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明 (哲学家)
刘伯明
（1887年－1923年11月24日），名经庶，字伯明。哲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哲学的先驱者、中国现代自由教育的倡导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先驱。学贯中西，通儒、道、佛学，治西洋哲学，精于英文，通法文、德文，兼及希腊文、梵文。江苏南京人。祖籍山东章丘。
刘伯明少时就学于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任日本留学生青年会干事，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入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攻哲学和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受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同时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起任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哲学教授、代理校长等职。并撰写了《论学风》和《共和国民之精神》等文章刊于《学衡》上，倡导朴茂、求实的学风。
目录
人物生平
幼聪慧，少时学于彙文书院（1910年改为金陵大学），习中西文。毕业后游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1885年，刘伯明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山东章丘，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求读于汇文书院，毕业后赴日留学，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英国侵占我云南片马时他用英文写了讨英檄文，传诵一时。
1911年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哲学及教育，师从劳维尔，191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与在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之陈芬资女士（1889年生，安徽无爲人。1927年任南京市彙文女子中学首任华人校长）结婚。
1915年回国，时彙文书院已改名金陵大学（1952年合併于南京大学），校长包文延刘伯明为国文部主任，教授哲学、哲学史、文学、教育学等。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聘刘伯明兼任伦理、哲学、语言等课教授。1919年辞去金陵大学教职，专任南京高师教授，兼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郭秉文继江谦任南高校长后，为规划校务，忙于外事，离校期间校务则由刘伯明主持。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即今之副校长），曾代理校长职务，除忙于校务外，仍兼文理科主任及哲学系主任，为哲学教授，讲学不倦。
1923年11月24日，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时年37岁。
事略
刘伯明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先驱者。他在美国时即以现代学术研究中国哲学文化，1913年着《华人心性论》。他是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学者，1915年所着博士论文《老子哲学》，被美国哲学界誉为杰作。刘伯明是中国西洋哲学的奠基人，回国后，将西洋哲学系统引入中国，先后着《西洋古代中世纪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刘伯明认爲，要了解西方，必须对西方文化的本源先有清楚认识。在他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透过《学衡》杂志引介西方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的经典论着。
刘伯明倡导人文思想，“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1]。刘氏主张中西调和，以其为领袖的学衡派提倡人文主义，上宗孔子思想，于西学则明其精粹糟粕，审慎择取，前溯希腊先哲精义，后合西方新人文主义，对学术界有深远影响。
刘伯明在校“于传授知识之外，独重人格之感化”。在金陵大学期间，以南高兼课收入薪水全部捐给金大图书馆购置中文图书。在南高东大期间，创立贷金助学法以扶植贫苦力学之士。在南高、东大时，为学校“重心所在”，对现代南京大学校风的形成贡献至巨。
刘伯明一生投身学术、教育，并致力于现代学风、学者精神的构建。对于学风，刘伯明结合人生理想、世界观、气节志向、科学、民主、共和，以及当时代中国的时弊问题，先后发表了《论学风》、《学者之精神》、《再论学者之精神》等系列文章，又曾就学风、教育、世界观等问题作系列讲演。刘伯明倡明的学风、学者精神，流传于世而爲宝贵的精神遗产。
刘伯明平时博览群书，以读书为乐。海内多称其为“纯粹君子”，尊为“南雍祭酒”，奉为“学界精神领袖”。刘伯明去世后，柳诒徵评说他“死后若干年内，恐怕不容易找到像他这样对中西学问都有本源，能为大家翕服之人”。校内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陈茹玄称其“薪尽火传，君身不死。颜天蹠寿，天道宁论”；西洋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宓称其“高标硕望、领袖群贤”，校外学者胡适挽其“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
人物评价
专于道家老子哲学，治西洋哲学，学贯中西，通儒、道、佛学，治西洋哲学，精于英文，通法文、德文，兼及希腊文、梵文。
刘伯明[2]言行一致，律己甚苛，俭朴无华，刻苦自励，乐于助人，待人宽厚，结谊同寅，唯诚唯谦；对待后生，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办事务实，处事务真，不畏权贵。南高、东大同仁，以其道德、学问，两堪表率，奉为魁宿，誉为“南雍祭酒，纯粹君子”。
胡适挽其“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 。
柳诒徵评说他“死后若干年内，恐怕不容易找到像他这样对中西学问都有本源，能为大家翕服之人”。
陈茹玄称其“薪尽火传，君身不死。颜天蹠寿，天道宁论”。
吴宓称其“高标硕望、领袖群贤”。
教育思想
- 重视办学理想。“以哲学家而办学，最注重教育理想”。主张“一所大学的办学，物质方面设备固求完善，但物质较诸精神则居于次位，盖办学如无理想，则校舍无论如何壮丽，校具无论如何珍贵，其及于社会上的功效必甚微薄，甚至贻害社会，造成自私自利之蠹民亦未可知。”
- 治学应自由与责任兼备。“学校中有两种最难调和之精神，一曰自由，一曰训练”，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既要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又要有一种负责的态度。“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必要之条件也”，而“惟负责而后有真正的自由，惟自由而后可为真正之负责”。
- 倡导四种精神：一曰学者精神，应具自信自得，求真知之贞操；二曰学校精神，即公民精神，注重社会训练；三曰自治精神，即共和精神，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能自动负责；四曰自强精神，品性与体格并重。
- 注重“人格的感化”，倡导“民族的精神”，“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
- 倡导“朴茂”、“惟真是求”的学风。称“我国古来学者最重节操，大师宿儒，靡不措意于斯”，应“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要求学生“常保持一种‘朴茂’的精神，不要有铜臭，不可有官气”。
- 从倡导治学中的自由精神出发，提出要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批评当时大学教育中对职业目的过分强调而对学生基本素质教育的忽视：“学谋生，不过发展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体，非人的教育也”。主张“不惟年级之观念应行打破，即计算学分之机械方法最好亦能废除”；“一切教育应从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学，为人；凡学，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得有发展之机会”。
- 教育导向上，侧重“动的培养”，而非“静的约束”，侧重“干才的训练”，而非“知识的灌输”，侧重“积极的引导”，而非“消极的管理”。
- “科学的鹄的是求真，即所谓格物致知”，“科学家不承认有神秘的东西，不承认权威，不崇洋，不泥古。科学家是平等的，科学的思想，最能促进平民思想，发挥民主精神”，“我们正处于科学昌明之世，要想成为真正的学者，必须进行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之用于教育，足以培养独立精神和高尚思想，并促进教育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