演出情況，這部劇是根據日本話劇改編而成。他希望上海崑劇團到日本巡迴演出時，要進一步徵求日本觀眾和話劇《夕鶴》原作者本人與專家的意見。
鄭拾風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視真理為生命、視藝術為生命並為之奮鬥終身的文化老人，無論是在白色恐怖年代還是在「文革」時期，他都秉持一腔正氣，敢將碧血化文字，從不諛世昧良知。1987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鑑於他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特頒發榮譽證書。1992年10月國務院頒發證書，鄭拾風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這些，是對他的精神風骨和一生貢獻的高度肯定。
鄭拾風先生生前，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市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上海雜文學會顧問等等，這諸多社會頭銜堪稱實至名歸，也是全體家鄉父老的榮耀和驕傲。
鄭拾風先生手書「今日無話可說」
犀利幽默奮椽筆
鄭拾風先生作為1940年投身革命、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老報人，他除了出版過長篇小說《飄零》、連載小說《南北枝》，長篇傳記文學《喻培倫》，專著《百喻經新釋》外，還寫過很多政論和雜文。其中評論《一樁公子案的啟示》獲《解放論壇》優秀獎、《總書記揭鍋蓋》獲雪豹杯一等獎，雜文《谷壽夫垂死表演》獲全國第八屆報刊副刊好作品二等獎。
解放前，鄭拾風先生的雜文主要有《嗡嗡集》、《蜂刺》、《百發不中集》等，其中多以揭露美蔣為主要內容，文筆犀利，一針見血。
解放後，鄭拾風先生先後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雜文一千多篇。雜文集有《彎弓集》、《語不驚人》、《熱炒冷餐》。所撰雜文，簡練雋永，自成一格，在讀者中有廣泛影響。
例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內陸掀起了一股女明星外嫁的風氣，且有記者跟蹤報道，一時間好不熱鬧。鄭拾風先生用他一貫犀利的筆鋒，幽默的筆調，在《過熱的「外嫁」》中寫道：「實力不在觥籌交錯中，或者外交命令中獲得。實力要靠自己發憤自強，好自為之。因比，我個人對這種「熱點」宣傳不感興趣。渲染讓別人渲染吧，我們最好是冷靜反思。」鄭拾風先生認為，女孩嫁個外國人，就硬扯到「國際友誼」，「世世代代友好」上去，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鄭拾風先生在癌症住院前夕，寫了一篇關於《洪母罵疇》的雜文，批評當時文壇中的一股歪風，將歷史上早有定論的漢奸之類加以粉飾翻案。他憂慮如此下去，將來可能有人將《洪母罵疇》翻案為「洪承疇罵母」，文章極盡他一貫尖銳犀利的風格。然而，他的思路並未就此中斷，就在他住院期間，還從病床上給他好友何慢打電話，說《洪母罵疇》是一出能激發愛國主義熱情的好戲，可否建議上海京劇院列為常演劇目？直到好友何慢告訴他，已向上海京劇院建議，他才放心。
鄭拾風先生不僅是著名的雜文家，還是蜚聲藝術界的戲劇評論家。1978年下半年《上海戲劇》復刊時，他調往《上海戲劇》編輯部做負責工作。復刊的第一篇社論《春風吹又生》就由他親自執筆。他滿懷激情的向讀者報告，被「四人幫」扼殺了的《上海戲劇》喜獲重生，又同廣大讀者見面了！粉粹「四人幫」後，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關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針。他認為，屬於人民創造的東西是湮滅不了的，表示復刊後的《上海戲劇》一定要遵循「二為」、「雙百」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和廣大作者、讀者一起，把《上海戲劇》辦成生動活潑、各抒己見、群言興起、商榷成風的爭鳴園地。
在鄭拾風先生倡導下，《上海戲劇》為許多受「四人幫」迫害的戲劇藝術家和劇目，發表了平反昭雪的文章，並推薦和評論了許多新劇目的上演。為了把《上海戲劇》辦得更加生動活潑，鄭拾風先生常常開闢一些新的欄目。《評戲微言》就是一例。他在這個新欄目中說：看戲難免要評，而評戲確乎不易，可嘆當今捧殺、罵殺之風並未絕跡，說好，就以己之心強加於人，推之曰「一致好評」；說壞，則當頭一棒，判之曰「不宜上演」，有感於此，乃有微言。微言者，卑之無高論也。三言兩語，片面難免……接着，他評論話劇《陳毅市長》：「把陳老總寫成有血有肉的活人，是戲動人處，成功處。有不足之處，也恰恰在於有些地方還殘留先知聖賢的痕跡，幾乎在任何困難面前，都胸有成竹迎難而解。」他開設的欄目和撰寫的評論，常在讀者中引起廣泛的好評。
鄭拾風先生寫文章不僅有犀利的風格，也有幽默風趣的機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一位幽默風趣的人。他曾跟他的朋友紀宇說：許多人都愛說死後去見馬克思，我從來沒敢說，也不敢去見。馬克思是語言大師，會講二十餘種語言，但他不懂中文。而我除了中文，不懂任何語言，去見馬克思有語言障礙。恐怕那地方也沒有中文翻譯，不能交談。再說，若馬克思問我：「你讀了我多少書？」我愧不能答。敢說去見馬克思的，絕非酒囊飯袋，碌碌之徒。所以我從來不敢說去見馬克思。朋友紀宇為之傾倒，多年後曾撰文記錄過此事。鄭拾風先生的幽默風趣由此可見一斑。
鄭拾風先生手稿
躬耕梨園開新篇
鄭拾風先生本是新聞記者、雜文家，以其政論和雜文而享譽文壇，雖然幼年愛好川劇，後來擔任《新聞報》、《解放日報》副總編輯時分管過文藝、戲劇，但真正「涉戲」還是比較晚，他大約是在六十年代初，被崑劇《瓊花》「拉下海」的，但其編劇水平和作品影響卻是舉世公認的。
1964年，鄭拾風先生因在戲劇方面的評論較多而被聘為上海崑劇團顧問。當時，崑劇已將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改編成了崑劇《瓊花》，需要在思想藝術和文字上做進一步加工，文化部門的領導請鄭拾風先生負責這一工作。鄭拾風先生對工作一絲不苟，他將《瓊花》的人物塑造、唱詞文字，都做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加工。演出以後，上海的觀眾為之轟動，後來赴廣州、深圳演出，兩地的觀眾也為之傾倒，一時，崑劇《瓊花》掀起了廣泛的轟動效應。
1965年，鄭拾風先生又被調至京劇《海港》劇組，作為主要編劇之一。劇本成型後，江青、張春橋指責在創作中違背他們的指示，破壞「樣板戲」。文革開始後，崑劇《瓊花》更是成了對抗「旗手」江青領導排演的舞劇《紅色娘子軍》的「有罪」劇目，不僅《瓊花》遭到了滅頂之災，一批優秀崑劇演員和崑劇藝術工作者也被迫流散，上海崑劇團因此暫時解體。
然而鄭拾風並不因此消沉，他在嚴酷的寒冬中積蓄着春天的激情。粉碎「四人幫」實現撥亂反正後，鄭拾風先生調任《上海戲劇》編輯部任副主任，他又意氣風發地投入到改編崑劇的新的事業中。為了慶祝「四人幫」被粉碎，重振崑劇藝術，1980年4月，他為上海崑劇團的復甦寫了第一齣戲：《蔡文姬》。這齣戲是根據郭沫若的同名話劇改編的。崑劇團的全體藝術工作者，就像《蔡文姬》中唱詞所寫的「漢相傳書，迎歸才女」那樣，迎歸了鄭拾風先生。為了使古老而絢麗的崑劇為更多的青年觀眾接受和喜愛，鄭拾風先生還決心在《瓊花》創新的基礎上再向前跨一步，除了原作中的《胡笳十八拍》之外，新的曲牌儘量不用古典，一律採用現代人能聽懂的口語，但又要儘可能保持崑劇固有的詩意、神韻。
為追求這樣的境界和效果，鄭拾風先生晝夜在遣詞雕字上自我折磨。例如，崑劇寫「入夢」，最好的範本就是《牡丹亭》中的《遊園驚夢》：「夢回鶯囀，亂煞年光遍，人立小庭院。燭盡沉煙，拋殘繡線」。這雖然詩意很濃，看起來很美，但要很多現代人讀懂聽懂，卻相當費勁。所以，鄭拾風先生在《蔡文姬》中將「入夢」寫為：「迷糊糊入夢鄉，又勾起千般惆悵，且求助焦尾琴，撫慰我劇痛創傷。」顯然，這種唱詞既淺顯易懂，又不失於雅致。
令人想不到的是，鄭拾風先生的改革並沒有得到所有崑劇行家們的讚賞，相反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甚至有人拍案而起，驚呼：「文姬一出，崑劇亡矣！」
但更多的崑劇行家和中老年崑劇愛好者，特別是青年觀眾，則一起鼓掌稱好，認為「戲好看，容易聽懂，正是要這樣與現代觀眾接近，崑劇才能獲得新的藝術生命」。實踐證明，《蔡文姬》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受到了廣泛歡迎，中央文化部為之頒發了創作二等獎。
《蔡文姬》演出成功後，鄭拾風先生又萌生了要創作《釵頭鳳》的想法。周圍的朋友知道後都極力相勸，認為這個題材一是太老，二是已經寫了很多劇本，第三也是最難的：陸游既是歷史上偉大的愛國詩人之一，可是在愛情問題上他屈從於母命，是一個悲劇性人物，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死結，不可克服的難點。而鄭拾風先生是一個不輕易言輸的人。他為了追尋偉大愛國詩人陸游的真實心路歷程和獨特人生腳步，收集觀看了大量有關陸游的戲曲、話劇、電影劇本，重新查閱了《宋史》的相關部分，閱讀了陸游的詩文集和他的年譜，兩次訪問了紹興沈園舊址，又認真閱讀了古今對陸游的評價。漸漸地，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光輝形象在他的腦海中便鮮活起來。
作為20世紀的劇作家，鄭拾風先生對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做了認真的探索。夏衍說過：「歷史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歷史劇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可能發生的事。」蓋叫天說：「沒有生活的真，藝術就沒有靈魂；沒有藝術的假（假設、假像），生活就失去了顯微鏡。」鄭拾風先生嚴肅的運用了這些創作原則。
如周密的《齊東野語》僅僅寫到：「陸務觀（陸游）初娶唐氏，閎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侄，伉儷甚得又弗獲於姑。」為什麼如此親上加親的聯姻而又「弗獲於姑」，迫使陸游的母親非逼着陸游和唐婉離異不可呢？史書沒有更多記載。鄭拾風先生恰恰很好利用了這個歷史的「語焉不詳」，根據自己的合理理解和想象，把陸游母親因迷信而厭倦唐婉的情節進行了合理髮展，將情節走向與當時的時局影響聯繫起來，點出陸游和唐婉離異的直接原因出於陸母，間接原因卻出於時局的大背景。鄭拾風先生在搜羅資料並精研的基礎上，通過合理想象和傳神敘寫，使陸唐迫不得已離異的原因得到了更符合事實和情理、更為充分的展示，並且將愛國思想和愛情悲劇鑲接成了一個整體，不僅克服了創作上的難點，而且使劇本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
創作難點突破之後，鄭拾風先生夜以繼日，含着眼淚創作完成了《釵頭鳳》的劇本。當這部讓作者自己也為之感動的《釵頭鳳》上演之後，更是深深打動了廣大觀眾和戲劇行家。中央文化部為之頒發了全國連環畫文學劇本一等獎（美術家盧甫聖為之畫了一本風格獨特、精美絕倫的畫冊），上海戲劇節也為《釵頭鳳》頒發了七個單項獎。對此，老戲劇家馬彥祥高度評價說：「崑劇有了新生命了！」
在成功面前，鄭拾風先生毫不自滿停頓，晚年又和他的戰友一起開始了更大膽的藝術追求。1988年，和鄭拾風先生結下深厚友誼的導演藝術大師黃佐臨向他提出了一個新的選題：將英國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五大悲劇之一《麥克白》改編為中國崑劇。黃佐臨為此向鄭拾風提出了幾點「高難度」的希望：一是希望通過這次改編，把中國藝術的高峰——崑劇，介紹給英國和世界，也通過崑劇藝術進一步把莎士比亞介紹給中國；二是此劇寫成排練好之後，要到莎士比亞的故鄉特拉夫特去演出，還要讓東方的湯顯祖和西方的莎士比亞兩顆巨星同時出現在國際聲譽極高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舞台上；三是因為兩顆巨星的同時出現，所以改編的戲劇必須既是中國的，又是莎士比亞的，也是崑劇的，要溶昆、莎於一爐；四是要將長達兩千行共六萬字的《麥克白》（朱生豪譯）中譯本壓縮一半，在兩個半小時內演完，還必須保留原著中為英國觀眾所熟悉的「閃光點」。顯然，這個選題和黃佐臨提出的諸多希望是一般劇作家很難完成的，確實堪稱一次高難度的挑戰。
面對戲劇界素有探險者之稱的好友之提議和要求，鄭拾風先生略微深思後，笑着對黃佐臨說：「我為能做一位勇敢探險者的旅伴而感到幸福。」
從此，鄭拾風先生便同黃佐臨大師、執行導演李家耀協同作戰，晝議夜思，竭慮殫精，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艱辛努力，終於寫成了既有中國崑劇特色又富有莎士比亞戲劇精神的《血手記》（英劇名為《麥克白》）。經過全體表演藝術家、作曲家共同努力，演出只用了兩個半小時（包括中國崑劇的全部唱、做、念、打、舞蹈身段），並突出了《麥克白》原著所有的精華。
《血手記》在「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一演出，立刻引起巨大轟動，其成功遠超原有的想象。倫敦的幾家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發表評論，盛讚《血手記》演出成功。《泰晤士報》評論說：「這是一場令人驚異同時具有莎士比亞和中國傳統多彩藝術個性成功的演出。」 又有國外評論說：「幾百年來，演過《麥克白》的劇團不知多少，但是黃佐臨、鄭拾風先生讓《麥克白》變成中國化、崑劇化這樣別有風味的演出卻是獨創的。雖然形式是異國的，但卻驚人的忠於莎士比亞。」「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主持人弗蘭克說：「《血手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了解。」
《血手記》在莎士比亞家鄉特拉夫特、倫敦、曼徹斯特等20多個城市演出了50多場，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每次謝幕長達數分鐘甚至10分鐘，大大突破了英國觀眾習慣的「20秒」。
《血手記》回到祖國匯報演出時，北京和上海的觀眾也都給予了高度讚揚，認為既保持了莎士比亞原著的思想藝術精華，又做到了戲曲化、崑劇化而雅俗共賞，湯顯祖和莎士比亞也都會喝彩於九泉之下。
鄭拾風先生寫戲，其初衷是「為了寫好戲劇評論」，他說過：「作為戲劇評論家，不了解劇作家的創作甘苦，不了解劇作家的創作意圖，要寫出有深度的戲曲評論是困難的。要取得戲曲評論的發言權，最好的辦法就是，莫過於戲劇評論家自己也寫幾個劇本。」 所以，鄭拾風先生最早寫作戲劇的目的，就是為了取得戲劇評論的發言權。可是，發端之後，遠遠超過了原來的預期，竟為中國戲劇藝術群山壘起了幾座高峰。
1995年，已進入75歲高齡的鄭拾風先生，仍充滿對藝術的詩意追求，將日本劇作家木下順二寫的《夕鶴》民間神話劇改編為崑劇。1996年5月7日《夕鶴》劇組赴日本演出一個月，贏得日本觀眾熱烈歡迎，取得圓滿成功。鄭拾風先生當時已沉疴不起，臥在病床上聽着日本歸來的崑劇演員向他講述這個喜訊，他虛弱的臉上露出欣慰的表情，然後用顫抖的手寫下弘一法師圓寂前的四句偈。又過兩天，他已無力舉筆，卻用微弱的聲音吟了一生最後的四句詩：「我豈鶴歟，鶴其我歟，紅塵茫茫，不留千羽。」7月3日，鄭拾風先生在上海華東醫院真的化為仙鶴，隨着弘一法師莞爾無言，翩翩然神遊於「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化境去了。
縱觀鄭拾風先生的一生，我們可以發現他的一生是正直的一生，幽默的一生，卓毅的一生、輝煌的一生。人的一生在一個領域內取得輝煌已殊為不易，而他卻同時在兩個領域取得了輝煌：在新聞領域「拾風雜文」獨具風格，從解放前的「六字」雜文到最後一篇發表在《解放日報》《朝花》上的《洪承疇罵娘》，一以貫之地體現了他雜文愛憎分明、針貶時弊的社會責任感；在戲曲領域他嘔心瀝血奉獻了五部大戲，從《瓊花》到《夕鶴》，飲譽國內外，他追求創新的巨大藝術勇氣和精湛的藝術魅力，將載入中國戲曲史冊，在崑劇舞台上熠熠生輝。如果不是病魔奪走了他的生命，或許他還能奉獻給我們更多更好的作品。
鄭拾風先生一生不僅筆耕不輟，還一直心系桑梓，心繫家鄉山山水水、心繫家鄉文學創作、文化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為撰寫傳記文學《喻培倫》，他回到了闊別四十多年的家鄉。當看到夢縈魂繞的家鄉山水時，他含淚賦詩：「沱水頻催遊子還，老來日甚戀鄉關。萬松深處多情鳥，叫綠白雲山外山。」當重遊老家旁邊的重龍山永慶寺時，他揮毫撰聯：「何故龍山瑞靄多，好珍藏蘇字喚魚、楊碑凝碧；真如雁盪風光美，喜招得錢塘來鶴、金頂飛幢。 」重龍山、白雲山，都跟着很沾了些光。看到重龍山琴韻樓有「靈岩石窟羅千佛，琴韻泉聲瀉一樓」一聯，認為「對仗工整，氣勢磅礴」，後來讀到楹聯作者王體誠的詩抄，覺得很多詩意境高雅、俊逸灑脫，並因之愛不釋手。覺得這樣的詩人別說在資中，就是躋身國內詩壇也毫無愧色。鄭拾風先生經友人引薦和王體誠見面後，兩人一見如故。當晚，鄭拾風先生懷着崇敬的心情寫了一首七絕，請人轉送給王體誠：「一石輕揮伏噪蛙，鄉居默默隱才華。芒鞋箬笠詩人老，春日遲遲板栗椏」。接着，鄭拾風先生又向時任縣委書記的李利順匯報了王體誠被下放農村的情況，希望縣裡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後來，王體誠先生被推選為縣政協委員，並擔任新成立的重龍詩書畫院的副院長。鄭拾風先生知道這個消息後，極為高興的在1987年11月3日的《人民政協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春日遲遲板栗椏》的文章，介紹王體誠的生平和藝術才華。從此，才發橫溢而命運多舛的王體誠，在晚年終於枯木逢春，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楹聯，在全國名聲鵲起。
在資中文廟恢復孔子塑像的過程中，鄭拾風先生積極參與，獻言獻策。對孔子是塑坐像還是站像的爭論中，當時資中文化人士有兩種意思：一種認為孔子是文宣王，尊貴無比，要塑坐像，才能體現「王者之尊」，這是「主坐派」；另一派是以鄭拾風、鐵波樂為首的「主站派」，認為應當尊重歷史，在春秋時代連椅子凳子也沒有，那時的人們不站即跽，絕對沒有端然高坐的孔子之像。對於孔子坐像，連朱熹、蘇東坡都堅決反對，多次撰文，主張應將孔子塑成站像或跽像。即使要坐，也只能「坐」於地上，不能坐於椅上。同時，鄭拾風先生等認為「孔子問樂於萇弘」，孔子是萇弘的學生，而萇弘是資中人，孔子尊師重教，在老師的家鄉便自然地站而不坐了。1999年，資中文廟的孔子塑像終於在鄭拾風、鐵波樂等「主站派」的力爭下重塑為石刻站像，像姿取的是唐代畫聖吳道子繪的「至聖先師圖」，恭身而立，雙手前伸上舉，作「天揖之勢」，生動地再現了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夫子彬彬有禮，尊師重教而平易近人的聖潔丰姿！
今天，資中要打造經濟大縣、文化名城，作為文學界和藝術界的同仁和後輩，我們一定要學習鄭拾風先生崇高的人格風範，學習他理論聯繫實際、敢於和善於創新的創作理念，學習他熱愛祖國、心繫人民、敢於直言、勤奮耕耘的文化人精神——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精神。但願我們這些後輩的文學耕耘者和愛好者，能在鄭拾風先生的風範和精神鼓舞下，創作出更多反映資中經濟與社會發展、謳歌資中「兩個文明」建設成就、繪摹時代之美的好作品。讓我們為資中有鄭拾風先生而驕傲，讓魂在蒼空的鄭拾風先生為資中的新氣象而自豪！[1]
作者簡介
顧建德，《西南作家》雜誌編委，四川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