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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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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

（1900年11月9日－1984年4月16日），四川垫江人，农学家，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

生平

董时进1920年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之一）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5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主任，1928年至1931年间三次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院长、院长。1937年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此后曾创办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被“国际农业协会”接纳）、现代农民社。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中央委员。1947年成立中国农民党并任主席。1949年因其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49年12月他还曾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1951年起赴美国定居，任教于加州大学，并曾出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

1984年4月16日，董时进逝世。

相关事件

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

1949年12月，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地改革。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当时的一些文件和讲话，认为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董认为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其实，董时进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最后，这位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组建中国农民党

从董时进对农村土地经济和社会的分析看出，他强调保障私有地权，反对侵犯私有产权。因此，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时，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的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董时进深知无法通过民盟表达自己的主张。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组党自由相对宽松，各派系纷纷成立自己的党派，董时进便顺势于同年5月12日在上海组建中国农民党，并当选为主席。

董时进在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中道：“我们组织本党的动机，曾经在本党的缘起上详细陈述，大意即是说：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

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在成立宣言中，中国农民党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1、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

“本党虽是代表社会上一行职业的政党，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一切主张，必须顾到国家全民的利益，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这都是整个国家所切需的。至于本党的党员当然最大部份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是我们也欢迎一切同情者参加。农民党是要农民都能当国家的主人，却并非要他们都去做官。”

2、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是政治剥削

“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因此，我们认定，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使乡间所生产的财货不再被非法剥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

3、反对强制没收农民财产

“本党真诚的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使他们期待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喜，隔夜发横财，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农民能收得自己辛劳的结果，不被他人掠夺，并能藉自己的勤俭与经营逐渐改善其境遇。”

4、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

“八年抗战下来的国家，浩劫余生的人民，牺牲惨重，痛苦万状，内战再打下去，非至同归于尽不止。我们要求一切军队都无条件的向全国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将他们的枪炮一齐放下来，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我们认为内战的根本解决，不仅是目前不打的问题，而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

5、注重乡村与城市的教育平衡

“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过去中国不是没有建设与教育的成绩，然而建设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品。结果是建设反加重人民的负担，都市愈发达，乡村愈残破，教育造成了社会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众，剥削农民者愈多。本党必须力挽其弊，特别注重乡村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知识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平衡健全的国家。”

6、“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

中国农民党成立后，主张“为农民谋利益，不一定要损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对“共产主义并不感兴趣，但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亦不满，政府必须彻底改革，并鼓励农民参政”。1948年中共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文告，各党派认为它“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中国农民党也表示“当无不乐闻此项消息”。此时中国农民党依然“对目前时局绝对保持中立态度”，但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有所改变，一方面强调“对中共持观察态度，注意其发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动求好感，并避免恶感”；另一方面“对政府持应付态度，党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以党的立场参加政府”。

1949年1月，国共和谈，中国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同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

6月5日，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批评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李维汉并向董时进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

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称：“本党中常会议决，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

着作

• 《农业经济学》
• 《农民与国家》
• 《国防与农业》
• 《农村合作社》
• 《粮食与人口》
• 《农人日记》
• 《食料与人口》
• 《农村合作》
• 《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
• 《我认识了共产党》
• 《共区回忆录》
• 《两户人家》（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