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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出行的準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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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出行的準備工作中國古代有名的旅行家，大多數都有着很高的文學天賦，以我們最熟悉的唐代大詩人李白為例，自從辭官飄然離開長安之後，他就遊覽了唐朝的大好河山，並且留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詩篇。而李白這樣的古代行旅生活肯定會讓現在生活在蝸居之中的現代人浮想聯翩，如果要是在古代的話，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豈不是輕而易舉?[1]
然而事實上從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四字的排序之中我們能夠注意到，「行」被放在了最後一位，這並非是因為中國古人對出行工具和出行道路的不重視，而是因為古代交通條件有限，旅途通常是漫長而危險的。因此古人在踏上旅途之前，往往需要進行若干的準備工作，並且其中的一些規則曾經長期流行於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生活之中，並且成為中國傳統禮儀的代表性象徵。
出門前的心理準備：龜甲占卜，擇良辰吉日
儘管占卜之術在現代人看來純屬無稽之談，但是在中國古代極其注重風水堪輿的古典唯物主義認知之中，「占卜」占有極其重要的社會地位。如果從現代社會心理學角度來考慮的話，古人出行之前「占卜問卦」事實上是追求一種心理環境的莊嚴與肅穆，是一種效果極好的情緒安慰劑。
早在商朝後期，殷墟遺址之中就出現了有關占卜的一些物品，當時的古人使用火來炙烤龜甲或者獸骨，然後通過上面的裂紋來預測未事物的吉凶，這一方式便被稱之為「卜」。當然，占卜不一定非要使用龜甲，用草木等物品亦可，司馬遷在《史記·龜策列傳》中介紹，占卜這一文化不僅僅在中原地區流行，在偏遠的「蠻夷氐羌」等地區也同樣盛行，可見這一神秘儀式對古代人民生活的重要程度。
在殷墟遺址出土的卜辭之中，商王所詢問的內容大多數是征伐、巡遊等出行活動的凶吉，如「貞：勿出行」、「往來亡(無)災?」等記載，都是商王出行時所進行的卜問記錄。兩周時期，傳說天子或者諸侯每5年都要舉行一次巡狩活動，在這一行動之前必須連續問卦5年，每年都是吉兆才能夠啟程。
那問題來了，如果要是占卜結果不吉利的話，那天子或者諸侯們是不是就沒辦法出門了呢?據《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之。」 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得到吉兆，周天子或者諸侯們就應該加強自身的修養和德行，然後重新問卜。
當然，這種占卜之術古往今來有不少學者都提出過質疑，比如戰國時期的韓非子、漢代思想家王充等等，他們曾經在自己的著作之中批判過這種迷信做法，但是問卦占卜的形式卻依然長期流傳於古代上層社會，並且對於古代人的出行帶來極大的影響。舉例來說，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的秦代古代墓葬之中，出土了10餘種先秦時代的秦朝竹簡，其中包括《日書》兩冊，而《日書》正是先秦時期人們為了確定時辰的吉凶而行事的數術文化著作。
《日書》所記載的大約都是行歸宜忌的內容，特別是行歸忌日多達151日，也就是說全年365天之中有將近一半的時間不適合出門。儘管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交通業發展和盛行的一個新階段，但是這一時期人們的出行卻受到了多方面的禁制，並且由此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出行規律與社會民俗，有些甚至已經到了十分嚴苛甚至偏執的情況。
《後漢書·郭躬傳》之中，就記載了一個嚴格遵守中國古代曆法的平民——陳伯敬。漢桓帝時期兵荒馬亂，這一特殊時期也嚴重影響了陳伯敬的出行規律：除了小心謹慎之外，他的出行也嚴格遵循曆法上的吉凶：
「行必規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 儘管如此，他卻依然避免不了因罪致死的下場，這很顯然是莫大的諷刺。
那麼有人就會問了：中國古代曆法對平民出門的制約力真的有那麼大嗎?事實上，曆法並非法律，儘管歷朝歷代的出行禁忌多有不同並且普遍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區，這種出行禁忌對於普通平民百姓的制約能力還是極其有限的，如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之中，甄士隱認為讀書人賈雨村應該選擇十九日作為黃道吉日進京趕考，結果第二天賈雨村就上京趕考，並且他還留下話給甄士隱：「讀書人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而甄士隱聽了之後也只能作罷。
從賈雨村的態度我們能夠察覺到讀書人對選擇黃道吉日的正確態度，即所謂的「事理為要」，相信在他們日常的出行生活之中，也是通過這種靈活的態度和手段來處理行旅生活和擇吉避凶之間的矛盾的。
出門前的物質準備：重裝車馬，行萬里之路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軍事觀念之中有着「三軍未動，糧草先行」的道理，這一理論對於需要長途旅行的旅人們來說同樣適用。而這種物質準備，在中國各個朝代之中的稱呼卻不太一樣：魏晉南北朝之前，為了滿足行旅需要而準備的物資一般被稱之為「裝」或者「行裝」，此後改稱為「行資」，到宋元時期又變為「盤纏」，與此同時還有「旅資」、「旅費」等多種代稱。
先秦時期，當時的行裝一般都需要使用馬車或者船隻進行裝載，比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滅亡吳國之後，認為自己應該急流勇退，於是辭官退隱之後「輕其輕寶珠玉」，乘船帶着家人離開了越國，後來定居於陶地，後人又被稱之為「陶朱公」。後來，范蠡的次子因為殺人被楚國抓了起來，於是他就讓自己的三兒子帶着滿滿一車黃金前往楚國，為了遮掩車內的財富，他將這些黃金放在粗劣的瓦罐之中，並且使用牛車進行運輸，可見范蠡對兒子出行規劃的細緻程度。
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之中，我們也能夠察覺到古代人對於出門行裝準備的重視程度：如《刺客列傳》之中，太子丹為荊軻找好刺殺秦王的匕首之後，「乃裝為遣荊軻」;而《孝武本紀》之中也記載方士欒大曾經準備應漢武帝的命令「治裝行，東入海」，尋找他的老師從而為漢武帝求得長生不老藥。
從以上記載之中我們可以發覺，所謂「裝」或者「行裝」、「治裝」所指的都是旅行路上事先準備好的物資，一般情況下來說，「行裝」的選擇應該以輕便簡潔為主，因此范蠡所攜帶的都是「輕寶」，可見如果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情況下，攜帶貴重珠寶或者金銀等貨幣應該是最為明智的選擇。
不過由於秦漢時期長期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導致這一時期的「行裝」費用頗高。西漢初期，陸賈作為西漢使者出使南越，當時的南越王賞賜給陸賈「橐(tuó)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後來陸賈為了迴避漢朝權力之爭回鄉歸隱，於是將先前「所使越得橐中裝」全部拿出賣得千金，作為他三個兒子創業的資本。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南越王賞賜給陸賈的「橐(tuó)中裝」是漢朝使者所得到的專用旅費，而陸賈之所以能夠將南越王的禮物賣得千金，是因為南越王所贈與的旅費實際價值過於昂貴的緣故。那麼南越王的禮物為什麼如此值錢呢?對此唐代著名學者司馬貞認為裡面的東西應該是「明月珠之屬」，也就是南越特產的夜明珠。
西漢初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繁榮，商人們在準備出行之前都需要準備極其繁重的「行裝」，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之中，司馬遷對漢朝初期的經濟形勢是這樣評價的：
「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可見商人「重裝」，也就是需要準備充足的旅費週遊天下，是一件令人矚目的客觀事實。
南北朝時期出現了新的名詞「行資」，用於形容旅人的物資準備，如宋代《太平廣記》之中所收錄的南朝宋《幽明錄》記載：
「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 而北魏文學家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也曾經記載，宋雲與惠上曾經「割捨行資」，在城北附近修建了一座「浮圖」。
宋元時期，行旅生活的費用被民間俗稱為「盤纏」，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古代銅錢都是中間有孔洞的方孔銅錢，每一千枚為一「貫」，於是古代旅人就將這些銅錢綁在腰上，這樣的旅費即方便攜帶又不會丟失，因此這種「盤起來纏在腰上的銅錢」就成為了旅費的代名詞。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盤纏」一詞除了用於代指旅費之外，有的時候還往往代表一般的柴米油鹽等日常費用，如南宋詩人蕭德藻《樵夫》有云：
「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一日頗悠遊。」 除此之外，「盤纏」作為生活費用的代名詞還經常出現在元代雜劇之中。「盤纏」一詞的大行其道，反映出當時的平民階層已經有更多的自由和權利選擇出門旅行，並且出門旅行在古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