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華盛頓共識是中國專有名詞。

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系統，一是5500年前兩河流域蘇米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二是5000多年前尼羅河流域古埃及人創造的聖書字，三是3300年前中國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四是1500年前起源於中美洲的瑪雅文字。其它文字都早已消亡，只有中國文字的發展未曾斷裂，從商代一直傳承至今，漢字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文字，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

名詞解釋

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當華盛頓共識逐漸走向失敗，宏觀經濟理論界提出了與此相對的北京共識。

來源

1989年，陷於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世界銀行 、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旨在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對拉美國家 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上述各機栄達成共識的10條政策措施，稱作華盛頓共識。

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中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會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採用和將要採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由於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該共識包括十個方面：①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②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③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④實施利率市場化；⑤採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⑥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⑦放鬆對外資的限制；⑧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⑨放鬆政府的管制；⑩保護私人財產權。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所謂「北京共識」，相對應的是「華盛頓共識」。那麼，什麼是「華盛頓共識」呢？

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餘年的通貨膨脹暴漲、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1989年，曾擔任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銀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來，由於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後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着全球化的暢行，「華盛頓共識」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

「華盛頓共識」雖然成為全球主流的發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戰。主要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歐洲價值觀」，二是「後華盛頓共識」。「歐洲價值觀」基於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倡導人權、環保、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在與美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歐洲國家在政策導向上整體向「華盛頓共識」靠攏，因此「歐洲價值觀」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軟弱乏力的。近年來，更加有力地對於「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提出的「後華盛頓共識」。「後華盛頓共識」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因此，「後華盛頓共識」不僅關注增長，還關注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它還從信息不對稱出發，指出市場力量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承認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倡導的私有化、資本賬戶開放和經濟緊縮政策。

然而，無論是「歐洲價值觀」還是「後華盛頓共識」，他們對於「華盛頓共識」的挑戰還都遠遠不夠。比較起來，因為有持續的經濟增長作後盾，「北京共識」才最有可能對「華盛頓共識」形成新的強有力的挑戰。

「北京共識」從何而來呢？曾任《時代》周刊外國報導編輯，目前大部分時間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發表了《北京共識》的論文，「北京共識」一詞由此不脛而走。在拉莫那裡，對「北京共識」的定義是：堅決進行革新和試驗（如中國經濟特區）；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如台灣問題）；以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其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增長。

在拉莫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對於「中國經驗」的概括未必準確，其「北京共識」也未必能夠得到人們共識，在今後的探討中存在着極大的被替換或補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創立的「北京共識」一詞卻有很大的可能存續下來，並被不斷地熱烈討論，日益成熟和完善，成為全球既不認同計劃經濟，又不接受「華盛頓共識」，而是試圖探索「第三條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一面思想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