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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讖 |
圖讖的含義圖讖本義指將來能應驗的預言、預兆。是古代關於宣揚迷信的預言、預兆的書籍，常附有圖。讖，是秦漢間巫師、方士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1]
起源
漢武帝以後獨尊儒術，崇尚經學。讖語附會儒學，與經義掛鈎，正是迎合時尚。因之方士們就把揣摩時勢的讖語同經學結合起來，這就是漢代讖緯真正的起源。
圖讖萌芽於先秦時代的「巫師圖像」。巫師圖像原是一種應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改造，遂演變成「河圖洛書」的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興盛
西漢末年，王莽之亂，社會動盪，危機重重，此後讖、緯合流，著書立說，編造預言風行一時。這種變化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尤其是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密切相關的。《後漢書·方術傳》：「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
東漢時期還出現另外一種趨向，就是河圖洛書已經演變發展成為有文字、成篇章的書籍，而且和讖緯之學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圖讖。」所謂「讖」，「詭為隱語，預決吉凶」。所謂「緯」，則是用神學觀點來解釋經義，假託神意、假託孔子而作的書。與《易經》、《詩經》、《書經》等「六經」相對應，有《易緯》、《詩緯》、《尚書緯》等所謂「六緯」。經是基本原理，緯則是把經學神學化。
東漢法學除繼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外，也受到荒誕迷信的"讖緯"之學的影響。"讖"是方士將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現象偽托為神靈天命的徵兆，編造而成的隱語或預言，常附有圖，故又稱為"圖讖"。"緯"是與"經"相對得名，是假託神意或假託孔子用詭秘的語言解釋經義的著作。
讖和緯都在宣傳天可以譴告人的迷信思想。如《春秋緯·運斗樞》說：「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禍起，則日蝕。」《春秋緯·文耀鈎》說：「彗入斗，辰守房，天庫虛，狼弧張，期八年，王伯起，帝產亡，後黨嬉。」這都是用天上星象變化來附會人事，預示吉凶。緯書還把帝王聖人神化，並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是由天命安排好了的，其興必有禎祥，其亡必有妖孽。
王莽末年，赤眉、綠林起義先後爆發，新莽政權呈現敗亡之兆。《後漢書·光武本紀》記載，劉秀初起事，
宛人李通以圖讖「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勸說劉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劉秀與其兄劉縯起事於舂陵，次年更始政權建立後，劉秀任太常、偏將軍。地皇四年昆陽之戰重創莽軍，劉秀被封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同年（公元23）九月，新莽政權覆滅。更始帝北都洛陽後，劉秀又行大司馬事。於次年五月誅河北王郎，封蕭王。河北地區豪強地主率宗族、賓客、子弟先後歸附劉秀，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編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起義軍，實力大增，關西稱劉秀為「銅馬帝」。此時有讖緯家所造符籙，謂劉秀上應天命，當繼漢統為帝。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載：「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強華， 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 周 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劉秀以為「受命於符」，公元25（即建武元年）六月，在於鄗南設壇即帝位，主火德，重建漢政權，不久定都洛陽，中興漢室，史稱東漢。
巔峰
讖緯之學達到高峰期，當在漢光武帝即位之後。
漢光武帝劉秀曾利用圖讖稱帝，取得政權後，繼續把讖緯奉作一項重要的統治工具。在發布詔命、制定法令、施政用人等方面都要根據圖讖，引用讖緯。建武二年（26），下詔求能內讖二卷者不得，又命博士薛漢、郎中尹敏校定圖讖。光武帝篤信圖讖，即位之初據讖推定（東）漢為火德，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據此「赤伏符」制定郊祀之禮，行夏曆，定服色。所謂「四七之際」，』『四七』『即二十八，』『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而昔漢武帝確立漢主土德，服色尚黃，由是行火德之運。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劉秀封禪，劉秀未允。兩年之後，他在齋戒時讀到《河圖會昌符》中的「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據「河圖洛書」，向他說明有關封禪問題。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條根據，奏請光武帝封禪。於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劉秀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並刻石以記之。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光武帝起明台、靈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又正式"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光武帝紀》）。至此，圖讖成為最高皇權認可的法定的經典。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光武帝劉秀病死在洛陽南宮，時年63歲。
從發兵，到稱帝，以至登基之後，多次利用圖讖服務於帝國統治，甚至臨死前的頭一年，還做了兩件與圖讖高度相關之事：一、泰山封禪，二、"宣布圖讖於天下"。作為東漢開國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對於應運而起的圖讖進行編纂修定，另一方面又親臨泰山搞封禪活動，宣揚皇權神授，這些做法使得河圖洛書日益正統化和神聖化，圖讖之學大為盛行起來。如《後漢書·張衡傳》所云：「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附以妖言。」光武帝在其統治末年還「宣布圖讖於天下」，企圖以儒家學說與讖緯神學的混合物作為武器，加強對人民思想的統制。光武帝劉秀是把圖讖（嬗變了的河圖洛書）作為做皇帝的天命根據的第一人，而且貫徹的很徹底。
光武帝之後，明帝、章帝等沿襲其風，大搞圖讖，河圖洛書對當時儒學和整個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唐宋以下
唐代的武則天也是一個圖讖的迷戀者。歷史學家會譴責她除異己、誅大臣、信圖讖、崇佛教、建寺院、築明堂、造天樞、鑄九鼎等行為；但又會對她勸農桑、薄賦斂、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崇文學、重著述等措施而信服。只能說她是一個奇特的結合體。
至宋代，河圖洛書出現了又一次大的改變。北宋的陳摶、劉牧、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圖十書九」等圖式來解釋《周易》的原理，出現了各種圖式和圖說，後人稱之為圖書學派。而北宋的歐陽修、程頤，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則主張疑古辨偽，求真信實，認為自漢至宋的所謂河圖洛書皆為附會之作，不足為憑，後人稱之為反圖學派。雙方針鋒相對，對河圖洛書的具體內涵、地位等爭論不休，對理學、易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人徐天麟說：「若夫讖緯之學，背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以圖記，證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趣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2]