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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文学，外文名：Apocalyptic，该词源出希腊文，意谓来自神的预示；被引用为指关乎未来审判的一套思想或一种文学形式。圣经中存在两种主要的末世论，两者都相信神将于不久采取行动来拯救其子民，并惩罚那些压迫者。第一种称为“先知末世论”（在旧约中占主要地位），预期神会在历史中施展作为，将人和大自然恢复到堕落前的完美状态；第二种称为“启示末世论”，期待神先要毁灭那丑恶黑暗的旧秩序，然后才会使世界重新恢复为光明的乐园。

《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共同经典，出于希伯来文kethubhim，意为“文章”，后衍意为“经”；希腊文作graphai，拉丁文作Scripturoe，汉译作“经”。

简介

启示论的缘起

启示末世论显然是在强敌入侵的形势下，在犹太人中发展起来的神学思想。

自主前六世纪初，先知末世论开始消沉，代之而起的是启示末世论，且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但以理书成书于主前六世纪，可谓是最早的一部启示文学。主前五世纪玛拉基书问世，竟成为最后一部先知书，从此而至基督教成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再未听到先知的预言。至于启示文学，虽以先知但以理为发端，但后继者却出现甚晚，这些犹太启示文学均成书于主前三世纪至主后二世纪初这段期间。及至主后135年，巴柯巴领导的第二次犹太起义遭罗马人镇压之后，启示文学便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犹太教主义。

有些学者独持异见，认为启示论本出自祅教或其他宗教，是主前六世纪之后随入侵者进入以色列的。其实，早在主前六世纪以色列人臣服于外邦帝国之前，以色列的先知文学便已经有了启示论的特点。

启示论的特点

二元论

启示论必强调神与撒但势如水火的对立斗争。凡人类、民族，以至超自然的力量（天使、魔鬼）都壁垒分明，非属神即属撒但。撒但虽然被认为是神和人的仇敌（创三1-19；伯一6-12，二1-8），但只要以色列人能谨守与神所立的约，撒但的恶力就无从施展。外敌的统治使以色列人如历噩梦，当时可深切感受撒但猖獗于世的巨大压力。虽然启示文学的作者是针对不同时代欺凌以色列的不同民族，但那些欺压以色列人的民族都被视为撒但的奴仆，他们对神及其子民倒行逆施之罪必然会导致其彻底毁灭。

决定论

启示论以一个确定不移的信念为基础，即尽管暂时的处境或苦不堪言，但神及其子民终会战胜仇敌。启示决定论与宿命论是截然不同的。宿命论相信万事皆听命于一种无意念的必然命运；启示论则寄望于一位全能的神，衪将使衪的子民战胜一切在世和灵界的仇敌。许多启示论均有对以色列或基督教会未来历史的预言，并指出结局必然是神及其子民大获全胜。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即是一例：他以巨人像不同质料的各个部分象征争雄称霸的列国；以非人工所凿的石头象征神的国；巨像将被石头砸得粉碎，石头却要变成大山，布满天下（但二31-45）。

悲观论

启示末世论认为在神大获全胜之前必有一个全球性的大灾难降临于世。这是该论不同于先知末世论的主要地方。某些启示论（如但以理书）认为神必然要积极干预历史的进程，削弱恶势力而将神的国逐步引入。另有一些启示论（如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则强调神在重建崭新的世界之前，必先毁灭那个旧有的世界（启二十一1；参彼后三10）。这种启示论的总观念是：世事需坏透才能转好。这种理论在以色列欢度黄金时代（主前十世纪至七世纪）之际自然是无人问津；然而自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启示论者就以为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在神对众人和列国之事作出最后治裁的情况下，才能有转机。以二元论和悲观论为基础的一个启示论点就是有“两个世代”的观念，指现在的世代和即来的世代。现世代是邪恶的世代，为撒但及其仆役所统治；即来的世代却充满神国的福祉。一连串的末世事件将使现世终结，而展开新的世代。保罗所谓“这世界的神”（林后四4），就是指统治“现世代”的撒但。

对末世的渴望

启示论的另一特点是急切盼望神缩短这恶世的岁月而早日使神国降临，恰如但以理书内有人问道：“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但十二6）又如约翰的呼求：“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二十二20）切切仰望神从速干预和取胜，这就使神的民在万难忍受的逆境中能满怀盼望，深受鼓舞，活出与未来天国相配的生命（彼后三11-13；启二十一5-8）。

启示文学的特点

圣经正典的启示文学只有两部：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然而，非正典的启示文学──包括犹太教的作品和基督教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却相当不少。就成书的时间来看，犹太教作品均写成于主前三世纪至主后二世纪之间；基督教作品则写成于主后二世纪至四世纪之间。此外，未纂辑成书的零篇散章尚有不少，如关于耶稣登橄榄山训道的记载（参可十三；太二十四；路二十一）即属其一，圣经学者曾称之为“小启示录”。总的来说，可视为启示文学的作品均具备一定的特征，略可分述如下：

伪托性

除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之外，启示文学多为伪托之作，即作者隐匿其名而托名前人的作品。这一特点已成定则，所以启示文学的作品又名“伪经”（即伪托他人之名的经典）。例如，一部纂辑而成的启示作品《以诺一书》，大约是若干作者写成于主前二世纪至主后一世纪之间，却托名亚当后裔以诺（创五21-24）之著作。其他启示作品也都托名旧约的重要人物，诸如亚当和夏娃、摩西、以赛亚、巴录、所罗门、以斯拉等。由于这些启示作品均出现在旧约正典成书之后，故而伪托正典先贤之名以达广传的目的。早期基督教的启示作品也有伪冒彼得、保罗、多马等圣徒之名者，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增加书的权威性。

多有异象

启示文学所记都是作者自称得到天启神谕，多以异象形式显示。作者详加描述，往往加上诠释。如但以理书的后半部（但七至十三）即充满这类异象；启示录全书更是如此。旧约先知文学固也不乏这种启示性的异象（参赛六；摩七至九；亚一至六），但启示文学却以这类异象的记叙为主体，是全书的主要文学形式和结构。作者有时从梦境领受启示的内容（如但以理书）；也有时领受启示者亲历其境，详述其所见所闻（例：启示录；参林后十二1-4保罗自述其经历）。作者往往不明异象之意，遂有“讲解异象的天使”出来澄清异象的深义（例：但八15-26，九20-27，十18至十二4；启七13-17，十七7-18）。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记述的异象当是作者的实际经历；其他的启示文学作者显然只是把异象形式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来运用，而非亲身经历。

多用象征

旧约先知虽也常用象征来传述信息，但先知异象中的象征比较来说仍不算多，即使有，也较为简单（赛六6、7；摩七1至八3）。随著预言的减少，先知异象中的象征便日见深奥；直至撒迦利亚书，其象征几近于后来的启示文学。启示异象的象征较先知异象的深奥而古怪。但以理在异象中见有4巨兽（但七），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且两腿直立如人（但七4）。约翰则记4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启四6-8）。这等怪物在启示异象中屡见不鲜。这种象征的怪异在于强调隐匿中的真体，是何等重要且又如何超然于理智之上；其深奥性更使人急切解破这些象征的意义。但以理和约翰笔下那富有象征性的异象，俱说明未来和超自然的现实是远远超越人类经验和理性范畴。

普世性

启示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宇宙由创造到完结的历史，以及神和衪的子民在历史中的主要角色。圣经思想的基本架构是一部救恩史。启示观则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看到了这部救恩史的轮廓。救恩史是新旧两约的作者共有的独特观念。在人类历史，尤其是选民历史的进程中，神藉祂的救赎行动和多方启示已清晰地显现了自己。

诚然，但以理的中心议题是以色列，他的许多异象描述的世界各国仿如神施展作为的舞台，以色列在这舞台上当然是担当主角。同样，启示录的作者虽然是在安慰和激励当年的基督徒，但也涉及在罗马权下的基督教会的经历。

弥赛亚主义

尽管犹太教的启示文学不一定提及弥赛亚，然而基督教的启示文学，尤其是启示录，都以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身分，并占著主要的地位。在但以理书中，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虽然尚非中心，但已十分重要（但七13、14，九25）。某些犹太教的启示作品则全无提及弥赛亚，如《禧年书》、《以诺二书》、《摩西升天记》、《巴录一书》、《以诺一书》（一36，九十一至一○四章）等。另有一些启示文学则描述一位作祭司的弥赛亚，或是像大卫的弥赛亚。这些形形色色的弥赛亚形象可以说明，基督教诞生以前的犹太教对此尚缺乏完整统一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