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是北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的作品之一。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

齊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縶維。

謂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攲。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

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

均為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

調習困鞭箠，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

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空齋臥積雨，病骨煩撐支。

秋草上垣牆，霜葉鳴階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

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

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涯。

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肯效世俗人，洗刮求瘢痍。

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

— [北宋]蘇軾

文學思想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2]。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着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着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着，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古文作品

《荀卿論》、《范增論》、《留侯論》、《賈誼論》、《晁錯論》、《東坡志林》、《隨記集》、《刑賞忠厚之至論》、《石鐘山記》、《記承天寺夜遊》、《重巽以申命論》、《進策》、《天石硯銘（並序）》、《策別課百官》六篇、《策別安萬民》六篇、《策別厚貨財》二篇、《策別訓兵旅》三篇、《策斷》四篇、《黠鼠賦》、《記游定惠院》（一作《記游定慧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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