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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於成都一個舊式的大家庭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給這個15歲少年的心田投入了一把火，他的心開始燃燒。為了「向西方尋找真理」，他於1927年赴法留學。本來，他來法的目的是學經濟，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了巴爾扎克、左拉以及托爾斯泰等文學大師的作品，被深深地打動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寫了30多篇雜感、短論、通訊等作品，還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巨著《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
巴金年輕時在沙多-吉里市寫出一鳴驚人的處女作《滅亡》。在小說《滅亡》出版80周年之際，為紀念該市與巴金的淵源，沙多-吉里市政府決定將2009年定為「巴金年」[1]。
沙多-吉里(Chateau-Thierry)市
風景如畫、人傑地靈的法國小城沙多-吉里市，距巴黎百餘公里，人口不足兩萬。它是法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寓言詩人讓·德·拉封丹(1621-1695)的故鄉。幾個世紀後的1927年至1928年間，中國文學巨匠巴金(1904—2005)也來到該市的拉封丹中學就讀，並在此創作完成中篇處女作《滅亡》。於是，這座小城與中國發生了聯繫。
拉封丹與巴金
2009年5月7日，拉封丹故鄉的市長雅克·克拉巴爾和中國駐法使館臨時代辦曲星、拉封丹中學校長貝爾納·普特雷爾，共同為懸掛在校門口右側的巴金紀念牌揭幕，拉開了沙多-吉里市「巴金年」的序幕。一張巴金年輕時的照片鑲嵌在紀念牌中央，兩側用中、法文介紹這位「人民作家」不平凡的一生。來賓們還參觀了巴金巴金資料圖片展，並觀賞了師生們精心準備的文藝演出。該市「巴金年」的紀念項目還包括，在拉封丹博物館、市圖書館等公共場所舉辦有關巴金和中國的一系列展覽、報告會等活動，並專門為此出版了巴金紀念畫冊。
比巴金年長近300年的「大師兄」拉封丹，是法國古典主義代表作家之一。在法國人的心目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作家當屬雨果和莫里哀，那第三位肯定就是拉封丹。如在農民中進行民調，拉封丹一定會得頭牌。拉封丹在中國也很有讀者緣，《龜兔賽跑》《烏鴉與狐狸》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
讓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大師之一，舉世公認的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巴金的照片懸掛在拉封丹中學的大門口，和矗立在廣場上的法國文學巨匠拉封丹的雕像相互映襯，讓兩個相隔幾百年的天才的靈魂共同投射在法國人尤其年輕人的心田裡，這是意味深長的。
文學大師從沙多﹒吉里起步
關於《滅亡》的寫作，巴金後來寫道：「每晚回到旅館裡，我稍微休息一下疲倦的身子，就點燃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巴黎聖母院的鐘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這樣的環境裡過去的回憶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滅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顆寂寞年輕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里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着聖母院的鐘聲，我一面在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就這樣在三個月里我寫成了《滅亡》前四章。」1928年8月，他在法國的沙多-吉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並第一次署上了「巴金」這個筆名，《滅亡》帶着該市的郵封寄往了上海。
他為什麼選『巴金』這個筆名呢？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對自己的名字做了註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了《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就在這個時候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消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沙多-吉里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陽》序文中所說的『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的那個中國留學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麼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上面加了一個『巴』字。從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滅亡》寫的是一個革命者杜大心的故事，巴金說：「橫貫全書的悲哀都是我底悲哀。」小說在1929年的《小說月報》一至四期連載，引起強烈反響。編輯葉聖陶稱讚《滅亡》：「很引起讀者注意，也很博得讀者好感。」並且預言：「將來當更有熱烈的評贊機會的。」其他許多批評家也都認為《滅亡》是少見的優秀作品。當年底巴金回國時，驚訝地發現自己已經是滬上聲望很高的作家了。
應該說，巴金終生熊熊燃燒的文學烈火是在法國點燃的，他創作的火山是在沙多-吉里——這片出現過多個蜚聲世界的文學家的熱土上開始噴薄的。
巴金晚年的小城之夢
巴金在其晚年作品《隨想錄：沙多-吉里》中，對這裡的生活充滿了懷念：「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里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安靜的日子。」他回憶起拉封丹中學看門人古然夫人那慈母般的聲音帶給他的溫暖。暑假期間，他和兩個同學就在傳達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給他們做飯。即使在文革期間，「我在靠邊挨斗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斗的安靜所在」，而這個安靜所在竟然就是沙多-吉里。
數十年後的1979年，巴金重返該市。他寫道：「我走進50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當他從市長和副市長手裡分別接過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拉封丹的像章，又一次「陶醉在無窮無盡的友誼之中」。「這次重返法國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誼是永恆的，並沒有結束的時候。即使我的骨頭化為灰燼，我追求友誼的心也將在人間燃燒。」
巴金在追求真理的心路歷程中，確實從思想、文化營養豐富的法國汲取了頗多養分，《巴黎聖母院》的鐘聲彈撥了他的醒世神經，沙多-吉里的熱土煥發了他走向文學巨匠的激情……
1983年5月，法國政府授予巴金「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密特朗總統為其授勳時致辭：「我的國家在此推崇現代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園》的不朽作品的作者，藝術不倦的創作者。您的自由、開放與宏博的思想，使您成為本世紀偉大的見證人……您就是中國形象本身，一個經過若干世紀的考驗的，並且不斷從自身產生復興動力的、兄弟般的中國形象本身。」
巴金過世之後，友誼之火不僅沒有熄滅，反而燃燒得更絢麗了。它不僅染紅了沙多-吉里的天空、法蘭西的天空，還染紅了東西方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