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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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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11年4月9日
国籍	中国
职业	历史学家
知名作品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诗集《宝马与渔夫》

孙毓棠（1911年-1985年），历史学家，1911年生，无锡城内小河上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1935年8月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部攻读中国古代史，后转该校文学部大学院攻读文学。1959年1月起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1985年9月去世。其间，曾兼任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客座研究员，和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出版编著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论文集有《抗戈集》等。

家庭

孙毓棠幼年时，举家迁往天津定居。其父原来是位中医师，后来入保定军官学校求学。母亲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环境中，是位宽容贤惠的主妇。孙毓棠有四位姐妹，他是家中独子。他的外祖父是位翰林，官至礼部尚书，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由于家世显赫，在无锡的老一辈人中没有人不知道“小河口孙家”的。江苏无锡孙家旧宅正门上曾悬有“少宰之第”的匾额。

孙毓棠自幼随着四个姐妹和五个堂兄弟在家塾读书。据说，孙毓棠幼时已能熟诵多部儒家典籍，同时练出了一手具有独特风格的好字。然而好景不长，十五岁时，孙毓棠素有雅量和宽仁之名的母亲病逝，十六岁时，他父亲破产，负债累累，家庭成员四散自谋生路。从此，无锡“小河口的孙家”一蹶不振。孙毓棠几乎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幸运的是他母亲的朋友开办私学——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收留了他，此后，便有了转机。他和同学曹禺通过刻苦学习，一起考上了清华大学。

孙毓棠第一次婚姻是与知名女作家、演员凤子的结合。他们1937年下半年在南京悄悄地结为眷属。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在和平无争的情况下，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和凤子分手后，孙毓棠直到1952年3月才与王务灼女士结为伉俪。王务灼女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大学时代曾修过孙毓棠教授的“中国经济史”，对于孙毓棠的学识和风范十分仰慕，经过交往，她终于以身相许。在孙毓棠心目中，王务灼女士是位迷人、善解人意和极具耐性的传统女子。夫妻俩患难与共，其感情老而弥坚。他们育有一女一子，可谓幸福美满。

文学生涯

余太山是孙毓棠晚年指导的一位学生，从1978年开始，孙毓棠指导他学习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直到孙毓棠去世。据余太山回忆说，从1979年孙毓棠就有意收集过去发表的诗作。1985年1月起，他旧病发作，终于5月初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期间，余太山多次探望，并曾多次请求编辑他的史学论文集，但是，他始终没有同意。他对余太山说：“我的论文，质量不高，特别是1949年前写的，当时条件太差，资料奇缺。时隔多年，史学界已有长足的进步，考古工作更是突飞猛进，既无力增补，你看有重新发表的价值吗？”其实，这是他谦虚的说法，其史学上的成就，在当时堪称翘楚。但是，他告诉余太山说：“你如有兴趣，将来不妨收集一下我的诗作。”他说：“一个史学家应该是半个文学家。”

孙毓棠生前曾出版过短诗集《海盗船》（1934年），该书收录诗作21首，长诗《梦乡曲》（1931年）和《宝马》（1937年）。

孙毓棠在清华读书期间就迷上了诗歌。《梦乡曲》是他在清华发表的第一首诗，全诗共有78个诗节，长达230多行，每节由三行组成，有序曲、正曲和尾曲，采用了类似但丁《神曲》的梦幻形式，描写了诗人在一个秋风吹着秋雨的秋夜思索着人生的路途，灯光昏暗中，心境恍惚，来到遍野布满丁香的地方，这里有一片梦样的桃花坞，荷花无数，灰紫色的群山下苍茫大道，“仰首秋风满山，低首是涛涛古涧”，忽然看到一座参天的石门，“我”疑心这是“神祇”“宫廷”，忐忑不安地过溪爬坡，在花团锦簇的万丈飞瀑旁，一位白衣玲珑的丽人在托笛慢吹……

他曾在多家报刊的副刊上发表诗作和译诗。其中诗作111首（据余太山编《孙毓棠诗集》共收109首，另有2首诗作未收入，今发现111首诗作），译诗共20首（其中《鲁拜集》共101节，为长诗，收入余太山编《孙毓棠诗集》，另有2首译诗未收入）。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诗人。卞之琳在《孙毓棠诗集》序言中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似乎也不乏例外。毓棠为人，如大家所见，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既有西方所谓古典诗派的节制，又有中国所谓蕴藉诗派的涵养，不急不躁，冷静，稳重。作为诗家，他却像另一个人。他笔下字里行间佶倨不驯，不时涌现失落的迷惘，阴沉的郁积，凝重的色彩，强烈的激情，浩瀚的气势，随处可见“冰山”“大漠”“死海”“黑冰洋”“乱峰”……晚年，他自谈《宝马》一诗创作时曾说：“1936年，当政者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却只会卑躬屈膝，节节后退，还谰言‘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卖国罪犯，不是汉唐的后代，炎黄子孙！那时看到这些，感到这些，我心里是悲愤而混乱的。打开案头书，阅读两千余年前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让我怀念我们祖先坚强勇猛，刚正果敢的精神和气魄，在我年青的心中，热血是沸腾的，因此，我写下这篇《宝马》。”他的《宝马》被中国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赞为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长篇史诗。《宝马》全诗八百多行，该诗以汉武帝时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的故事为内容，气势宏大，情节震撼。它力求忠于史实，言必有据，冷峻地揭示了古代群众被奴役被愚弄的命运，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诗。其诗化不是靠抒情气息，而是靠把所叙述的史事内在地诗化。采用了相应的诗化的叙述方式。其叙事结构是前奏、开展、高潮和尾声。有效地把历史事实转化为诗歌的叙述，有着独特的艺术效果。

孙毓棠十分重视自己的诗歌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其中“蕴藏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正因为如此，他在创作时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他临终前还希望学生余太山把他旧日的诗作汇集成书，足见他对自己诗作的钟爱了。

孙毓棠病重时，余太山经常去探望，并时常于病榻前请教诸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孙毓棠总是缄口不语。孙毓棠在临终前，当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郝镇华到协和医院探视，孙毓棠对他说：“余太山老问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你去告诉他，人活着的意义和一条狗活着的意义没有什么两样！”

郝镇华如实向余太山传达了孙毓棠的话。余太山多年来一直困惑不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

余太山一段感悟的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多年来我常因思索孙先生这一番话而不无困惑：按先生的诗歌创作、治学和为人，不难看出他老人家一贯持有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这难道竟在临终之前改变了？后来终于明白，我的困惑无非是狭隘的‘人为万物之灵’这一世界观作祟的结果。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以地球上其他生命为友，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单独生活在宇宙之间，和其他生命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

但是，假如我们把孙毓棠一生的坎坷经历结合起来去理解孙毓棠的“人和狗一样”的理论，或许你会有新的认识。

1959年，孙毓棠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期他和启功等人一起负责校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工作。相处共事多年，由于启功的书画作品为时人推崇，同事中有很多人向启功求字求画，孙毓棠也十分喜欢，但是孙毓棠从不张口索要。孙毓棠1985年9月5日病逝，启功先生为他的人品、学品而赞叹，更为失去一位好朋友而丧痛。遂作诗《悼孙毓棠先生》：

“精深学养路崎岖，并几丹铅谊最殊。

阮氏焚车我焚砚，短章痛代秣陵书。”

有趣的是启功还在诗前拟小序以说明解释，其序曰：

“虽焚笔砚，不足以报赏音于九地，敬书断句，用通达衷忱。毓棠先生长功一岁，精于中外史地，及经济之学犹有深诣。同在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时历七载，喜拙书而不肯见索，痛何可逭。”

半个文学家

以史学家留芳学术界的孙毓棠先生，特别强调自己是“半个文学家”。孙先生的学业和事业都在史学方面，可是他“客串”文学的成就仍不容忽视。他是新月派后期最成熟的诗人，深受闻一多诗风的影响，长篇史诗《宝马》是他的代表作，短诗集《海盗船》也颇得赞誉。他对文学的苦恋，从他晚年的两件事上可见一斑:一次他看罢学生的史学论文后，对专业问题没发表意见，却皱着眉头批评论文写得枯燥，少有文采，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还有他在病危时拒绝了弟子要为他编辑史学文集的请求，却嘱托弟子为他编一本诗集，特别告诉了他用过“唐鱼”这个笔名，这是“毓棠”颠倒过来的谐音，可见他对“半个文学家”的钟情。后来弟子遵师嘱，编辑了诗集《宝马与渔夫》，1992年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

孙先生早年曾写过一篇《文学于我只是客串》的短文，把阅读和写作都作为钻研史学以外的一种休闲。对于阅读，他说：“不管是几行诗，几页散文或小说，总觉得好像终日闷暑，到晚间偶然飘来一丝轻淡的风，夹着些花香草香，无限的韵味。”对于写作，他说：“写比读当然多一种痛苦，因为有这一种痛苦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趣味……斯以成功的心愈薄，所得娱乐的趣味才愈觉得浓厚。”尽管他把这二者都当成专业以外的休闲，可他仍然强调文学家要端正写作态度，不要急于求成，“艺术没有捷径，更不会‘速成’。”

对于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用他的话说，“诗的内容当然比较严重。”或许与他是一位史学家有关，他强调诗人的真诚，诗应该是诗人的人格和思想的表现。写诗时，他的心是赤裸的，无任何掩饰与躲避。“和你晚餐时戴着假面具说客气话时的表演不同，在一首诗歌里的字句音节之间你无法掩饰自己。其实本无须掩饰，因为生在人类的世界里只有笔头上能许可你说坦白真挚的话。在每天的劳作以外，你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也许身边没有可谈的朋友，也许谈不懂，不如不谈；那么把心中的一团抑郁或思绪写在纸上是最好的解脱的方法。”

如果人们承认孙毓棠是位诗人，那么有理由在诗人之上加上“爱国”两个字。这不仅表现在他一系列诗歌创作的主题思想上，还反映在他对民族命运的坚定态度。孙先生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部攻读中国古代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先生当即回国，先在广西、后在西南联大教书。他与闻一多先生是忘年交，两人约定，日寇不除，决不出国。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孙先生与陈寅恪、洪谦、邵循正、沈有鼎等联袂应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之邀做客座研究员，临行前，闻一多于9月11日，在一枚长1.3厘米、高5厘米的玉印边款上，为孙毓棠刻下126字赠言，意味深长：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两位大诗人赤子之心，同仇敌忾，“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表现了诗人与民族共存亡的生死之约和民族气节。“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表现了诗人对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的终极判断。

“半个文学家”却有着“整个文学家”的执著与真诚。真诚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