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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统一上海各工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1925年5月2日，李立三就根据党组织决定，召集24个团体代表开会，组成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5月18日又在会文路荣业里开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24日左右，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在宝山路宝山里公开挂牌办公。

工会简介

1925年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统一上海各工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1925年5月2日，李立三就根据党组织决定，召集24个团体代表开会，组成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

1925年5月18日又在会文路荣业里开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24日左右，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31日，李立三与总商会谈判结束，迫使其签了罢市令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连夜在宝山路又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21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夜11时推选出李立三、刘华、孙良惠、杨之华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公推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兼组织部主任，孙良惠为宣传部主任，杨之华为女工部主任。随后，刘少奇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数十万工人进行生死斗争的第一线。

工会成立

上海"三罢"波及全国 反帝怒潮全面掀起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担任会长。领导30余万工人总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总工会宣布从1925年6月2日起实行思同盟罢工。提出了"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力"等7项条件，表达了"齐心奋斗到底"，"不达到以上七项条件决不上工"的坚强决心。

2日，散发传单的工人与日本巡捕遭遇，被日巡捕开枪打死2人，重伤3人。小沙渡工厂工人被厂方协同枪杀4人，沉尸苏州河中。

3日，杨树浦恒丰纱厂的日本人又枪杀号召罢工者1人，伤2人，并打死过路1名大学生。

连日的枪杀事件激怒了上海人。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人，罢课学生5万余人，大多数商人开始罢市。至8日，各国迅速派军舰进入上海，其中日本5艘，英国4艘，美国13艘，法国3艘，意大利1艘，"海军陆战队"、"万国义勇队"在上海登陆，并进入租界区驻防。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南京、重庆和香港等许多城市约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1925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说"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杀场了!"

与此同时，长沙、青岛、天津、广州等数十个城市的群众亦纷纷罢工、罢市、罢课，次声援上海工人。上海各界组成此次"三罢"的领导机构 一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1925年6月7日，该联合会向公共租界当局正式提出交涉条件。条件包括：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优待工人，不得虐待华工;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等。

北京政府也迅速作出反应。至11日先后3次向外国驻华使团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停止类似恶性冲突，双方进行谈判。

16日，北京政府派蔡廷干为代表赴沪；英、日等国也派出了6名代表，双方开始谈判。谈判前，租界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人员。

1925年6月26日，上海商人宣布单独复市，退出"三罢"运动。罢工的工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策动罢工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罢工策略，以一定的经济要求及地方性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逐步复工，以等待时机，积蓄力量。

28日，日资纱厂工人同日方资本家不得携带武器，抚恤顾正红家属1万元，赔偿工人罢工期间损失10万元，处分凶手等。上海各行业的罢工工人陆续复工。

"五·卅"运动地从1924年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大革命高潮的开端，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上海机构

1925年8月，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上海区委书记先后为尹宽(尹硕夫)、王一飞和罗亦农。工农部主任汪寿华(负责对内工作)、李立三(负责对外工作)，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汪寿华(兼)。民国15年(1926年)2～6月，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职工部主任和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均由汪寿华担任。1926年6月一16年(1927年)2月，上海区委职工部主任汪寿华，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汪寿华(兼)、李震瀛(李泊之)。民国16年(1927年)4月，陈延年(少堂)接替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为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四一二政变以后，民国16年(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局派李立三、周恩来、魏金斯基到上海与上海区委的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上海党的工作和工运工作。同时，上海区委职工部等工作机构主要领导人不再称主任，改称部长，赵世炎任职工部长。

1927年6月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省委书记为陈延年，旋即被捕，赵世炎代理省委书记，赵于7月被捕，王若飞任代理省委书记至8月。1927年8月～17年(1928年)2月，邓中夏为省委书记，郑覆他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秘书为项英。1928年2～5月，项英为省委书记，郑覆他、吏文彬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1928年5～10月，李富春为代理省委书记，徐炳根为工运负责人，马玉夫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11月后，省委书记为徐锡根，马玉夫、王克全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

1929年8月一1930年6月，徐锡根任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先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后改称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7～10月在上海成立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李立三、罗迈(李维汉)担任，徐锡根任该委员会的工会负责人。1930年10月～20年(1931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改建为中共江南省委，罗迈任书记，沈先定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至1935年1月，江苏省委书记先后为陈韶玉(陈绍禹、王明)、王云程、史通(章汉夫)、袁孟超(宋三、袁家镛)、孔二(孟庆发、孟庆祥)、赵跃珊(赵玉龙、赵立人)、宝尔(许宝野、许文藻)、王明德。在此期间，省委的工人运动负责人先后为沈先定(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陈治平(职工部部长)；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先后为徐锡根、殷鉴、刘少奇、饶漱石、杨尚昆、袁盂超、孔二、赵跃珊、薛尚实、钮振群等。

1935年1月，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上海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不复存在。当年至1936年，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是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又称上海执行局)，领导成员有饶漱石、夏爵一、郑文卿、马纯古等。

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成立，书记邓洁。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年底，冯雪峰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王尧山(宋书模、路丁)任书记。

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暂定由刘晓、冯雪峰等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三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林枫(宋书常)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10月，刘宁一到上海参加工运的领导。11月，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至民国32年(1943年)初撤销。这期间刘晓任省委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在三人团工作基础上，建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和职员运动委员会(职委)，领导上海工运工作。从1937年11月～1945年9月，工委书记先后由林枫、刘长胜(兼)、马纯古、刘宁一、张祺担任。职委书记先后由顾准、彭柏山、陆志仁担任。民国32年(1943年)4月一34年(1945年)9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后称城市工作部)，取代中共江苏省委作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工委和职委也改为其下属机构。

解放战争期间，1947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5月6日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和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中局在民国34年即1945年8月9日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为书记。

1947年9月张承宗任书记，领导上海党的工作。工委书记为张祺，副书记为马纯古。职委书记先后由陆志仁、梅洛担任。

工运方针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指出应当利用合法进行斗争，尽可能公开工会组织，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明确无产阶级要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广大职工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中共中央当即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并迅速在全国发展，形成了全国全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国共合作后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风暴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上海及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五卅运动中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在斗争中成为受到工人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工运领导机构。1926年10月，北伐战争开始。为响应和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经过五卅运动和三次武装起义的锻炼，发展了上海工人运动，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

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党未能组织上海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反抗，大革命遭到失败。

土改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开展土地革命。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恶劣环境中，前赴后继，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上海工人运动受挫折最多，最为曲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前期和中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犯了三次“左”倾错误。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以城市为中心，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江苏省委贯彻中央指示，部署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准备实行上海第四次武装暴动。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左”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纠正。但是，不久又有抬头。民国18年(1929年)11月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又确定要大力发展赤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准备武装暴动的策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1931年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强调组织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不断发动罢工、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几次“左”倾错误，在工运方针上，都是不顾城市中敌强我弱，白色恐怖严重的实际，反对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卫，而是强调向强大的反动统治实行进攻，直到“在一切斗争中去准备武装暴动”；在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上，拒绝利用合法和积蓄力量，只要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反对必要的妥协。对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这些错误方针和策略，曾遭到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等的反对。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积聚和加强力量；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但他们的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指责为犯有“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这种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方针，导致上海工人运动遭受严重损失。

上海总工会会员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仍有28万人，以后几经锐减，1930年6月，赤色工会会员仅2 000多人，1931年又减为666人，1933年后已寥寥无几。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后，“左”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和白区工作正确原则，强调要“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管白区工作。他在总结白区工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白区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1)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的城市工人运动的方针是防御为主，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2)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合法机会去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包括利用黄色工会；(3)必须注意斗争策略，适可而止地停止战斗；(4)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口号下，同工人中各派领袖建立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民国25年(1936年)8月，中共中央致北方局及各级党组织的信，肯定了刘少奇的白区工运策略方针。

上海工人运动正是在上述策略方针指引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变城市中心论为农村武装斗争为主，城市工人运动加以支持和配合；变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变急性暴露的冒险主义为从长期着眼积蓄力量，以待最后决战时刻的到来。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工人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抗战方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途经上海，要求上海工人运动围绕坚持抗战的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中要实行隐蔽原则，注意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冒险主义。

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指示中指出：“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中，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

1940年5月和12月，毛泽东从战略高度，两次完整地提出了中共的白区工作方针，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16字方针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指导白区工人运动的方针。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和白区工作16字方针。在抗日战争初期，发动群众成立救亡团体，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有力地支援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并在救亡运动中重建了中共江苏省委及各级组织。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在艰难复杂的租界“孤岛”环境下，通过工人夜校、联谊会、互助社、剧团等组织，采用节约救难、捐募献金、义演义卖等各种名义，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援抗日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并在斗争中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巩固和扩大工运阵地，密切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与职工群众的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更加深入荫蔽精干”的精神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避开敌人的打击，团结群众分散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积蓄、发展革命力量，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斗争中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联合青年学生，团结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界、科技文化界、宗教界等爱国民主人士，掀起和平民主的高潮，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各业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针对国民党关于成立工会必须到市社会局登记的规定，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利用合法手段，发动群众组建工会时向社会局登记，争取批准，使工会获得合法地位。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把建立工会与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相结合，先后开展了反对关厂、要求复工以及按生活费指数计薪等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物价飞涨，人民求生存、反饥饿的要求日益迫切。1947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入手，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开展了全市职工争取解冻生活费指数和学生要求提高公费待遇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相配合，赢得了工人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学生提高公费待遇。

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上海局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上海局结合斗争实际，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将上海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各界群众运动汇合起来，广大人民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开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使南京国民党政府陷于全民包围中。

1948年，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大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逮捕和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重申“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执行了这一指示，成功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坚持隐蔽斗争，并为迎接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49年1月初，在京沪即将解放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并做好接管工作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部署，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斗争，并以上海工人协会(工协)的名义“统一上海工人运动，领导工人完成保护工厂、物资、机器之首要任务，采取具体办法，防止破坏、迁移、盗窃，尤其是驻军的破坏，尽量保证解放后立即恢复生产”。上海解放前夕，组建了一支以工人纠察队为核心的包括各阶层人民组成的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的宣传队，开展护厂、护店、护校的斗争和统战、策反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终于使上海完整地得到了解放。

现任领导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黄红

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

市总工会副主席：姜海涛、周奇、张得志、桂晓燕

市总工会挂职副主席：戴光铭、刘言浩

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李斌、朱雪芹

所获荣誉

2021年7月，中共上海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支部委员会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