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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伯苓 | |
|---|---|
| 出生 | 1876年4月5日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教育家 |
| 知名於 | 創立南開大學 |
| 知名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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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ZhangBoLing)(1876.4.5-1951.2.23)，原名壽春，字伯苓，後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家，私立南開系列學校創辦者。西方戲劇以及奧運會的最早倡導者，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張伯苓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後獲得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曾受教於美國教育家、哲學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民國三十八年(1948年)六月，曾出任中華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前夕，張伯苓婉拒蔣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陸。
張伯苓把教育救國作為畢生信念，先後創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接辦四川自貢蜀光中學，形成了著名的南開教育體系，為國家培養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大批人才，被尊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
人物生平
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日(1876年4月5日)，張伯苓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1]
光緒八年(1882年)，幼年因家道中落，無力延時就學，曾入同族人張竹坡家館就讀，後又轉入劉先生辦的義學讀書。
光緒十七年(1891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航海，學制四年。
光緒十八年(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駕駛，他是航海駕駛班最好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嚴復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
光緒二十年(1894年)，張伯苓等十八名同學完成堂課，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北洋水師覆沒，滿懷激憤返師歸。九月，北洋水師學堂第五屆畢業。因無船，在家閒居一年。是年冬，娶宜興埠安氏女，因該女久患癆疾，婚後五日去世。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續娶王氏。同年春，被派往同濟艦服務。[2]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畢業後服務于海軍。承甲午敗績，帝國主義強盜的協議既成，清廷派大員去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艦前往。船到威海衛的頭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黃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黃龍旗，升起英國的米字旗。張伯苓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接收和轉讓儀式，親自嘗受了這一喪權辱國的場面，氣憤填膺。從威海衛歸來之後，他認為海軍報國無望，決定退役。不久離職回天津執教於家館。
光緒二十三年(1898年)七月，英國強租威海衛，張伯苓隨船送清廷官員前往辦理移交手續，親身經歷了"國幟三易"的屈辱場面，深感"自強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結識倡導新學的嚴修，共同開啟了艱難的辦學之路。[3]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伯苓乘暑假航海東渡，親眼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盛況，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啟發。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經過四個月的細心考察後回國，他決定成立中學，遂將嚴、王兩館合併，成立"私立中學堂"(南開中學)。從此他結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為學堂的學監。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窪地，即民間所稱"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從此聲名漸著，天津市南開區也由此得名。
民國六年(1917年)，秋，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次年回國，着手籌辦南開大學。
民國七年(1918年)，適逢嚴修與范靜生也赴美，張伯苓乃與嚴、范遍游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十二月，張伯苓與嚴修游美歸國。不久便積極籌募經費，並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開始籌劃創辦南開大學。[14] 十二月回到天津後，與嚴修一起正式宣布建立南開大學。
張伯苓自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創辦南開中學以來，到民國六年(1917年)學生已滿千人，中學基礎日臻鞏固，教育設施逐漸完善。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他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社會的需要，使他認識到："普通教育僅為國民教育之初步，創辦高等學校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於是他決心赴美學習和考察。
民國八年(1919年)春，在中學南端空地建大學教室，當年秋季落成。九月五、六日，舉行大學新生人學考試，二十五日正式上課。南開大學創辦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時北京、上海開創許多私立大學，都是只辦文、法、史、地、國學等文、
法科，教師抱的是線裝書去上課，而張伯苓專請留美多年的凌冰為大學部主任，除開設文科外，還設理科和商科，後來改稱文、理、商三個學院。
民國十二年(1923年)，建立了南開女中。
民國十七年(1928年)，張伯苓又興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對面建築小學校舍，設立了小學部。在興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學之後，張伯苓分別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和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創辦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迫於抗戰形勢的緊要和南開學校的生存發展，張伯苓親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後購地800餘畝，創辦了被千百萬重慶人讚譽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搖籃"的南渝中學(後改名為重慶南開中學)。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開被日軍飛機炸成廢墟，大學部先遷長沙，繼遷昆明，與北大、清華合組成西南聯大，張伯苓任校委會常委。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張伯苓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張伯苓擔任第一屆國民參政副議長，常駐重慶沙坪壩南渝中學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當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被迫出任中華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不久辭去，避居重慶，深居簡出。苦悶之中的張伯苓並沒有被學生忘記，周恩來給自己的老師捎來一封短信表達挽留之意。
1949年11月底，重慶即將解放，張伯苓婉拒蔣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伯苓致電周恩來表示祝賀，稱讚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
1950年5月，從重慶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歡迎。張伯苓回到天津後，天津市長黃敬曾給予關照。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4]
主要成就
張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現
在他的戲劇教育、音樂教育和環境教育方面。
戲劇教育
文學藝術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戲劇又是文學藝術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戲劇是綜合藝術，藉助演員的形體、動作、表情、舞台背景，音樂伴奏等直接面對觀眾，屬直觀性藝術，能引起觀眾集中注意欣賞、感受和體驗表演情節，從而促成觀眾心靈感應、震動、淨化和升華，因此戲劇美育功能顯著，美育心理效應最深刻。看演焦裕祿、孔繁森的戲劇或由戲劇構成的電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幾堂政治課的效果還好。
在解放前，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著名的大學校長中最重視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學德國時，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國心理學泰斗馮特的學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論和心理學理論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說"是引起世人重視的，他對美育的貢獻主要在理論方面的論述。張伯苓在美育理論方面的論著不多，而在實踐和效果方面卻超過了蔡元培。
張伯苓不是文學家或藝術表演家。他一生獻身教育事業；但他體會到"寓教於樂"、"寓德於樂"的教育心理學道理，所以他自創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之初，就非常重視戲劇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話劇(當時稱"新劇"，也稱"文明戲")。他和教職員學生一起創作演出話劇。他曾親自編劇、導演。也培養了一批出色的演員，當時周恩來、曹禺還在天津南天中學讀書時，已經成為南開新劇團的主要演員，曹禺後來成為中外知名的戲劇文學家。張伯苓提倡戲劇，目的是把戲劇作為美育和道德品質教育的手段。他說："戲園不只是娛樂場，更是宣講所、教室，能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國民道德。"曹禺也曾說："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着玩，而是借戲劇講道理，它告訴我戲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群眾，同時自己.也受教育。"
他還在《回憶我在南開開始的戲劇生話》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張伯苓領導南開新劇團的宗旨、劇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說："南開新劇團對我影響很大。"周恩來在他寫的"校聞"中也說："校中每次周年紀念會，例演新劇，以誌慶賀。今年暑假期問，校長(張伯苓)因每歲稿本，編纂非易；特集同新劇團團員數人，前往高家莊李氏小學，預先編纂，以冀勿匆忙於臨時。……每人均編稿本三、四，而業經校長認可演者有二。所費手續，計經四次……其中情節，固求能免俗，然悲歡離合，實深合社會心理，且布景豐富，以之陪襯內容，情節當能益肖。"
根據曹禺的回憶，張伯苓早在光緒三十五年(1909年)就提倡新劇"目的在練習演講，改良社會"。民國五年(1916年)他在《舞台、學校和世界》一文中說："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間之君子、小人、與夫庸愚、英傑，即其劇中之角色也。欲為其優者、良者，須有預備。學校者其預備場也。"這也是他重視戲劇教育的觀點。張伯苓說："從戲劇裡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經驗。會演戲的人將來在社會上必能做事，戲劇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戲劇中能扮演什麼像什麼，將來在社會上也必能應付各種環境。"他說的這些話是已得到了事實的驗證。張伯苓提倡戲劇，是以戲劇為教育手段。對劇本的編選，非常嚴格。在他的提倡影響和扶持下，四十多年來，在天津、昆明和重慶各個時期的南開話劇理論、史話、紀事、演出劇目(近200個)，創作及改譯的劇目(近100個)劇評等。[5]
音樂教育
南開的音樂、美術教育雖然沒有體育和戲劇教育那麼突出，但比同時代的普通中學和普通高校更為重視，成績也較顯著。這與張伯苓重視美育有密切有關。張伯苓是提倡戲劇美育的先驅。戲劇是綜合藝術，戲劇的演出也離不開音樂、美術多方面的配合。
張伯苓重視音樂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親張久庵先生在晚清放棄科舉仕途，着迷於彈拉吹打的樂器，尤其擅長琵琶，天津人譽為"琵琶張"。久庵公對音樂的執着篤學精神，耳濡目染，對張伯苓由愛好、欣賞音樂到實施音樂教育有重大影響。這表現在天津南開中學、大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的音樂教學和課外音樂活動方面。
張伯苓很重視音樂教師的遴選。如徐劍生、陳子誠、阮北英、李抱忱等音樂教師，都是當代有名的音樂教師。張伯苓重視音樂教育也是源遠流長的，並受到學生們的歡迎。。[6]
環境教育
南開中學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整潔、美觀，秩序井然，產生肅然起敬之感。在舊中國普遍存在着髒、亂、差的環境裡，南開學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園地了。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詩人柳亞子初到南開大學賦詩讚美：汽車飛駛抵南開，水影林光互抱環。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濁世隔塵埃。
張伯苓深悟此理，在南開大、中、小學都重視環境美的教育，而且把愛國主義教育寓於美育之中，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詣，感人肺腑。張伯苓深知學校建築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視的，這就是建築的第二屬性，是交化屬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學校長中，親自領導，參與設計，甚至親自拉線測查建築面積的，張伯苓可算得前無古人了。張伯苓創建南開大學初期，經費十分困難，但他不主張因陋就簡，他注重建築為教學服務的基本功能，同時也非常重視建築藝術的美育功能。他沒有發表過建築藝術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領導學校建築的實踐中證明他有建築術和美化校園的美育心理思想。
張伯苓也非常重視校園美的整體性，即建築物的藝術性與周圍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結合。有的設施還滲透着愛國主義教育思想，體現了寓德育於美育的原則。張伯苓重視學校建築美和校園環境美的措施，是為了影響學生的心靈美。他認識到，創造美的學校環境，進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高爾基說："照天性來說，人都是藝術家，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希望把美帶到他們的生活中去。"的確，賞心悅目、整潔衛生的環境，能使人心情舒暢、心曠神恰，促使人樂觀奮進。反之，雜亂、骯髒、醜惡環境，會使人心煩意亂、精神萎靡，導致言行失常。環境美能影響心靈美，心靈美的人才創造環境美、維護環境美。張伯苓提倡的"鏡箴自鑒"和"考美"也是一種美育措施。所謂鏡箴就是在教學大樓和辦公樓面對正門，豎一大鏡，鏡框鐫有箴言："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要求師生，對鏡自鑒，實際是對自己容貌美、心靈美、言行美的要求。啟發自覺遵守紀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質。所謂"考美"。是對學生宿舍和教室整潔美觀的考核。南開教育重視全校的美化。對學生宿舍、教室的整潔衛生、美觀尤為重視。
張伯苓講過：紫白是代表南開的校色。"紫"是象徵"高尚"的顏色，他還風趣地說："滿朝朱紫冠，儘是讀書人。""白"是象徵"純潔、廉潔"的顏色。心理學家的研究，證明生活環境中的顏色，對人的情緒是有影響的，以紫白的顏色象徵性地要求學生應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潔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