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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探讨西方研究现代公共问题的代表作。不同于以往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等人对公共生活的研究,桑内特认为公共空间与个体主义远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还由于其涉及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而显示出社会意义,因此应当着重挖掘其历史、文化层面的因素。全书回顾了18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宫廷、布尔乔亚阶具体展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公共生活现状,从城市人口、建筑交通、户外空间、环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们的紧张和焦虑,由此证明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作者对文学、宗教、艺术等不同领域进行了分析,并收录了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狄德罗、卢梭等人的案例加以分析,最后指出了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桑内特恢恢乎游刃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完美地解答了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何以人们会把陌生人视为威胁?为什么时至今日,普通人参与公众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就是保持沉默,充当听众?而这些反过来又给人们的精神性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桑内特的结论是,孤独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致令个人向私人生活靠拢,而导致了公共人的退场。该书在海外声誉卓著,是历史社会学、社会生活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扛鼎之作。

作者简介

理查德•桑内特,1943年生于芝加哥,曾任耶鲁大学讲师、纽约大学教授,1999年起担任伦敦政经学院社会与文化理论教授以及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艺术、家庭、观念史与身体史。主要著作有《再会,公共人》《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不平等世界 的尊敬》等。

译者

李继宏,生于1980年,狮子座,广东揭阳人,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著有《陌生的彼岸》《经典十讲》;译有“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系列,迄今已出《小王子》《老人与海》《动物农场》《了不起的盖茨比》《瓦尔登湖》《月亮和六便士》《傲慢与偏见》《喧晖与强动》《简爱》《在路上》;以及《追风筝的人》《与神对话》《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穷查理宝典》等数十种图书。

原文摘录

人类学家有个术语,可以用来指称这种地域性共同体的僵化。他们管它叫“伪物种形成”;他们用这个术语来指称如下的情况:某个原始部落认为他们是惟一的人类群体,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类。其他部落较为低级,他们根本不是人。但如果我们用这个人类学框架来硬套现代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那么我们将会看不到该过程中某些重要的因素。此种偏执的增长并非过分的自豪、傲慢或者群体自信的产物。它是一个相当脆弱和自我怀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只有通过不断地煽动其成员的情感才能存在。反过来说,这种集体的歇斯底里情感之所以出现,并不是由于人们在集体行动中释放出内心固有的破坏性力量,而是因为在现代的文化之中,如果没有某些外来的刺激和促生因素,真实的社会关系显得十分不正常。 其次,这种试图使自己、自己的动机和感情显得真诚的欲望是清教徒主义的一种形式。清教徒的世界是一个自我辩解的世界,而我们现在依然生活在自我辩解的轨迹中……

书评

阿伦特、桑内特、哈贝马斯,是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研究的三大代表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领域分别进行了精彩的阐述,若要探明三者对于传播的看法,梳理清楚他们有关公共性的论述,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一、何谓公共性? 康德在谈到启蒙的时候说到:“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而“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是要优先于“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阿伦特继承了康德的思想,将公共性表述为一种显现:公共就意味着,任何在共同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看到和听到,具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阿伦特把公共性看做是世界本身,事情的世界处于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犹如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们之间,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情一样,将人相互联系,又彼此分离开。这种公共性不是某种人类的共同本性的产物,它的存在来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观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 哈贝马斯则将公共性看做是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后显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特征。哈贝马斯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公共领域,它与私人领域相对立。他认为在有些时候,公共领域就是跟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的公众舆论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基本上可看作一个概念。

二、 阿伦特——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 阿伦特认为,人的本质是政治性的,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即人作为一种动物,天生处于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在公共空间的生存中逐渐形成了之所以成为人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公共的世界中,在他人的持续在场中,人才能显现出自身。 阿伦特的公共性思想是在批判政治现代性的背景下展开,但同时又立足于追复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传统的意义,因此对传统的复归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阿伦特公共性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其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行动理论、言谈沟通等理论都是以古代城邦的生活图景为参照系。 古希腊城邦时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私人领域只能满足人们生存的必然性,公共领域才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公共领域为公民交谈、争论、表现自己提供了空间,所有的公民彼此交谈,在这里只有言说具有意义,无言的人——那些城邦之外的奴隶或者野蛮人,丧失的不是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即公共生活。 虽然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展现,一个人的卓越、与众不同及自由得以证明,但随后的资本主义扩张,打破了古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泾渭分明的界限,把过去属于私人领域的生产和经济内容,放到到公共领域来解决,从而产生一个新的领域——社会领域。社会领域侵蚀了原本独立性的公共领域,使其逐渐成为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同时,家庭管理、经济活动等一切从前从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变成了唯一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于是私人领域也从此消失了。 因此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公共生活空间,恢复人的公共交往能力,成了阿伦特重建公共领域的理想愿望。而言说则成为阿伦特实现这种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因为正是通过各人的言语与行动,每个人才得以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同时又使得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共同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并且人们每个人都必须、事实上也只有通过自己的言行才能确立自身,向人们表明自己的身份,回答“我是谁?”,积极展现自己的独特,从而将自己显现在人类的世界当中。阿伦特别强调到,言语与行动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言语的行动就不再是行动,因为这就没有了行动者,而行动者只有当他同时也是说话者时,才能狗成为行动者。现代性社会的问题就是,行动和言说的分离,政治的重心从行动转向了言说,言说不再是人们的彼此之间进行的平等的、多样性的对话和交谈,却变成了一种说服的手段。

二、哈贝马斯——语言交往基础上的公共领域 阿伦特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后,哈贝马斯进一步阐释: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交往的内容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 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一个人们相互交流而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人们能够自由平等对话和交往,表达和公开意见,形成公共舆论领域。任何通过话语交流而进行的观点、内容交流的领域都属于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形态。第一阶段是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阶段,也就是阿伦特一直追复的理想生活。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因为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权合二为一,不存在古典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因此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社会领域,而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第三阶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于代表型公共领域所依赖的封建势力、教会、诸侯领地和贵族阶层发生了分化,形成对立的两级,最终分裂成为公私的截然对立,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得以产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初表现为文学公共领域,以咖啡馆、沙龙、宴会等形式探讨文学。在探讨文学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对政治权力进行批判,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发生转变,进入政治公共领域,在政治权力之外,对社会进行批判。 但一如阿伦特所描述的那样,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界限就渐渐消失了,经济生产的市场规律渗透到了私人领域,公众的批判意识转变为消费观念,从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到文化消费的公众,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转型的典型标志。哈贝马斯预想重建的是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 “未封建化之前”的资产阶级早期的公共领域。它的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这 “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为基础的。 不同于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语言首先还是用于交往的,而不是出于纯粹认知目的。在交往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求亮明“肯定”或“否定”的立场。除了所表达的主张具有可理解性外,说话者也要主张他所陈述的是真实的;他的意图的明白表达是真诚的;相关于一个大家承认的规范背景,他的话语自身是正当的。在此,用于沟通的语言作为一个交往媒介,被行为者用于互相沟通,进行交流,达成共识,从而使行为协调一致,实现公共精神。

三、桑内特——在沉默里衰落的公共人 桑内特对公共领域的表达是形象而具体的,他从日常行为和社会交往角度出发,通过细致描述公共言论、行为、服饰等变化将一个不断遭到侵蚀,直至衰落的公共生活图景展现。 同阿伦特一样,桑内特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清晰的界限,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前提,人们再入公共领域的同时,也在私人领域实现了自己的本性。 在桑内特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由于熟人、陌生人一群相互差异较大的人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个领域是处于家人和好友之外的,是随着大都会兴起后,各个不同而且复杂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时产生的。但19世纪后的,封建制度的衰落,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世俗的城市文化形成,使得共同生活结构发生了内在的变化。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叠加,公共表达的系统变成了个人表述的系统。人们作为交易,彼此揭示各自内心情感,使得原本陌生人之间的共同的价值观消失,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沉浸在内心世界和家庭生活里,不愿意与陌生人交流,而只是穿行在他们之中,公共行为变成了一种仅仅供应与观看的举动,人们不再通过社会的交往,而是观察来了解公共领域。保持沉默,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惟一方式,人们也渐渐失去在公共空间进行交流和表达的能力,现代公共领域也由此发生了本质改变,变成一个人们相互看见却又彼此隔离的领域。

虽然阿伦特、哈贝马斯、桑内特并没有专门论述传播,但通过梳理他们三者对公共性及公共领域的观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把言谈作为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确定自身意义的根本,还是是建立公共领域的基础,亦或者现代社会中,公共人逐渐衰落的原因,作为交流的传播显然是要构建公共生活和空间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而如何实现多样、平等、自由的公共讨论和交流也成为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使命。 [1]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