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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颜色》是中国当代作家徐春林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一个人的颜色
外婆没有见过春天。她的眼睛生来不见光，不知道春天的样子。
外婆想象不出世界的颜色，在她的印象里，春天的颜色是叽叽喳喳的，冬天的颜色是呼呼的，春风的颜色是叽昂叽昂的。狗的颜色是悠长的，鸡鸣的颜色是白色的。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外婆的耳朵里上跑下窜。颜色悠远飘忽。鸡鸣五更天，狗吠十里地。村庄的颜色，在外婆的耳朵里，一点一滴地做着记号。几十年来，做着各种比对。
村庄的春天，是在外婆的颜色中开始的。鸭子顶风呱叫时，颜色能把春风唤回来。风在村子里跑，外婆很快就弄清楚了，那是春风，春风来了，村子里的牛羊都会喊叫，那时草木也该长芽了吧！
村庄的颜色，也是从春天开始的，在外婆的耳朵里兜兜转转。几十年前，外婆的耳朵特别灵，能从风里，辨识出天阴还是黑夜。从风向里，辨别出春天的颜色。外婆对春天的颜色非常敏感，春天还在路上的时候，她说，村子里的水已经醒了，眼睛惺惺的注视着前方。“今天该是立春了。”外婆就是外公的日历，翻开时，外公就赶着黄牛下田了。
外公在日历上颠倒黑白。一听见春天的声音，晚上就没有了瞌睡，一刻也停不下来。村庄的半夜里，“嗉——嗉——”，到处是他犁田赶牛的声音。
一头黄牛，包揽了整个村庄的田。东一块，西一块，都是月亮丘。“叭，叭”，一坨坨泥巴，把整个夜晚甩得噼啪响，泥巴的形状和颜色，很快就被抹平了。
外婆是天亮前起床的，她也是闲不住的人，一天到晚得瞎摸着烧两壶开水，外公回来得喝半热的茶，还得把腊肉切两块放在米锅里混着煮，这叫油饭，吃起来很香，干起活来也带劲。外婆不会炒菜，她只能用这个法子来帮外公减轻负担。
外公拒绝吃，也是意料中的。“你多睡会，不要起床。”每次，外公出门总是叮嘱外婆。可外婆说，她的脑子里已经亮了。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外婆家住。外公不在家时，她还也会给我点亮一盏灯。她一个人在黑夜里四处晃动，一切障碍物都会为她让路，她记得屋内的摆布，嘴里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啥也听不懂。
天上云一聚，满村都是唤狗唤鸡的声音。动物是听得见主人的声音的，外婆的声音一落地，鸡狗就飞扑而来，在脚下打斗着，发出咯咯的声响。
拖拉机的叫声是没有颜色的。它的身躯是铁的，它的皮是绿的，也有红皮的，黑皮的，黄皮的。跑起来似乎有生命，有时候比人还跑得快，停下来就是堆废铁。外婆辨别不清楚，她在心里比对着，始终不明白这是哪种颜色。外婆问我时，我也形容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在外婆的心里到底有没有颜色的概念。我多说两遍，她就会“哦，哦，”似乎明白了我所说的话。
很多时候，人的声音和动物的声音，混杂在拖拉机的声音里时，外婆说，这是草木的颜色，柳条该长出来了吧！外婆又愣了一下，隐约感觉那个声音在村子里跌跌撞撞地回响，像是燕子在天空盘旋。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颜色呢？外婆把耳朵紧贴着风再听，听觉被扰乱了。
外婆说，她以前没有见着过这种颜色。在外婆的耳朵里，颜色是有生命的。哪怕是村子里的一声虫鸣，她也能辨别出颜色来。我明白，那是外婆心里的颜色，那种颜色也许在现实中又会是另外的样子。可外婆活在她的颜色里，一样有亮光，一样会感觉到温暖。
记得那天一大早，我还在睡梦中，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由远而近，慢慢地像一阵风灌进了我的耳朵。声音里的颜色渐渐地清晰起来，慢慢地在我的耳朵里像放大镜一样放大。那一刻，我看见外公，躺在竹椅上，却没有了声音。
“忠德，忠德。”这是我外公的名字。外婆连喊了两声，不见回应。她黑着脸问，是歇下了吗？
现在，听不见外公的声音，外婆的心乱了起来。连续喊了几声，她感觉眼前哗啦地闪亮了一下，又黑了下来。
外婆还不相信，外公真的走了，她以为，外公是睡着了，过一会还会醒来。
外公没有醒来。他被掩埋在外婆的黑色里。外婆一辈子没有见过外公，在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时长越久也变成了一种颜色。那是一种啥样子的颜色呢？外婆反复地惦记着那个声音，她害怕哪天就真的不见了。
外公病重时，吃啥，吐啥，就连米汤也喝不下时，母亲才知道的。母亲带他去镇上看医生，做完检查后，医生把母亲喊到边上，说这病没得救了。医生给外公开了方子，叫他住院治疗，外公还有点糊涂，说不浪费钱了，把方子还给了医生。外公从未想过，这病会要了他的命。他还想着，能拖就拖，再拖几天没准就没事了。 当他明白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说自己没了，就没了吧，可他心里放不下外婆。
在余下的几个月里，外公憋着疼痛，不停地往下沉，沉到一个很深的地方。太阳不见了，风也没有了，外面的声音也远了，脑子里是黑黑的，一望无际的黑。他仿佛看见了外婆的世界，他想跳起来，拿把铁锹，刨挖一个天洞，让黑暗处照几天太阳，把阴气照走。他死劲挖着的时候，发现没有了力气。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就是他的命。
外婆烧了几张纸，磕了几个头，对着那个黑暗处喊了几声，她还想把外公喊回来。这个声音像个更深的颜色，朝着黑的深处跑去，再也不见回音。
外公走后不久，村里躁动起来。很多村民都往外跑，只有在年节间，才回来热闹几天。外婆的田土和村子里闲置的田土都由村里统一承包给了私营老板，每年给外婆付点租金。从这以后，村子里经常会响起拖拉机“嚓嚓”的轰鸣声。发动机的声音粗一声细一声，细的时候好像没气了，好像已经熄灭，突然又一声怒吼起来。紧接着，一会向南，一会向北。 在外婆心里，外公还活在村子的某个地方。她真希望，外公能像没气的拖拉机，某天突然怒吼起来。她偏着头，耳朵朝地，她还想听见那个朝着她走近的声音，可什么也没有听见。 “妈，跟我去奉新吧！”舅舅央求着说。
舅舅是外婆唯一的儿子，外公去世前两年，舅舅举家搬迁去了奉新。他大女儿嫁在那边，说奉新城里兴办起了工厂，厂里干一个月的工钱，好过在村里种一年的田。外婆开始不同意，可外公说，外面的日子好，就得走。
外公走后，外婆一个人待家里，哪也不去，说活在村子里挺好。“我晚上能听见你爸在地下说话，天亮时就会喊我。”外婆说。
舅舅知道外婆是放不下外公，太想外公了，只好让她一个人留下来。
倒是母亲担心，外婆一个人在家寂寞，生活难以料理，怕她憋出问题来，就勉强把她接到城里来，可她很不舒服，说在这还不如村里，很不习惯不说，还嫌弃母亲的菜炒得不好，说米的口感不正，有时候会一个人悠悠忽忽地在街上乱走，喇叭“叭叭”的响，她说那是驴的叫声。母亲一着急，又把她送回了村子。
刚到村头，嘴里就喃喃地说，回来啰，回来啰！哪也不去了，哪也不去了。外婆说，她喜欢活在村子里。沿着牛印，她就能找到家。她喜欢跟在牛的后面走，感觉牛屁股一扭一扭的。调皮时，用尾巴扫她的脸。
“牛是什么颜色的？”我问过外婆。“黄色的。”外婆说的是老死的那头牛，外公去世的头年，黄牛先走了。外公不吃牛肉，更不剐牛皮。牛贩子出五百块钱买黄牛的皮，说这牛是老死的，一张牛皮可制几面鼓。外公不同意，说这牛是累死的，得把它埋在田埂上。
外婆说，外公也是累死的。外婆是个盲人，不能帮外公搭把手，里里外外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外婆生了四个孩子，外公还领养了一个孤儿。一家总共七口人，几十年来串到一块，孩子的喊叫声，在屋子底下弯绕一圈，哗啦地闪亮一下，又黑了。
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夜晚，外婆家的房屋突然着火。火光照亮了村子，母亲以为外婆没有逃出来，哭喊声从天上直灌下来，外婆被风救了，她沿着风的方向，逃到了山背面外公生前挖的薯洞里，在薯洞里，外婆听见外面呜呜的声音，她看到了火光的颜色。
火光过后，外面是黑黑的。外婆这才意识到恐惧，她爬出洞时，怕火没有熄灭，又爬了回去。在洞里呆了三天，吃的都是洞里的生薯。
村里人都以为，有了这场劫难，这回外婆必定会离开村子。可外婆还是不愿意离开，还是哪也不愿意去，即便是短暂的几天，她也不愿意去，她害怕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妈，现在咱们家的房子没了，你呆在这怎么活呢？”舅舅一直在劝外婆。外婆不愿意走，谁也劝不动，拿她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村子里的好心人，借间房子给她作为临时的居所。我发现，被这么一折腾，外婆老了不少。头发掉得只剩下几根，眼睛越陷越深了，看起来像两口井。外婆也意识到，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眼前全是黑乎乎的，像是生活在薯洞里，手臂一使劲便有刨土的冲动，两只手往外刨，两只脚往外蹬，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老鼠，变得十分微弱。不要说是刨土，就连薯也啃不动了。牙齿也掉得所剩无几，连说的声音也变了调。
外婆一个人在村子里住了十五年，十五年后，她连一日三餐都料理不了了。很多时候会把白天和晚上倒了过来，白天睡觉，晚上爬起来在村子里走。这个时候她失去了方向，风是从哪里来的她也不知道。耳朵也没那么好使了，就连人的咳声都听不出来。
舅舅回来了，说这回一定得把外婆接走。外婆不愿意去，舅舅说，不去不行了，非不可要把她接走。
“往年这个时候，镰刀就闲不住了。割麦子，割包谷。”外婆嘴里不停地说。外公在前面割，她跟在后头收。她摸着外公的腿，把麦子堆放在一块。舅舅坐在一旁不说话了，村子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可外婆还是不愿意离开，她习惯了这里，想着能在这里多待一天是一天，也许再待几天就可以和外公埋葬在一起。“等过段时间吧！等到明年春天。”外婆说。
外婆的耳朵里一直闲不下来，她还想着在屋头的菜地里，种上一大片的棉花。这块地她最熟悉，这也是她唯一种过的地。那时，外公带着她到地头。开始她坐在那里听，后来就学会了放种子。
外婆的耳朵里有四季，可这回，到了秋天，地里全是白色的，冬天不见了。
春天刚刚过去，舅舅又来了，“妈，搬到奉新去吧！那里生活条件很好，还有肉吃。”外婆皱着眉头，唠叨着，“不能把东西随便扔在地上。”什么东西？一个破旧的皮箱，里面装着几件缝补过的衣裳。“您老人家，身体不好，一个人待在这，我不放心。”舅舅央求着。
那个早晨，外婆离开了村子。离开的时候，村子里的鸟雀都叫了起来。狗和狗咬在一起，缠着外婆的脚跟。“她好似觉出了什么！”刚走到村口，外婆就后悔了。她说，还想在村子里趴着睡一晚，得和这些熟悉的事物说说话，看看村子里的颜色。“要是黄牛叫，我定会最先听见。”外婆说。看见外公赶着黄牛从田里回来，还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现在是什么季节？”我问外婆。“春天。秋天。”我知道，外婆真的老了，不认得了颜色。
过了一会，她又说，现在的村庄是蓝色的。她把这句话丢在村口，春风从上头吹过，我听见有人把牛的声音都学了出来。
外婆真的能分辨出颜色吗？我问过小姨，小姨说，傻孩子，外婆怎么会看见颜色呢？可是她怎么会煮饭呢？没有办法呀，外公一个人要养活那么多人，外婆只好慢慢摸着做。
在奉新，外婆幻想着村子，幻想着村子里的颜色，她说，她的耳朵还好使，那些颜色还装在她的耳朵里。她想把那些看不见的颜色，一件件地掏出来，但是除了村子里的人，谁也不明白那些颜色的样子。
外婆说，她看见村子里的人，一直在等着她回来。她像是看见了那头黄牛，那头她熟悉的路。可是她已经回不来了。外婆说着时，天渐渐地暗了下来，纹丝不动，什么颜色都不见了。
南墙北墙
一堵间隔的墙坍塌后，我对村庄的记忆就陌生起来。头顶上的云朵，地上奔跑的羊群，再也不愿意顺从我。就连从北往南而来的风，也绕过村庄，远远伸进孤悬的天空。夜晚的星星呢？变得越来越渺小，再也不愿意为孩子们引路。
那是个太阳不会向中午移动的早晨。燕子在薄光照耀的蓝天下飞翔着，叽叽喳喳，飞得极快，几乎看不清它们的身影。
我听见院子的开门声，爬起床，搓揉着睡意蒙眬的眼睛，看见一捆捆禾苗躲在南墙根下，可爱得就像刚刚出世的婴儿，转悠着眼珠，和村里的植物说着话。我发现，禾苗熟悉村子里的人事，知道我是谁。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颠倒黑白的人，是家里唯一不会瞌睡的人。
父亲喜欢在夜晚干活，赶着月亮，听着地下的虫鸣，仿佛看到了从田里长出的粮食。我是被黄牛的哞声喊醒的，搓揉着布满眼屎的睫毛，爬起床时，父亲正赶着黄牛进入院子，汗流浃背，脸上满是泥浆。牛站在地场嚼着草料，尾巴像秋千在空中来回扫荡，苍蝇像是在和它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牛是父亲的伙伴，父亲视牛为朋友。牛拉着长脖子，伸出舌头将草料卷入口中，用劲细细嚼着。父亲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看着牛慢慢吃饱。村庄的烟囱里，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烟雾从不间断地时起时落，簇拥着，一团团高悬在半空中，或坠落到地上到处乱窜，不知朝何处躲藏。
父亲抠落烟斗的烟屎，把烟斗放在搁架上，起身朝墙脚的禾苗走去。父亲把禾苗拧在竹篼里，挑着竹篼往犁好的田里走去。我就像个跟屁虫，跟在后面蹦跳着。狗紧跟在我的后面，像是去赶一场春风。
牛见我们朝田间走，哞哞地叫起来，声音深远悠长，整个村子都听得见，村子里的牛也跟着叫起来，像是彼此说着农事，交流着村子里的春天。
牛叫时，其他动物的耳朵痒痒的。但谁也没有牛的喉咙，喊不出一样的声音。
“嗨，嗨。”这是我家南墙下的声音，是隔着墙壁穿过来的。他的声音像喇叭，具有无限的张力，叫起来的时候，声音会越来越大，在村子里传着，就连牛的叫声，也被压得极低。他的身子瘦小，窝着头，成天把半边脸贴在墙上。他贴着头的地方，像个月牙儿。
他的名字叫三喜，是个患有脑瘫的哑巴。我从田间回来时，他趴在墙边不停地“嗨”着。我感觉他是在和我说话，我也学着“嗨”回应他。
他就这么不停地“嗨”着，一辈子没干过正经事的懒汉。被他叫醒后，我提着锤子出了远门。
“你累不累？”我站在南墙的墙头上，伸手摸着他的头说。可是他根本听不见，眼睛不地朝我打转，还是不停地用劲“嗨”着。我发现，他每“嗨”一声，脖子的血管就会膨胀。好像他的声音，是从血管里喷出来的。
我不清楚他要干什么，那天他扯着我的手，不停地往墙上爬。我的脑门像是闪过一道光，铆足力气，伸手往上拉他时，母亲喊住了我。
我家的土屋居住过十几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向无辜的老屋，以一堵矮小的墙作为分界线，划分成两家。南边的是我家，北边的是祖武家。在此之前，老屋没有南北之分。我家把这堵墙称为南墙，祖武家把它称为北墙。一堵墙，就这样把一栋房子隔开了。
老屋被划分出去之前，曾祖父徐琢玉一直住在北边的厅房，他患有痨病，早晚咳得厉害。父亲在南边的厅房出生后，对曾祖父的咳声非常敏感，听见咳声就会哭个不停。曾祖父时不时趴在窗眼上看父亲，父亲也时不时竖起耳朵，听他的咳声。咳声停下来的时候，院里是安静的。奶奶说，曾祖父忍咳的时候，总会憋得面红耳赤。
那时，家里倒是希望有堵墙，有堵密不透风的墙。隔着墙，曾祖父怎么咳，父亲都会听不见了。
对曾祖父的去世，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他走后，南北厅房的中间筑起了一道墙，北边的房屋，连同厅房一起划分出去了。我长大后，一直没有去过曾祖父住过的厅房。 我家有养猫养狗养牛的习惯，猫狗都养得很壮实，相处得也很和睦。
猫是懒猫。说它懒，是因为有阳光时它睡在阳光下，没阳光时它睡在火炉旁。猫头特别硬，沉睡时怎么敲都不会醒。懒猫的肉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人把吃猫肉当成一种乐事。奶奶是不允许家人杀生的。她常说万物爱生命，虫蚁畏生死，何况是猫呢？奶奶有着菩萨心肠，因为亲眼见过一只懒猫被活活打死的惨相，常咒骂那些吃猫肉的人没有好下场。 但无论奶奶怎么咒骂，村子上空还是不时会弥漫着猫肉的味道。
奶奶咒骂的时候，三喜却竖着耳朵听得很认真。他好像知道奶奶在骂谁，好像知道村子里谁干了坏事。
慢慢地，我和三喜玩的时候，奶奶不再把我喊回来。母亲喊我的时候，奶奶也会说，都是孩子，在一起玩玩，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似乎理解了奶奶，为什么那么爱猫。奶奶总是把猫看得很紧，下地的时候，把它装在笼子里，放在地头上。仿佛一不留神，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头一些人常年吃不上肉，想着法子给自己开荤。奶奶不得不这么做。
我家和祖武家不和，两家人长期虎视眈眈，常因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隔墙对骂。奶奶因此害怕祖武家会对懒猫下手。
祖上的恩怨我浑然不知，祖武唯一的儿子三喜，却和我秘密地有着往来。我们用“嗨”说话，相互“嗨”着时很快乐。
我家的懒猫，可不懂这些。有一天夜深，它纵身跳上南墙，朝着曾祖父的厅房奔去。任由奶奶怎么唤，就是唤不回来，而且跑得不见了影子。
奶奶像是丢了魂似的，每天摇晃着出门，夜半才肯回来。她知道，懒猫白天懒，晚上不懒，会到处捉老鼠。她幻想在夜间有可能与猫相遇。可是接连数月，再也没有见到猫。 奶奶为此食欲不佳，人也开始消瘦。后来，我问过奶奶，为何如此爱猫。奶奶说，一份家业，需要猫啊狗啊这些家畜来看护，如果没有了这些动物，村庄就不像个村庄了。 奶奶也想过去祖武家找猫。父亲说，猫在还好，如果没有，说不定，会招惹一场大风波。奶奶只好作罢，成天为猫沮丧。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村子里刮着大风。我家的门咔的一声开了，紧接着一股刺骨的风从门外呼啸进来，把煤油灯的光拖得老长，母亲立即用手掌围住。祖武是随着风一起进来的，“叔婆，我们要搬走了。”父亲刚睡下，母亲还在纳鞋底。听到这个声音，父亲顿时睡意全无。
“你们搬走？”母亲又问了一遍。
“嗯。”
“来，坐，坐这。”母亲把左侧的凳子挪过来，示意祖武坐下。换作以前，母亲必定求之不得。可是现在，她的心里反而有了一些冷意。她感觉从此南墙外会空空如也。这种无限的空，让母亲的心头布满凄凉。她仿佛看到了一个个人从屋子里离开。
“准备什么时候搬走？”母亲问。
“过两三天吧。”祖武说，“我来和你们告个别，屋子空着，你们用得上就用。”祖武的声音有些哽咽。虽然仅隔着一堵墙，我们对他家的事却是一无所知。 “明早叫三喜过来吃顿饭吧！”母亲说。
“好咧！”说着祖武起身，与风一起消失在黑夜中。
天没亮，三喜就来了，我当时还在睡梦中，感觉有人“嗨”了一声朝我走近。“嗨。你怎么来了？”他指着地上，我惊奇地发现他脚下蜷着一只猫。那只猫紧跟在他的脚下，像是被绳牵着。
村里很多人都希望祖武家搬走，我家牵扯的关系最大。父亲和母亲也曾经琢磨过，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话说明。可是碍于面子，没有事先开口。“你看，村子被他折腾成啥样了？就连乌鸦都看不到了。”村里人有意无意地说着。好像村庄里的动物，都是三喜的“嗨”声赶跑的。“有他在村里，人们没办法安稳生活。”
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三喜无关。人要是像树根一样，在地下埋几十年，就会熟知地下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能够看得见。人们依靠柴火烧饭，各种杂木砍伐严重，村里的鸟雀越来越少，就连白鹰飞走后，也不愿意再飞回来。这时，我觉得搬离村子是有意义的。
那天早晨，我看见祖武挑着担子朝山外走动。他们走远的那个早晨，村子里就只剩下风，我被风从南墙吹翻过北墙，站在三喜常常贴着头的地方，眺望着三喜远去的方向，他的“嗨”声就像是小溪里的水，一浪一浪朝着远方，他的影子越来越小，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感觉村庄像是走丢了一双眼睛。
“农民变市民”是中国城乡变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个体，那些离村的少年可以改变生活，却难以救起衰败的乡村。可是，三喜呢？
多少年后，随着村庄的人慢慢离开，我也走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家和祖武家的那层“隔阂”，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散在时光的深处，再也没有人能把它找回来。南墙和北墙彻底地被写进了历史。
某日，父亲提到三喜时，说三喜为救一只流浪猫，被一辆小轿车给撞了，满街撒着猫粮。
我确信，这回三喜真的走失了。不知为何？在我的脑海里，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听见“嗨”声。他的声音就像是那只流浪猫，在陌生的城市里到处乱窜。[1]
作者简介
徐春林，一九八一年生，江西修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