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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辞类纂'''》是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姚鼐]]。

=='''内容简介'''==

'''概述'''

清代姚鼐选编。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700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

清末王先谦曾编《续古文辞类纂》34卷，黎庶昌也编有《续古文辞类纂》28卷，选录清中叶以后散文，都是姚氏选本的续书
版本

版本有嘉庆时康绍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评语及圈点。道光时吴启昌、光绪时李承渊重刻姚氏晚年定本。吴刻删去圈点，李刻又再恢复。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广益书局刊行徐斯异、阚家祺、郑家祚、胡惠生等人编撰的《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广泛搜集古代以及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等人对入选文章的圈点和评语有总批、眉批，并加简注。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类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5]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9]。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10]，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14]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15]之遗，学者多涌之。其载《春秋》内外传[16]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17]，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18]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19]。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20]。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21]，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22]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23]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24]。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25]，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26]具之矣。茅顺甫[27]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28]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29]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30]，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31]，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32]为法。古文不取六朝[33]人，恶意靡[34]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35]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36]、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ref>[https://www.sohu.com/a/460602796_612398  【往事回顾】20世纪30年代湖南轰轰烈烈的“国学运动” ],搜狐2021年4月13日</re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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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820 中國文學總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