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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谶 |
图谶的含义图谶本义指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是古代关于宣扬迷信的预言、预兆的书籍,常附有图。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1]
起源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崇尚经学。谶语附会儒学,与经义挂钩,正是迎合时尚。因之方士们就把揣摩时势的谶语同经学结合起来,这就是汉代谶纬真正的起源。
图谶萌芽于先秦时代的“巫师图像”。巫师图像原是一种应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两汉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下,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改造,遂演变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兴盛
西汉末年,王莽之乱,社会动荡,危机重重,此后谶、纬合流,著书立说,编造预言风行一时。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的。《后汉书·方术传》:“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
东汉时期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向,就是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图谶。”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假托神意、假托孔子而作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经是基本原理,纬则是把经学神学化。
东汉法学除继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外,也受到荒诞迷信的"谶纬"之学的影响。"谶"是方士将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伪托为神灵天命的征兆,编造而成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得名,是假托神意或假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解释经义的著作。
谶和纬都在宣传天可以谴告人的迷信思想。如《春秋纬·运斗枢》说:“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春秋纬·文耀钩》说:“彗入斗,辰守房,天库虚,狼弧张,期八年,王伯起,帝产亡,后党嬉。”这都是用天上星象变化来附会人事,预示吉凶。纬书还把帝王圣人神化,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刘秀初起事,
宛人李通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刘𬙂起事于舂陵,次年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昆阳之战重创莽军,刘秀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公元23)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于次年五月诛河北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实力大增,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此时有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 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强华, 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鬭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 周 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刘秀以为“受命于符”,公元25(即建武元年)六月,在于鄗南设坛即帝位,主火德,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中兴汉室,史称东汉。
巅峰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汉光武帝即位之后。
汉光武帝刘秀曾利用图谶称帝,取得政权后,继续把谶纬奉作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在发布诏命、制定法令、施政用人等方面都要根据图谶,引用谶纬。建武二年(26),下诏求能内谶二卷者不得,又命博士薛汉、郎中尹敏校定图谶。光武帝笃信图谶,即位之初据谶推定(东)汉为火德,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据此“赤伏符”制定郊祀之礼,行夏历,定服色。所谓“四七之际”,’‘四七’‘即二十八,’‘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而昔汉武帝确立汉主土德,服色尚黄,由是行火德之运。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光武帝起明台、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至此,图谶成为最高皇权认可的法定的经典。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光武帝刘秀病死在洛阳南宫,时年63岁。
从发兵,到称帝,以至登基之后,多次利用图谶服务于帝国统治,甚至临死前的头一年,还做了两件与图谶高度相关之事:一、泰山封禅,二、"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对于应运而起的图谶进行编纂修定,另一方面又亲临泰山搞封禅活动,宣扬皇权神授,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图谶之学大为盛行起来。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光武帝刘秀是把图谶(嬗变了的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而且贯彻的很彻底。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宋以下
唐代的武则天也是一个图谶的迷恋者。历史学家会谴责她除异己、诛大臣、信图谶、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等行为;但又会对她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崇文学、重著述等措施而信服。只能说她是一个奇特的结合体。
至宋代,河图洛书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改变。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而北宋的欧阳修、程颐,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则主张疑古辨伪,求真信实,认为自汉至宋的所谓河图洛书皆为附会之作,不足为凭,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双方针锋相对,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涵、地位等争论不休,对理学、易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人徐天麟说:“若夫谶纬之学,背于六经,以文其私说,杂以图记,证以占验,始自哀平,盛于建武。上意所好,下争趣之。由是,东京之士,波流风靡,虽贾逵、曹褒之伦,亦且溺其习而不自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