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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简介

古籍定义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古籍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简策[1]

《御笔诗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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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古籍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2]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六家文选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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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分类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上限下限

古籍古籍的上限、下限: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

中国历史一般从有史以来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作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1840年以后的历史就划入近代史。但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学术文化马上统统起根本性的变化。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结束的七十年间,新撰写的书籍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没有多少不同。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古籍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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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最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工艺特色

古籍印刷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结构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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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兴衰

中国图书事业随社会进程发展,春秋时代图书性质偏向官方档案,战国时代,图书转成传播知识的媒介,也开始有了私人藏书。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政策,将部分私家藏书移入宫廷及政府机构后,进行焚书坑儒,是中国图书发展的黑暗时期。汉兴,图书事业又慢慢恢复过来。到了隋唐,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传钞写本书极盛,官家对图书的整理达到高峰;雕版印刷术也应时而生,中国图书事业迈向全新的局面。

两宋是中国图书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编书、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官府、私家、坊间三方面编印书籍并行。

明、清两代,朝廷则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与人力,主导编书事业,二十世纪初,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图书事业遂迈向另一全新阶段。

书籍源流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

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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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轴时期

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

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古籍版别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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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越南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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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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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日本本刻印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越南本,又称南越本,古代越南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越南,越南刻本继而传入中国。南本的雕刻技术大多模仿中国。 刻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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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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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相关资料

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工,其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这就是古籍整理的涵义,或者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的领域。超越这个领域,如撰写讲述某种古籍的论文,以及撰写对于某种古籍的研究专著,尽管学术价值很高,也不算古籍整理而只能算古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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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方法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 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古籍除污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古籍保存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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