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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昉（460年－508年），字彥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人。南朝梁文學家。
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誇他「吾家千里駒也。」南朝宋時，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齊為王儉所重，任丹陽尹劉秉的主簿（辦公室主任）、竟陵王記室參軍，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於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即日舉哀，哭之甚慟」。
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防「心為學府，辭同錦肆」[1]。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大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2] 2卷、《雜傳》247卷、《地理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3]1卷、《任中丞集》[4] 等。
生平
任昉幼即聰悟，8歲能寫文章，他的叔父任晷曾很得意地誇讚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即被聘請為丹陽主簿，他「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南朝衛將軍王儉非常器重他，「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才華橫溢的文人王融，自以為當代無人可比，可是見到任昉的文章後也自愧不如。任昉寫文章一遍成稿，不須修改，深為當時一代詞宗沈約所推稱。其文情真意切，透闢凌厲。像《為竟陵世子臨會稽郡教》[5]悲概感人，《王文憲集序》[6]逼真傳神，《讓宣城郡公表》憨態直露，《薦士表》剴切中理，《彈奏蕭穎達》凌厲無畏。他的文章與沈約的詩齊名，有「任筆沈詩」之譽。晚年常有詩作，想超過沈約，但因用典故太多，少有佳作。
任昉性至孝，「每侍親疾，衣不解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父喪，「哀瘠過禮」。繼母喪，廬墓「哭泣之地，草不為生」。他廣交士友，與他同時以文學游於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的有沈約、謝眺等8人，被稱為「竟陵八友」。他能獎掖後學，薦舉賢才，少而風神警拔的王日柬和家貧靠抄寫奉養母親的王僧孺，都因他的推薦而能各展其才。他酷好典籍，家雖貧，藏書還多達萬餘卷，且有許多珍本，是當時的三大藏書家之一。
齊明帝時他任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中書郎，司徒右長史。梁武帝任命他為驃騎記室參軍，主持文翰書記；拜黃門侍郎、吏部郎。後來出任義興太守，召為御史中丞、秘書監，最後任新安太守。他為官清廉，從義興調往新安時，船上只有米五斛，連一件拜會穿的衣服也沒有。臨終前，遺言不許帶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舊衣入殮。他性情豁達，不修邊幅，更不擺官架，有時在路旁遇到爭訟的事便就地詢察審理。「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死後，闔境百姓痛惜，在城南為他建祠堂，按時祭祀。梁武帝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追贈他為太常卿，諡敬子。
任昉著《雜傳》247卷，《地記》252卷，文章33卷，多散佚，現存明人所輯《任彥升集》。民國《壽光縣誌》載有他的《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和《彈奏曹景宗》二文。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 楊賽：《任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