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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辭類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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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辭類纂》是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姚鼐。

內容簡介

概述

清代姚鼐選編。所選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為主；其前選入戰國、秦漢的部分作品，其後選入明代歸有光、清代方苞、劉大櫆的作品，中間選入少數元結、李翱、張載、晁補之的作品。魏晉六朝之作，只在辭賦類中選晉代張華、劉伶、陶淵明、鮑照的賦各1篇，潘岳的賦3篇，在頌讚類中選晉袁宏的贊1篇。全書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13類，文約700篇，合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類文體的特點和源流。書成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觀點的一部選本，曾頗流行。

清末王先謙曾編《續古文辭類纂》34卷，黎庶昌也編有《續古文辭類纂》28卷，選錄清中葉以後散文，都是姚氏選本的續書 版本

版本有嘉慶時康紹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評語及圈點。道光時吳啟昌、光緒時李承淵重刻姚氏晚年定本。吳刻刪去圈點，李刻又再恢復。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廣益書局刊行徐斯異、闞家祺、鄭家祚、胡惠生等人編撰的《評點箋注古文辭類纂》，廣泛搜集古代以及清代方苞、劉大櫆、姚鼐、梅曾亮、張裕釗、吳汝綸等人對入選文章的圈點和評語有總批、眉批，並加簡注。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姜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讚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雲。

論辯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類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5]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9]。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10]，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14]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15]之遺，學者多涌之。其載《春秋》內外傳[16]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17]，而其體少別，故置之下編。兩蘇應制舉[18]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19]。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20]。梁王觴諸侯於范台，魯君擇言而進[21]，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22]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23]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圬者、種樹之流而已[24]。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25]，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26]具之矣。茅順甫[27]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志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志。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銘二之，獨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猶多，今別為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28]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讚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29]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托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30]，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31]，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32]為法。古文不取六朝[33]人，惡意靡[34]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35]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云[36]、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