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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航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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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淸光緖二十二年丙申（西历1896年）九月初十日，刘宾远生于中药业世家，举家信奉天主教，取教义中“我爱人人，人人爱我”之意，唤药铺为爱人堂。其祖父刘敬亭酿造“百花酒”，酒厂成为刘家的主要产业。其父刘子休执掌企业后，因与泸县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将清政府对四川历次教案的赔款存于爱人堂；利用这笔巨款，使刘家从小作坊主一跃而为泸县富豪。1924年刘子休病死，其遗嘱将家产一分为二，平分于刘航琛与其长姐刘茂先；刘航琛以其姐经营爱人堂驾轻就熟为由，将自己名下的一半家产也交予刘茂先打理。
- 1933年，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打败刘文辉，统一全川，但慑于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威力，投靠中央政府。蒋介石派遣参谋团、别动队来重庆，势力进入四川；刘湘派刘航琛为驻南京代表。从此，刘航琛靠拢四大家族与政学系力量。
- 1938年5月，代理四川省主席王绪瓒整理省财政厅帐目，通缉刘航琛。刘航琛出逃香港。
- 1940年1月，王缵绪垮台，刘航琛由港返渝，掌管川盐银行。
- 1947年9月初，在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推动下，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到香港找李济深，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其中提出：蒋介石以元首身份出国，试以半年为期。由孙科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共双方停战，听候处理。释放张学良，请冯玉祥（此时在美国）、何应钦（时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政府代表）返回国内共商国是。由南京政府下令：一、责备自己，与民更始；二、国共两军休战；三、筹开和平会议。孙科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时期，一切保持现状，和平会议结果，由孙实施。在上述方案的实施有了一定的头绪之后，“请蒋归国，垂拱高位”；筹备和平统一会议，由南京政府聘请李济深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张学良、毛泽东为副主任，何应钦、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宋庆龄、陈济棠及中共将领二人、超然人士四人为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的任务是：一、国共问题初步协议；二、筹备正式会议，决定委员名单，由南京政府委任，其委员名额分配为国民党15人，共产党15人，超然人士32人（每省一人，馀遴选）。和平统一会议的议题为：一、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二、国共两军缩编问题；三、国民大会问题；四、外交问题；五、经济问题；六、罢免陈诚、张群、陈立夫，但不牵连，不清算，不惩处。香港地下党得到消息后，一度有意加以利用，即遭到中共中央的明确批评。
- 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央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野战军前委的《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画的指示》（即“酉感指示”），指出：
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画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估计到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覆灭过程，可能有二种形式：一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不经曲折地一直打垮，反动武装完全消灭。另一种是反动统治内部在中途举行政变，并在美帝赞助下，送蒋出国，找出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济棠、龙云、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这类人主持停战议和，想以缓兵之计维持已濒崩溃的统治局面，或维持一个偏安局面，待机再起。再一种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大崩溃的时候，凡我解放军所未及到达的地方及各人城市中，将有各种形式的反蒋运动发生，其中包括很多伪装分子，乘机窃利，并和我们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三种形式面前，我们必须坚持第一种形式，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种形式的阴谋，预防第三种形式会在时机成熟时突然出现。并要预见到二、三两种形式会在某种时机交错地出现。现在虽还没到蒋介石统治大崩溃的时候，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甚至连蒋介石集团自己及其美国主子以及一般中产阶级，都在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请蒋暂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这是一箭双雕办法，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藉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假使这个界限不分清，我们的反蒋统一战线必致为敌人钻入利用，不仅真正的反蒋运动不能开展，人民中的反蒋观念也会被模糊，对于推动革命高潮，开展反攻胜利是极端不利的。但如果我们事先的揭露工作做得不够，南方及各大城市人民群众的多数竟被刘航琛一类计画所迷惑时，我们为争取群众起见，亦可能采取某种临时迂回方法，达到觉醒群众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之目的。这要看当时情况才能决定。
1949年10月中旬，由重庆携眷逃香港，把民生公司在海上的轮船组织起来，打出民生公司总留守处招牌，自任总经理，到台湾汇报。蒋介石以刘航琛过早弃职（行政院经济部部长）逃港，经济部事务交代不清，命令逮捕追究。经何应钦、张群向蒋乞求，取保释放。刘折返香港长居。
酒店少东家
刘航琛，四川省泸县人，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中药业世家，举家信奉天主教，取教义中"我爱人人，人人爱我"之意，唤药铺为爱人堂。其祖父刘敬亭曾购得蒸馏器一套，并用于提取药材、花草中的有效成分和香精，发明出了一种有花香的低度甜酒，取名为"百花酒"。"百花酒"一经投放市场，便大受欢迎，刘敬亭便开设酒厂，推出兰花、玫瑰等不同香型的甜酒。酒厂大获成功，成为刘家的主要产业。
刘航琛之父刘子休执掌企业后，因与泸县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将清政府对四川历次教案的赔款，存于爱人堂。刘则利用这笔巨款，大肆扩充"爱仁堂"业务，并向法国人学得酿造花酒技术，取名"露酒"，独创一格地由瓦罐改用玻璃瓶装酒。在泸县酒业中，遂以露酒闻名，仅亚于当时名曲"温永盛"，获利甚丰。刘子休还推出了日后著名的白酒-泸州大曲。爱人堂酒厂的成功使刘家从小作坊主一跃而为泸县富豪。
- 1916年，少东家刘航琛考上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三年预科结束后，转入北大经济系。八年的大学生涯，为其后来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纵横捭阖打下了基础。刘航琛在北大曾以携妻就读、逛八大胡同、豪赌、拒参加五四运动等怪行为同窗所侧目。刘航琛信奉实用主义，对俄式革命不以为然，认为要强国，必先振兴经济，所以和当时"要救国就必须讲政治"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都意识到光凭帐下一群武夫，无法达到其独占四川的目的，分别遣使前往北京，在大学生中网罗川籍人才，刘湘得到了何北衡、范崇实等人，刘文辉则得到了宁芷村。对于军阀们的延聘，刘航琛一口回绝。
- 1923年，刘航琛北大毕业回乡任泸县中学校长，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尽管举得了一定成效，也为学生们所拥戴，但由于被他解聘的一批守旧无能的教员对他大泼脏水，捕风捉影，呈文上告，最终刘航琛穷于应付，辞职赴渝，做起了爱人堂重庆分店的少东家。不久刘子休病危，死前重述了刘氏家规-不得做官，并立遗嘱，将家产一分为二，平分于刘航琛与其长姐刘茂先。对这份有悖传统的家产分割决定，刘航琛毫无意见，以其姐经营爱人堂驾轻就熟为由，将自己名下的一半家产也交予刘茂先打理。刘航琛在泸州过起游手好闲的生活，并因赌博与驻扎在当地的两位川军师长结识。军阀们要拉他从军做顾问，刘航琛深觉不妥，留书一封，以打理重庆业务为由，逃离泸州。
- 1926年四川军阀刘湘再度控制重庆后，设有烟酒税征收局，由原但懋辛军的参谋长兼副官长王旭东之兄王用九任局长，把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按机制酒类征税条例课以重税。"爱仁堂"的瓶装露酒，即按洋酒课征，刘航琛特为此事来重庆申诉，他递给王用九的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钧座所订规章，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若如钧座穿西装，著革履，遂谓之为洋人，可乎?"王用九阅后大怒，立即查封"爱仁堂"重庆分号并要逮捕刘航琛究办。刘航琛不得已求助于老同学何北衡，何北衡此时任21军政治部科长兼巴县县长，在政、商两界十分活跃。在何北衡的斡旋下，由21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出面解决此事，但前提是刘航琛出山给王陵基做顾问。酒税风波使刘航琛大受刺激，他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有钱无势，毫无安全感可言，从此他抛弃祖训，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
四川财神爷
1927年春节，刘湘设宴犒劳21军军政研究所所有部属，该所为刘湘模仿黄埔军校而开办的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教材也以黄埔课本为蓝本。蒙王陵基推荐，刘航琛在该所担任政治历史教官。身穿长衫的刘航琛是席上惟一未著军服者，可能是这个原因，刘湘坐到他的旁边，当刘湘得知刘航琛为北大经济系毕业生时，眼睛一亮，热情地称之为"航琛兄"，并"礼贤下士"地邀请他参加四川督办公署的经济会议。从此二刘结识，两年后刘航琛正式成为刘湘的重要幕僚，在刘湘统一四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谓刘湘之"萧何"。
铸造铜元，以大改小
1928年，王陵基兼任局长的铜元局已经亏损四十五万两银子，心急火燎的王陵基找到刘航琛，请其帮忙整饬铜元局。就任局长后的刘航琛发现亏损是经营不善所致，一方面原料不足，导致开工不足，人工和开销大量虚耗;另一方面，重庆铜元局铸造的铜元比其他军阀铸造的同样面值的铜元大一倍，等于为人作嫁。于是刘航琛到处筹款，从银行家杨粲三那里高利借得八百万两白银，用以购进铜料，并毁去大钱铜模，改铸小钱。三个月后，除偿还杨粲三本息、弥补亏空外，重庆铜元局还净馀白银几万两。这样一来，迅速扭亏为盈，第一年的赚项以银元计就达40馀万元之多。为刘湘的财政增添了一项巨大收入。
为二十一军广筹军费
1927年，刘湘的财政负债已高达八九百万元，1928年，刘湘与杨森交战获胜，地盘扩大到二十八县，军队增至七万多人，但仍严重入不敷出。为此，于1929年刘湘起用刘航琛主管财政。刘航琛主动与刘湘约法三章:如果刘航琛营私舞弊，刘湘对他有枪毙权;如刘航琛与刘湘有重大意见分歧，刘湘对他有罢免权;除此之外，财政由刘航琛全权负责，刘湘不得下手令提款，也不得干预他执行预算。当时刘湘的部下动辄持刘湘手令到财务处支款，而刘湘为了笼络部属，往往听之任之，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刘航琛想把规矩立在前头，以防后患。
刘航琛就任财长处长后，开始实施他向刘湘提出的聚敛之策-"如仍照从前办法，仅赖征收地赋，强派捐税，决不可能筹到钜款来扩充军队。根本之计，在于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饬特税。但仍有缓不济急之时，必须仿照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化远期款为现款，以应急需。同时利用金融界和商帮的实力，作为缓急相通，不必将他们当做强派硬索的对象"。刘航琛一上任就精简机构、合并税局，这些税局往往为刘湘亲信部属及其亲朋所把持，贪污中饱，如雁过拔毛，税款到达督办公署时，已剩六成。为减少阻力，刘航琛说服刘湘兼任捐税总局总办，但捐税总局又归刘航琛的财务处管理。在刘航琛的建议下，刘湘将所有的三十多个捐税局全部裁撤，合并为捐税总局。本来打算在总局成立典礼上捣乱的师长、旅长们，见刘湘是总局总办，便都打不起精神来。合并税局后的第一个月，21军的财政赤字便告消灭，还盈馀一百四十多万元，第二月结馀二百七十多万元，刘航琛如数上报于刘湘，并保证，今后每月上缴金额不少于此数。刘湘惊喜之馀，用这笔钱在重庆建立了一所拥有最新设备的兵工厂，此厂在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四川主导权的"二刘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后，刘航琛便把眼光放在了盐税上，盐税作为国税，本应上缴国库，但在军阀混战时代，盐税则是军阀们稳定、可观的一笔军费。在四川，自贡等产盐区为刘文辉控制，而川盐运销的重要码头重庆则在刘湘手上。刘航琛以21军代表身份与刘文辉24军代表张富安、宁芷村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张富安任处长，刘航琛任副处长，宁芷村任科长，平均瓜分盐税，双方各得二十万元。
刘航琛还在特税(鸦片税)上下足了功夫，刘湘政府以征收重税便可压制鸦片市场活力为由，公开征收特税。而刘航琛则发明了一条新规定:对原来不产烟土或少产烟土的地区，不论是否种烟，一律征收"亩捐"，金额相当于各县一两年的粮税;另外，还加收烟土运销税，凡上过税的烟土可以在本省销售，还可运销省外。刘航琛甚至还针对烟土销售终端设立了"红灯捐"和"瘾民捐"，凡是缴纳"红灯捐"者才有资格开设烟馆，凡是按月缴纳"瘾民捐"者才能公开吸烟，否则将受到罚款。
对于刘湘部下，刘航琛也板起面孔，对于支款要求，一概不理，甚至撕毁过刘湘的手令。此后，刘湘再未为部下下过支款的手令，直至去世。为了应付刘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刘航琛开始向工商、金融业大肆举债。由于此前军阀"借款"，从无偿还之时，商人对军阀的额度怀有戒心，刘航琛召集银行、钱庄、盐帮头面人物开会，向他们借款，他们虽不愿借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借出一些，权当被勒索了。但借据到期，有几人抱著试试的态度拿借条去财务处兑现，结果不但顺利收回借款，还得到了刘航琛的盛情款待。盐帮是四川首富，因怕得罪刘湘，不敢去兑现，刘航琛派人去请，亲自将银子交还。刘航琛追著还钱的新闻很快传开，从此开启了向工商界大肆借钱的通道。
他先是以债养债，到处挪账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到1931年，四川已成为两大军阀的竞技场，一方是刘湘，另一方是刘文辉。刘湘拥兵十多万，装备有军舰、飞机、大炮、重机枪等现代武器，并控制川东几十县，扼守著长江上游咽喉。刘文辉的防区也已发展到包括西康在内的七十馀县，兵力亦有十多万。二人都想先统一四川，再称雄西南，甚至问鼎中原。此时，刘航琛通过税收、举债已不能应付军费开支，便准备化远期款为现款。刘航琛联合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粲三、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宝恕、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大量发行公债、库券，并仿照上海，在重庆设立证券交易所，并兼营申汇。这些举措，使刘湘在军事实力上明显优于刘文辉，成为在"二刘之战"中，刘湘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从1932年到1933年十月战争结束、刘文辉退守西康为止，21军共发行各种库券公债计有十项，总金额高达四千一百三十万元。"二刘之战"是四川二十多年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战，一方面，四川的统一使政治趋向正轨，人民得以休息，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构筑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战争也使川民饱受苦难。
在"二刘之战"前，刘航琛还作为刘湘特使，往返南京与重庆之间，向蒋介石示好，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此间，刘航琛得以结识宋子文、蒋介石，刘航琛整饬四川财政的方案也深为他们所赏识。由于刘航琛得罪了刘湘的军师-神汉刘从云，又与王陵基往来密切，王后来驻防万县，扼守水路交通要道，刘湘深恐王、刘勾结，发生异端;受到刘湘猜忌，刘湘觉得刘航琛言大而夸，居心叵测，不易驾驭:所以刘湘上报中央请求批准的四川省财政厅长的人选并不是刘航琛，而是刘湘的亲信唐棣之。在宋子文的干预下，刘航琛挤掉唐棣之，成为首任四川省财政厅长。1935年2月，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出任主席，刘航琛也同时出掌财政厅。
整理四川财政
刘航琛当上财政厅长之前，就搞了一个《整理四川财政方案》。他受任财政厅长尚未回川就职，便把"方案"抄寄给上海《申报》，以"新任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谈整理四川财政方案"的标题刊登出来。
四出省政府新成立时，财政上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是编制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的年度预算，这个预算，根据全省各项开支需要将近7000多万元，还要加上省政府成立后，从2月到5月有支无收的几个月的贷款逐步筹还的数位。到1936年上半年编制7月至1937年6月的年度预算，支出约需8000多万元。在刘航琛任职期间，要解决财政上这样庞大开支，绝非易事。他重操故伎，采取整饬税收，开办新税。扩大额度，套取资金等办法，大量增加人民负担。
- 极力整饬田赋收入。刘航琛为了加重田赋收入，过去曾制定田赋整饬方案，重新清理田地面积，使各县田亩，普遍增加。全川各县条粮，总计60多万两，辛亥革命后，折征银元，约每粮一两，折征为银元十几元，总共年可收入700多万元。本为一年一征，刘航琛附加3倍的所谓临时"剿赤"经费，这样实际成了一年四征，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 整理田地买卖和典当的税收。过去田地的买卖和典当都要课税，各县征收单位不一致，为了划一税率，把买契税改为照契价每百元收百分之十几，典契税照契价每百元收百分之几。这样一改。两种契税，一年可收1000万元以上。
- 全川验换契纸。刘在主持二十一军财政时，曾在防区各县办理过查验契纸，大契每张收1元，小契5角，白契补税，过期不验收罚金，每契还要另贴印花，搜刮民脂不少。他现在花样翻新，税金加重，把过去各防区印税的契纸，宣布完全无效，一律换成经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盖印的契纸，才算合法有效。于193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每张契纸验换时，100元以上的大契收费3元，100元以下的小契收费1元5角，典当契照减半收费。在一定期限内拿到征收机关验换的，不管红契或白契，均一律验换，白契不罚。这办法收到实效，特别是把陈年的白契都骗出来只补税不罚就验换了。验契每张收入虽微，但集腋成裘，超过预算两倍以上，达1500万元之多。
- 加重屠宰税附加。全川各县市的屠宰税，原来系教育专款。刘航琛在正税之外，每头猪附加税收2元，以每年杀猪约四五百万头计，约可收税1000万元。
- 实行货物一税制。他在废除苛捐杂税、关卡釐金的幌子下，实行在四川境内对进;出口货物只征税一次。凭票通行，不再征税。一税制在手续上简化了，也可避免一些收税人员的勒索，但在人民负担上并未减轻。税率是值百抽五，约计全年可收入800万元。
- 继续征收禁烟税。这项税大体上分为两种区域征收:一是种烟区，一是非种烟区。对两种区域吃烟的人都要抽收红灯捐，种烟区要加抽烟窝捐。对于进出口的烟土抽过道捐，如云贵烟土运销四川，或由四川运销他省都要上税。四川省设有"禁烟总局"，各县设有"禁烟督查处"等机构，就是专管烟土种、运、售、吸等事宜，重庆一段时间还曾实行过烟土"统收统销"。刘在预算上的禁烟税收入，只列了几百万元，实际上要多好几倍。
- 开办营业税。这项营业税于1936年度开办。在城市集镇各类商店就它的营业额按税率3%征收。经国民政府指拨为省地方收入。省政府还制定了营业税征收条例和施行细则，发给各县执行。开办初期，虽发生很大困难，有的县份还引起商人罢市的风潮。省政府以这项税收数位大，税源正常，责成各县县长负责贯彻实施，如果行不通，就唯该县长是问，用行政压力推行。
- 改组成立省行、收回地钞、发行辅币。省政府成立后，刘航琛即改组四川地方银行为四川省银行，加拨资本80万，凑足资本200万元，并兼任总经理。当时四川财政困难，无款增资，刘便耍了一套"空中悬伞"的把戏。他以财政厅长名义飭令省行立出一个月期的本票2张，金额各40万元，交由财政厅转向重庆美丰、川康两银行各抵借40万元，此项借款即作为省政府拨给省行的增资款。时间不到一月，财政厅用面额140万元的四川省库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万元，省行付给即期本票80万，财政厅即用以分别偿还美丰、川康两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还省行。与此同时，财政厅又以95万元的四川建设公债向省行抵借58万元。这样，财政厅在四川地方银行改组为四川省银行的时侯，名曰增资80万，实际财政厅倒套借了58万元。这是刘航琛扩大额度，套取资金，惯用的手法之一。
刘航琛任省行总经理后，首先面临收回地钞问题。四川省地方银行于1934年成立，为解决刘湘军费开支的需要，一开始就发行"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票面分1元、5元、10元3种。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钞发行额达3300馀万元，而现金准备只有300馀万元，不及1/10。遂致现金日贵，地钞日贱，每千元地钞掉换现金，需补水达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酿成重庆、成都发生严重的挤兑现象，甚至发生挤伤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动，难以平息。刘航琛以财政厅长身份，一面邀集重庆金融界商议，决定将各行庄所有地钞，尽量交由"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准备库"封存，组织"抵解委员会"，发行一种"抵解证"。此证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换一次，每半个月应得子金即附带注明于证内。子金由财政厅负担，归执证人所有。利率若干，则于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员会"召集各行庄议定之。此法实行后，重庆各行庄共封存地钞700万元。地钞发行额虽有 3000馀万之巨，但以川省幅员辽阔，外县流通者占多半。重庆一地封存700馀万元不用，市面筹码顿形减少，挤兑之风因此和缓。同时派专车运现接济成都，风潮始暂平息下来。另一面又求助于蒋介石。蒋的中央统治势力伸进四川，在成都设立"委员长行营"，推行其法币政策，把发钞权收归中央。几经策划，由"行营"于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钞按八折以"中央本钞"收销，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损失。
但在地钞于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换中央本钞之前，刘航琛就向财政部请示由四川省银行发行5角辅币。四川省银行同各地银行、钱庄以签订契约方式领用辅币，以扩大发行。据1937年10月四川省银行帐面记载，实际发行额为998.3万元，已达到饱和点，以后奉令停止发行。辅币券纸质低劣，极易损坏，在流通过程中，散失很多，有相当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祸殃。
刘航琛发行纸币的野心，并不止此，也不因为发行条例的限制而把他束缚在只发行辅币的范围之内。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辅币外，还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张的大额钞票达一亿几千万元，不过这种大钞，碍于国民政府金融法令，没有发行出来。接著抗战爆发，刘湘死在汉口，刘航琛的财政厅长也随之垮台，他即把印制的大钞作为礼品送给宋子文，以献媚讨好的口气说:抗战发生，需要大批军费，增发钞票，势在必行。用省行名义印的钞票，只要涂去四川省银行字样，加盖财政部或中央银行图章就可发行。宋欣然接受、实行，这就增添了纸币泛滥、贬值的一部分筹码。 - 发行公债。在刘航琛担任财政厅长期间，还先后发行了"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二十五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二十五年四川善后公债"、"二十五年四川建设及换偿公债"，金额共达1.45亿元。在发行这样大量的债券中，刘航琛仍采取过去办法，以各家银行钱庄作为推销债券主要对象，分别给以不同利息和按票面额六折或七折推销。
- 收兑利济期票。刘航琛任财政厅长后，重庆禁烟总局局长由唐华接任。对烟土实行"统收统销"，以便官方垄断专利。当时，重庆统收处官商合组"利济财团"(以川盐银行和美丰银行股本最多，遂由川盐董事长吴受彤、美丰总经理康心如分任财团总经理、协理)，集资 500万元，作为收购基金，收购现金不足时，就开出期票收购烟商存货，再将收购烟土分发所属各县的禁烟分处销售。统收票由于存货积压，无法脱手，而烟商手上捏有不少烟土纷请收购，亦不能解决，加以派给各县禁烟分处的烟款收不回来，影响"利济"期票到期不能兑现。而"利济"期票，多数由盐商持向重庆金融界贴现，如期不能兑现，单是各银行头寸就积压 2000多万元，造成市面银根特紧。当时吴受彤和康心如为此事同唐华闹翻了，互相埋怨，大吵大骂。刘航琛在场，他当即装出竭力解决此事的关心态度说:把未兑现的"利济"期票，一齐收来拿给我，换给财政厅的期票，认二分利，统收处的存货归我出卖了来偿还。他这样作，表面上是把"包袱"转给财政厅，使市面银根活跃起来，而实际上他借机抓住这笔钱解救当时四川财政上的困难。
此外，刘航琛为了培植一批亲信，发展基层势力，在1935年上半年，开办"财训班"，以刘湘为班导，自任副主任。一共办了3期，每期3至5月不等。结业后将这批人员调往省内各地征收机关，有的充任征收局长，控制了各地的财政收入。
总的，由于四川军阀防区制的打破，军事、政治、财政基本上趋于统一，在刘航琛担任财政厅长期间，由于他多方搜括民财，扭转了四川的财政困难局面，确已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馀。
支持刘湘编外扩军
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的首要任务，在于统一改编四川的军队。据说当时全川各军核实编完过后，尚有二百七八十个团之多。改编以后，仍由各军军长统率，按名发饷，任何部队均不得再有增加，堵塞了各军任意扩充部队的门路。刘湘部队实力虽远超其他各军之上。但其野心不死，还要利用军、政、财大权在握，暗中发展部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刘湘将在原有部队之外，增加若干团的意图，同刘航琛商量，要他在财政上想办法，并提出购买武器需要2000万元左右。刘航琛极力表示愿意效忠，还拍著胸膛说:"甫公 (即刘湘)尽管去办好了，财务完全由我负责。"
公职
| 前任： 孙越琦 |
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 1949年—1950年 |
继任： 严家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