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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邶风·击鼓(《诗经》篇目)
《国风·邶风·击鼓》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典型的战争诗。这是一位远征异国、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唱的一首思乡之歌。全诗共五章,每章四句。前三章征人自叙出征情景,承接绵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两章描写战士间的互相勉励、同生共死,令人感动。此诗描写士卒长期征战之悲,无以复加。其中,描写战士感情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后世也被用来形容夫妻情深。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 | 国风·邶风·击鼓 | 作品出处 | 《诗经》 |
作品别名 | 邶风·击鼓、击鼓 | 文学体裁 | 四言诗 |
创作年代 | 周代 | 作 者 | 无名氏 |
作品原文
击鼓其镗[註 1],踊跃用兵[註 2]。土国城漕[註 3],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註 4],平陈与宋[註 5]。不我以归[註 6],忧心有忡[註 7]。
爰居爰处[註 8]?爰丧其马?于以求之[註 9]?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註 10],与子成说[註 11]。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註 12],不我活兮[註 13]。于嗟洵兮[註 14],不我信兮[註 15]。 [1]
词句注释
- ↑ ⑴镗(tāng):鼓声。其镗,即“镗镗”。.
- ↑ ⑵踊跃:双声连绵词,犹言鼓舞。兵:武器,刀枪之类。
- ↑ ⑶土国城漕:土:挖土。城:修城。国:指都城。漕:卫国的城市。
- ↑ ⑷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
- ↑ ⑸平:平定两国纠纷。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陈、宋:诸侯国名。
- ↑ ⑹不我以归:是不以我归的倒装,有家不让回。
- ↑ ⑺有忡: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
- ↑ ⑻爰(yuán):哪里。丧:丧失,此处言跑失。爰居爰处?爰丧其马:哪里可以住,我的马丢在那里。
- ↑ ⑼于以:在哪里
- ↑ ⑽契阔:聚散、离合的意思。契,合;阔,离。
- ↑ ⑾成说(shuō):约定、成议、盟约。
- ↑ ⑿于嗟:叹词。
- ↑ ⒀活:借为“佸”,相会。
- ↑ ⒁洵:久远。
- ↑ ⒂信:守信,守约。 [1] [2] [3]
白话译文
战鼓擂得震天响,士兵踊跃练武忙。有的修路筑城墙,我独从军到南方。
跟随统领孙子仲,联合盟国陈与宋。不愿让我回卫国,致使我心忧忡忡。
何处可歇何处停?跑了战马何处寻?一路追踪何处找?不料它已入森林。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让我握住你的手,同生共死上战场。
可叹相距太遥远,没有缘分重相见。可叹分别太长久,无法坚定守誓言。[2][3]
创作背景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此说由《毛诗序》首倡:“《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夏,卫联合陈、宋、蔡共同伐郑。许政伯认为是指同年秋,卫国再度伐郑,抢了郑国的庄稼。这两次战争间有兵士在陈、宋戍守(《诗探》)。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提出的“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卫穆公出兵救陈”说:“此乃卫穆公北清北之盟,求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姚际恒以为《毛诗序》所说“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清代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是“戍卒思归不得之诗也”。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不管是哪种背景,可以肯定的是:此诗反映了一个久戍不归的征夫的怨恨和思念。 [2][3]
作品赏析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邶风·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这首诗在结构和手法上有不少独到之处。结构上,它基本按时间顺序,写出一个被迫南征的兵士在出征前、出征时和出征后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其中又插人回忆,形成往事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在结构上形成顿宕。同时,在叙事之中又间以抒情,在情感上又形成波澜。尤其是最后一层,完全是直抒其情并皆以“兮”字结尾,仿佛一个涕流满面的征夫在异乡的土地上,对着苍天大声呼喊,对着远方的亲人诉说着内心的思恋和苦痛。[3] [4]
外部链接
名家点评
- 《毛诗序》:《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
- 孔颖达《诗疏》:怨者,情所恚恨。……经五章皆陈兵役之怨辞。……当往之时,不于我以告归期,不知早晚得还,故我忧心忡忡然,忧不得归也。
- 朱熹《诗集传》:“卫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或筑城于漕,而独南行,有锋镝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之。”(第二章)“平陈与宋”“平,和也,合二国之好也。旧说,以此为《春秋·隐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时,宁、卫、陈、蔡伐郑之事,恐或然也。”(第三章)“于是居,于是处,于是丧其马,而求之于林下。见其失伍离次无斗志也。”(第四章)“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第五章)“言昔者契阔之约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复得与其室家遂前约之信也。”
- 钱钟书《管锥编》:《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正义》:王肃云:“言国人室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按《笺》甚迂谬,王说是也,而于“契阔”解亦未确。盖征人别室妇之词,恐战死而不能归,故次章曰:“不我以归,忧心有忡”。[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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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大华中学演唱《诗经·邶风·击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